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历史潮流毅然参加广州警察起义的旧警们

　　（一）梁荫柏
　　1949年10月，我任广州市警察局西山分局长。当时解放军以破竹之势南下，直迫广州。早在两个月前，我已通过东堤警察分局长黄亮夫间接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钟静同志取得联系，接受了任务。10月12日，形势十分紧张、市面人心惶惶，我在分局召集全体员警开会，表示不随蒋军撤退，留下坚守岗位，并鼓励大家共同维持好真空期间的社会秩序。同时，我又会同本区副区长郑奇藻立即发动辖区内保甲长迅速组织联防，在居民住宅街头街尾设置木闸，以防万一。13日正拟组织巡逻队加强巡逻队时，发觉管警局员吴某怕死匿居家中，我立即撤去吴某的职务，另提升巡官莫大勋为管警局员，以鼓励士气。当时传闻土匪李润仔将率众入市抢劫，故加派岗哨在盘福路、西华路、陆军医院一带加强巡逻，分局内电话机值班指定办事员甘霖专一负责。
　　14日上午，匿居沙面的蒋军撤退总部还来电话催促我率队集中沙面一同逃跑，我即予以拒绝。随后接到警察总局代副局长练秉彝宣布起义的通电，我立即响应，接受指挥，日夜寸步不离岗位，率部积极维持治安秩序。当晚七时左右，练秉彝又以电话通知，说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抵沙河，嘱咐加强警戒，切实维持好治安。九时以后练秉彝来电话通知，说解放军已入城，望不要发生误会。
　　（二）乔永年
　　1949年10月，我任广州市警察局逢源分局长。当时广州已面临解放。一天，广州市警察局局长吉章简集中各分局长及所属人员讲话，神气十足地声言有信心保卫广州。可是在13日傍晚，他与副局长何名泽、刑警队长李彦良和部份分局长却星夜从沙面溜走了。
　　当时我认识到跟随吉章简等人逃走只有死路一条。事前我又曾看过解放军约法八章的文告，受到启发，所以决定留下来不走。13日那天，我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匿居法政路六号我姐姐的家中，秘密与亲信杨雨池（他是分局办事员，我的大舅）保持联系。14日上午，得知吉章简那一伙人已逃走了，便立即回到分局主持工作。不久，接警察总局来电话催我到总局开会，共商维持社会治安大计。到总局时见有总局秘书林起钰、人事室主任黎钟、文书股长陈耀之、保警大队长程长清以及黄逸民、练秉彝、凌璆、梁荫柏、李本珍、梁汉威等十几个分局长参加开会，市商会主席何辑屏也在座。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由太平分局长黄逸民、黄沙分局长练秉彝为代理正副局长。市商会主席何辑屏负责供给员警们的粮饷。会上，程长清又表明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使大家感到有党的指引，对起义就更有信心，愉快地接受了维持治安迎接解放的任务。同时还通过了以代理正副局长黄逸民、练秉彝的名义通电欢迎解放军入城。
　　当日中午回到分局后，先与局员、巡官、办事员商议，随即召集全体员警开会。我在讲话中提出：我决定留下来维持治安，希望大家也留下来，听我指挥。但不留的也不勉强。接着又提出维持治安的以下措施：（一）加强武装巡逻队的力量，增强各段警的保卫工作。（二）加强查勤制度。（三）休班员警不准随便请假离开分局。（四）重点保护宝华正街的“西关配电所”，早午晚加派便衣员警缜密戒备。（五）严饬泮塘派出所加强警戒。
　　14日傍晚，忽闻隆然巨响及连续爆炸声，知道海珠桥被蒋军破坏了。不多时又传来黄沙码头发生大火的消息。在此紧要时刻，接总局电话指示：严密防范“泮塘皇帝”李润仔入市洗劫。据此，当即紧急通知泮塘派出所严密防范应变，并加派武装员警前赴荔湾河道一带设防。同时又与黄沙分局联系联防。由于有备，李润仔匪徒们终于未敢妄劫。
　　当晚约九时许，总局电话通知：解放大军已分路进入市区，将分别到各分局去，值勤员警不得随便鸣枪，以免发生误会。深夜一时许，解放军来到逢源分局，再由我亲自带领部份解放军到黄沙分局去。
