清末兖州教案

　　19世纪80年代以前，山东的天主教势力主要是法国保护下的方济各教派。1874年，山东虽被分为鲁北、鲁东、鲁南3个主教区，但鲁南辖区还没有主教进驻。1879年，德国天主教圣言会派神甫安治泰来华。1880年7月，安治泰到达济南，被山东主教顾立爵分配到鲁南。接着，圣言会教士福若瑟又被派至山东。1882年1月，安治泰被任命为代理主教。他与福若瑟来到阳谷的坡里庄，以此为基地向外扩张。但圣言会在鲁南的教务拓展却困难重重，尤其是在被称为孔子故里的兖州府和曲阜县，儒家正统思想根深蒂固。但安治泰认为，在孔夫子的故乡谋求发展，对圣言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安治泰等人积极在兖州及其附近地区加紧活动。
　　1886年9月5日，安治泰“亲诣兖州，拟在城内造堂盖房，即行价买郡城东街吕锡光宅房一所”。尽管安治泰“进行得极其隐秘，买房的事还是很快传开了”。“绅士汤诰、范宝真等闻知，纠众不准其买宅建堂，并不准传教士在城居住”。他们到处张贴仿照官板刊印的匿名揭帖，宣称：“天主教起自欧罗巴洲，蔓延中国。……尤其好行强暴，惟利是图，以夺人之国为奇功，占人之地为豪举……入教后，有事即以教民为兵，逼令捐输金银，充其兵饷，并驱令冲挡头阵，使我中国人自相残杀……现我二十省军民同深义愤，欲翦元凶。”号召“阖郡乡谊，同伸大义，门户绸缪，斩杀汉奸，以清内乱，驱逐洋教，以靖外尤”。并规定不许卖给洋人房屋、土地及食物，不准容留洋人住宿，不准充当洋人役仆，“洋人入境，除拿其跟随汉奸外，即率众将洋鬼逐出境外”。在这种情况下，安治泰望而却步。后来，绅士们买下了这所房子，并在这里盖起了考场楼（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85、221、223—224页）。
　　安治泰见风波稍息，又暗地在兖州城里买张宝干房屋一所，同时引诱教民单春堂“奉献城宅一区”。正当安治泰派人前往修屋，以便来住时，又为绅民发现。1887年8月21日，汤诰、范宝真等“白昼纠众，封锁城门”，因安治泰“所派修教堂之人、卖主、中人等逃避”，绅民遂将单春堂房宅拆毁一空；嗣又至张宝干家，将其门窗拉去，因张母声明此房并未卖，才使“民忿稍息，而未遭毁坏”（同上书，第221—222页）。
　　事件发生后，教徒单春堂跑到济宁，向安治泰作了报告。安治泰亲往省城禀请巡抚张曜查办。张曜饬济东道王作孚办理。但9月间，安治泰遣教徒王燕吉携函赴兖州兖沂曹济道道署时，又为兖州绅民“搜翻”，“抢去衣物信件，私押数日”。与此同时，济宁、郯城等地，亦有反对教会的事件发生。于是，安治泰便到北京法国使馆，面见公使李梅，将所谓“绅士诸凡扰害”情形告之，“并请代为转达”，“妥速禁止”（同上书，第222页）。
　　1888年1月19日，李梅照会总理衙门，声称“绅士汤诰、范宝真等，实属目无法纪”，强烈要求将他们“严行革斥惩办，以儆将来”；同时要求总理衙门转行山东巡抚，“转饬兖州各地方官，于教士等不日复往该处居住，妥为设法保护，并将教士价买各地基令即交还。至所有绅士纠众毁坏房屋，饬由绅士自备重修，以昭公允”；另外要求将流传兖州的反教揭帖“严行扫去净尽”（同上书，第222—223页）。
　　总理衙门接到李梅照会后，一面行知山东巡抚张曜，严饬销毁匿名揭帖，并妥为弹压，又于1月28日照复李梅，指出“兖州府城向无教堂，今安教士辄欲买宅建堂，以致物论哗然，盖亦有故”；“中国信从孔圣之教，备极尊崇。兖州系属孔子故里，亦儒教根本之地。若欲在该处建立教堂，非但本地人忿忿不平，即天下之人亦必闻而惊骇。……现在该处人情汹汹如此，恐激成事端，地方官亦无词可以禁止”。所以，“兖州建堂系属大拂人情之举，势不能行”。为此，总理衙门要求李梅“转嘱安教士，不必再作此议，徒费口舌”（同上书，第225页）。但李梅根据不平等条约于2月9日照会总理衙门辩驳说：“天主教流行中国，通准奉习，无所查禁……并未限定其数多寡，亦未言及某某等处不得建造。”所以安治泰在兖州添设教堂“乃例所准行”；且兖州城释、道、回三教各有庙寺，“于三教寺庙外，另建一天主堂”，兖州居民及天下之民不至惊骇（同上书，第225—228页）。以后多次照会，李梅屡屡要求允许天主教入兖，但也均遭总理衙门拒绝。