　　15日遵照总局的指示，照常派警站岗执勤，与解放军一道维持社会治安。解放军还派出巡逻队在辖区内巡逻，市民生活一切正常。
　　（三）韩持仁
　　1949年10月，广州面临解放。当时我在广州市警察局任督察员。一天，在警察局的园子里与林起钰（警局秘书）谈天。我说：“解放军快来了，走不走？”林说：“共产党来了我们还是照样工作，何必走呢！我们不是四大家族，又不是革命对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林的话对我有很大启发。由于我平日处在警察系统的派系斗争之中，已感到极度的烦闷和忧虑，也希望环境有变化，因而我留下来不走是有决心的。10月14日那天，我知道要撤退的员警均集中在沙面。我虽决定不走，但仍穿上警服到沙面去看看。在沙面，我遇上了旧上司龚少侠。龚对我说：“一起去上战舰吧！”我说：“我先到沙面分局去找一个同学谈点事，马上就来。”我到沙面分局找到了同学尹创志和叶史澜，知道沙面分局的员警基本上不随蒋军撤退。下午五时许，突闻海珠桥被炸的爆炸声，接着，沙面分局长司徒材便接到市警局代理副局长练秉彝宣布警察起义的通电，并奉指令坚决抗拒撤退，坚守岗位，保卫沙面，迎接解放。司徒材当即响应起义的号召，我也以总局督察员的身份和全分局员警一起，投入紧张的保卫沙面的工作。15日解放军进入沙面。我又曾协助解放军做好接管沙面分局的工作。
　　（四）陈耀之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9年10月14日广州市解放时，我一直任广州市警察局文书股长。10月14日上午，局长吉章简和副局长何名泽亲自下手令，命令我立即把警察局的重要档案文件装入铁公文箱，用汽车运到天字码头下轮运去海南岛。因为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下时，我的老上司、民主人士莫雄先生亲自对我讲国民党必败，共产党的必胜的道理，要我坚守岗位，认真保存好重要档案文件，做好迎接广州解放的工作。我对莫雄老先生一向十分信赖，所以决定弃暗投明，坚决留下来不走。我为了掩过警局内国民党特务的耳目，一方面密嘱我早已布置在档案室工作的张耀先（我的内弟）把最重要的情报资料、人事档案、全市私人枪照底册以及财产底册等装好铁箱廿多个，作出准备撤退的样子，其实是要他切实保存好。当吉章简、何名泽下令要我运走时，我就诸多推搪，拖延时间；另一方面我又把自己的细软衣物等叫文书股长室勤什胡钧替我雇车运到西濠口码头下艇，作出逃亡的样子，其实我是把东西运到原督察员陈韶武在芳村的祖居杏林园存放。下午三时左右，何名泽看见情况已经十分紧急，就下令要我把全部重要档案焚烧，不得留存。我眼见他们急于逃走的慌乱状态，更决心抵制他们的命令，坚决不运不烧。大约四时左右，他们就狼狈撤逃。我终于把全部重要档案以及总务科所管的一切财物和械弹、服装等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10月15日早上七时左右，街上已有解放军巡逻。我找到文书股科员岑洪、办事员刘纪堂等一起回到警察局，不少解放军和“小鬼”在警察局门口看守。我到了局长大楼，看见原太平分局长黄逸民、原黄沙局长练秉彝及秘书林起钰、人事室主任黎钟等人。黄、练对我说：“吉章简、何名泽已逃跑了。我们被委为代理正副局长。你没有走，很好。总务科长韩某已逃跑，现委你为代总务科长仍兼文书股长，负责搞好总务科及文书股的工作。”我说“遵命。”他们又问我：“重要档案有没有运走？”“公家有没有汽油？有没有现款？”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林起钰秘书跟着问我：“你为什么不走呀？”我说：“我的老上司莫雄早已布置我留下来迎接解放的。”我又问他：“你又为什么不走？”他说：“我与吴仲禧先生有关系。”跟着黄逸民，练秉彝邀我和林起钰黎钟等到局长室与召集前来的各分局长开会。会上决定成立广州市警察局治安维持委员会，由黄逸民、练秉彝、林起钰、黎钟及我组成五人领导小组。林起钰亲自用治安委员会名义起草一份迎接解放的快邮代电，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邓华司令员。电稿由我转给缮校室发出。