　　1889年4月11日，李梅见索回房基无望，便亲至总理衙门交涉，声称：“山东兖州府教士买房，百姓不愿，现在卖主张宝干尚羁禁济南府监内。既不准教士买房，可将房价银两还他，我可叫他不必定在兖州传教”（同上书，第233页）。22日，总理衙门据此行文山东，巡抚张曜饬济东道王作孚将安治泰所交京钱700千文退还。但安治泰竟“延不收受”。7月间，王作孚又“专函派员送交，乃该教士仍坚不肯收。不久，安治泰即回函称其在兖州买房花费京钱2000余串，“兹称京钱700千，数亦不符。且主教前月底寓京都，敝国李公使并无提过此事，刻下亦无函信，碍难将此项接收，须俟敝堂接到李公使来函再议。”张曜乃于7月11日致函总理衙门，恳请照会李梅，“函饬安教士查收，俾得迅速完案”（同上书，第232—233页）。但李梅竟与安治泰串通一气，于8月6日照复总理衙门，亦云安治泰所交房价并非700吊，实系2000吊，其中1300吊交张宝干收讫，余下700吊交张母收受；除2000吊外，安治泰尚“收养张宝干半年之久”（同上书，第234页）。总理衙门8月10日复函说：此次照会，“似有节外生枝之意，是此事终无了期，本衙门亦无从办理也”（同上书，第235页）。
　　1890年以前，安治泰及其圣言会一直受法国保护。为此，德、法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护教权的斗争，德国终于争取到在华德国天主教会的保护权。1890年8月，安治泰回到柏林，德皇答应给予其教会“完全而充分的保护”；11月24日，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亦接到电谕，“要他代表德意志帝国负责保护传教士和教团的安全”（青岛市博物馆等编：《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66页）。从此，兖州教案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890年12月27日，巴兰德照会总理衙门，声称“山东南界德国天主教堂被人欺凌，望照约保护”，同时告知将派驻天津领事司艮德到兖州“体察此案情形”，“仍望转饬沿途照约保护”。翌年1月7日，总理衙门照复巴兰德，说明“该省士民素奉儒教，往往歧视西教”，“而教士不察人情愿否，必欲强为其难，不免因此生事”，因而“兖州府属断难议立教堂”；至于“安教士原交房价只有700千，应令遵照收回，别无办法”（《山东教案史料》，第235—236页）。
　　1月20日，司艮德在副主教福若瑟及教士韩理陪同下，由济宁进入兖州。因其来兖的消息早已传出，故在城外即吃了闭门羹。交涉中，司艮德“仍索前张宝干、单春堂两处地基”，当地官署一时未置可否。兖州绅民闻司艮德来为天主教索地，连日聚议，“四散流言”。道台中衡、知府穆特亨额、知县朱庆元等出告示晓谕城乡绅士加以“开导”，终因“人心固结，众怒难犯”，不得不劝司艮德“暂行他去，以便从容晓谕办理”，同时禀告巡抚张曜，要求速告总理衙门，照会德使，“速饬司领事暂行他去”。可是，司艮德却“坚执己见，非得地不去”，更激起绅民们的愤慨。他们遍撒揭帖，宣称“吾本邑士民团期于十二月十五日（1月24日）痛击并驱逐洋鬼子”。至1月24日，“街上的人数也数不清，他们来回穿行，就像滚滚的海水震荡起伏”。中午，绅民们在一片锣鼓声中，高喊着“洋鬼子滚出去”之类口号，集成队伍向着司艮德住处冲来，官府派来的30余人卫队予以保护，知县朱庆元亦赶来弹压，驱散绅民。第二天，司艮德不得不离开兖州（同上书，第238、286—287页）。
　　1891年9月，刚从欧洲回来的安治泰又通过德使再三提出亲往兖州查看的要求，清政府屡以“东抚已委员复查，自能认真办理”为由拒绝。当时，鲁南发生教案颇多，为顺利解决济宁等地教案，中德一度达成兖州教案“缓办”的协议。以后数年间，安治泰等人表面上将注意力转向济宁等地，但暗中却派教士前往滋阳（兖州府驻地）各乡传教，为其下一步进入兖州做准备。传教士在滋阳各庄蓄意制造纠纷，安治泰、巴兰德等人则借口教案向清政府讹诈。1892年、1894年，他们分别借口“郭家营教案”、“孟家庄教案”与清政府交涉。清政府饬地方官查办，结果所谓“教案”，均系捏造。
　　自1893年开始，德使巴兰德及继任署使师特恩博、公使绅珂多次照会总理衙门，要求重议兖州教案。起初，巴兰德据安治泰意，要求“除兖州府城外，德国教士在山东南界各处及滋阳境内传教，丝毫不得拦阻”；总理衙门以“滋阳为兖州附郭首邑，并非府城之外另是一县，该处既未便建堂，即传教亦多窒碍”，要求“从缓办理”。以后双方几经交涉，仍无结果。　　1895年，安治泰经与德使馆多次交涉，被允许“他自己再到兖州府的衙门去试探试探”。当时德使绅珂曾亲至总理衙门交涉，声称：“山东兖郡绅民均愿传教，惟地方官始终支吾不允。现安主教拟往兖州府城，与地方官商办一切，请咨行山东巡抚转饬该地方官从长商办”（同上书，第258页）。总理衙门被迫同意。
　　安治泰来兖的消息传出，又在绅民中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兖州城关绅民吴春来等联名公禀至县，指出“闻安主教仍欲来滋，势必专为传教，以致城乡悚动”，“各处聚众以为攻击之计”，因而“恳咨总理衙门，告知安主教勿来滋阳”；又据绅民黄大年等呈诉，“皆谓洋教不入，民自相安，洋教一入，民心惶惶。均请申祥预行遏止”。署知县王燮光亦向道台姚协赞禀称：“兖郡为圣贤桑梓之邦，久已涵濡圣泽，一闻外洋人来此传教，不禁公愤同兴，势难相安于无事。”姚协赞只得照此禀请巡抚李秉衡据情“咨明总理衙门，令安主教从缓来兖”。李秉衡亦深感“兖郡绅民因闻洋人有赴该处建设教堂之议，始终坚持非其所愿。曾经地方官设法开导，委难转移风气。”根据李秉衡咨文，总理衙门于7月5日照知绅珂：“兖郡传教实系绅民不愿，并非地方官始终支吾不允”，要求“转致安主教暂缓赴兖”（同上书，第259—260页）。
　　但安治泰不听劝阻，于6月25日到达兖州。安治泰入城前，民间传说“官已允建堂，置圣人父母之邦于不顾”，遂“互相纠约，粘贴告白多张”，以示抵制。（同上书，第262页）姚协赞与知府王蕊修等多方晓谕，但“滋阳县民护持圣教之心过于固结”，是日姚协赞考课，“书院生童闻知洋人入城，不肯领卷”；绅民亦很快聚集，“填街塞巷，署门拥挤，出入皆难”，迫使官府将会见安治泰的地点改在司马第。双方会面时，绅民又纷纷集聚，“似恐官府允许在城传教，环聚而听”。姚协赞告诉安治泰：“传教之事委系郡中绅民素不信服，非地方官所能勉强逼从。”安治泰亦无异言，“惟请于乡间出示数张，俾已有教民地方免致事端。”姚协赞等当即允准，同时谕令绅民散去。安治泰出门，其跟役李世学肆口混骂，绅民回骂，李世学竟举鞭乱抽，众人回击，使其微伤数处。署任知县王燮光赶往保护，绅民不服，又将其挤倒。安治泰为勇役保护脱身，官府则严饬拿犯究办。次日，姚协赞往视安治泰，安治泰又“请速为拿人，并请速为出示”。姚协赞即饬王燮光出示晓谕各乡。27日，绅民又在活动，安治泰只好返回济宁（同上书，第262—263页）。
　　事后，德使绅珂于8月3日照会总理衙门，指责安治泰跟役被打等事系由道台姚协赞及绅士唆使，要求出告示惩责姚协赞；对张贻慈、任廷峻、范书舫3人，要求起码应摘去顶戴；并要求为安治泰备房往居。李秉衡咨致总理衙门，指出：兖州之事系百姓不愿建堂，非地方官执意不允，尤非地方官所能主使。而“此案积有岁年，安主教来一次，民间惊扰一次”；“百姓并为一心，已有蹈死不悔之势”，即令滋阳县代为觅房，仍势必“众怒难安”。同时鉴于“东省教案向委济东道办理”，故主张安治泰如有筹办事件，不妨径与济东道晤商，而不必去兖州（同上书，第261—262、280页）。
　　9月14日，绅珂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设法办结“所有在兖房屋地方官强占一事”，并提出与安治泰商议过的三项办法：其一，“于兖州府为安主教预备房屋，暂行居住，以便与该处地方官商办教务”；其二，6月25日等日，安主教在兖，姚协赞相待甚不合礼，自应出示惩责，俾使周知，绅董张贻慈等3人亦应摘去顶戴；其三，“安主教应许不常住兖州府，不设教堂，并不传教”。本来经过交涉，总理衙门“亦无不允之意”。但安治泰、绅珂却得寸进尺，于1895年、1896年间又陆续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主要的有：一、官府为安治泰备房暂住，俟安治泰入兖时，中国须派体统官员迎送，甚至提出由县令或总兵迎导；二、惩办滋事凶犯，保护教会，并威胁说：“如果贵国政府未能迅速力为弹压，加意保护，本国政府无奈须设法自行保护”；三、“照原价另购抵还”安治泰原买张宝干之房（同上书，第264、268、275—276、280页）。
　　对于绅珂等人的无理要求，总理衙门准备全部接受，但却遭到李秉衡等地方官的反对。后来，地方官府备好房屋，缉获案内张华亭枷责严惩，并出示谕禁，以儆效尤，答应派武弁率队迎导。绅珂等人仍不满意，甚至言“系奉国谕，难更改”，一再要求县令或总兵迎导安治泰入兖。李秉衡迭次电咨总理衙门，“派员迎接乃属员待上司之礼，各省教堂林立，此端一开，势必处处援照”（同上书，第274页）；知县或总兵迎导，“不独上辱朝廷，且下激众怒，士民积愤太深，必至铤而走险”（《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134—135页）。总理衙门受其影响，一度照知德使：“所有派员迎导一节，应请作为罢论”（《山东教案史料》，第275页）。
　　此时，德国政府正在为占领中国的一个军港而加紧侵略活动。11月30日，绅珂积极建议德国政府趁机夺取中国军港，他给德国政府电报中说：“在这方面，兖州府问题之诺言没有履行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理由。”此后，绅珂又屡次提议德国政府“先直接占领所希望的地点，然后再进行谈判”。并曾“写信主张利用中国延迟解决我们天主教传教士对兖州事件提出的控诉作为行动的理由”。与此同时，安治泰亦向德国政府进行了“屡次的陈诉”，“为其教会利益热烈主张应采取积极行动”（《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03、108页）。
　　由于绅珂多次恫吓，清政府一再电催李秉衡照绅珂所列条款“妥速办理”。至1897年间，安治泰终于“被清朝官员接进了他（在兖州）的新居”（《山东教案史料》，第289页）。其后，“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以此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中德议结“巨野教案”时，中国允许德国在济宁、曹州及巨野各建教堂1所，匾额均用“敕建天主堂”五字。1898年冬，德国圣言会提出巨野教堂不用“敕建”二字，其“奉有‘敕建’字样移建兖州教堂”（《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283、268页）。起初，清政府曾欲“按约劝阻”，但鉴于“德使欲于兖州建堂一事，蓄意已非一日”，最终仍做了让步。1899年，21米高的“敕建”教堂建成于兖州。从此，兖州教堂便成为圣言会的总堂和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