　　广州解放后的一天，邓司令员在市政府二楼召见黄逸民、练秉彝、林起钰、黎钟及我等五人。邓司令员在听完我们的工作汇报后，就指派孙乐宜为军代表，具体负责接管广州市警察局的工作。
　　（五）赵子道
　　从1948年至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我在广州市警察局警探处任承审员。当时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企图顽抗，保住半壁河山。警察局警探处的军统特工日夜出动，抓来的可疑犯人不少。我因接受朋友刘伯周的劝告，对于各区探队解来的可疑犯人，尽量用证据不足为理由，准予保释。他们当中大多数是从香港进来的青年学生。1949年10月，南下大军已进入粤北，警探处探长（军统特务）和他的同伙已纷纷逃往香港。办公室里只剩下副探长陈性天、文书黄有勋和我三人。10月14日上午，解放大军已直迫广州外围，警探处只有我和黄有勋留下。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代副局长练秉彝发来的起义的号召，命令我坚守岗位，保护档案。并要我通知各区队留下的人员就近协助分局员警维持社会治安。我首先与直属区队队长邓瑞文联系，他说已决心留下来不走。有什么事可以告诉他办。我又用电话与其他区队联系，但均无人接电话，联系不上。中午我吩咐刘瑞卿锁好卷宗室才离开。下午回到总局，从黎钟处得知，吉章简等人早已登上军舰撤逃。五时左右，听到隆然巨响，知道海珠桥被炸毁，蒋军经全部撤离广州。
　　15日清晨，我回到总局，看见已有部份解放军进驻，便到警探处进行移交的准备工作。
　　（六）郑傅仁
　　1949年10月，我在广州市警察局东堤分局工作。当时解放军已进入粤北，广州面临解放。10月13日上午，分局长黄亮夫到总局开会，市警察局长吉章简命令各分局员警准备撤退。黄亮夫回分局后没有立即传达。直到14日上午，警察局代理副局长练秉彝发出了号召广州市警察起义的通电，黄亮夫才召集全局员警开会，把十三日在总局开会的内容及练秉彝号召起义的通电一起传达，并首先表示：决不撤退，参加起义。我接着也表示跟随分局长，参加起义。跟着表示参加起义的有管警局员彭文正、巡官骆世胜、曾文庆以及其他员警。户籍局员何吉棠因是军统特务，却不能不跟随撤退，所以低头不语。因多数员警加入了起义的行列，使到东堤分局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辖区内的治安。我们决定从13日下午开始加派巡逻队，保卫区内治安。并加强东沙角一带的防卫力量，以保护那里的米厂（即保护粮食）。
　　14日下午五时左右，蒋军炸毁海珠桥。当时黄亮夫不在分局，我果断地加派门岗，保卫分局，以防止坏人乘机冲入分局抢夺枪枝弹药。后来接总局代理副局长练秉彝的通知，要我们准备迎接解放军前来接管。晚上10时30分，全分局员警在分局门口列队迎接解放军，并将枪枝弹药及档案列册移交清楚。
　　（七）张树滔
　　1949年10月，我在靖海分局任佐理局员专管司法工作。当时南下解放大军已迫近广州。14日上午，分局长张力山与户籍局员易宝安一起潜离分局，一去无踪。留守人员以管警局员梁铎元为首，加上司法局员温耿文、行政局员冯廷杰以及巡官项少英、王学诗、林信华、龙少强、刘志强暨警长、警士共八十多人决定留下来维持辖区内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由于我们四个局员坐镇分局，属下巡官、警长、警士均安心照常出勤巡逻，维持了辖区内的治安。
　　当日下午五时左右，海珠桥被蒋军炸毁，全市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练秉彝给我们打来了电话，嘱我们坚守岗位，继续维持治安，迎接解放。当晚深夜，解放军小组进入靖海分局，我们向解放军交了武器弹药。后来，军管会派梁洪涛为军代表到靖海分局来接管，我们又将档案、文件、公物列册移交清楚。
　　（八）张云芳
　　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我在广州市警察局惠福分局任巡官。10月14日下午，当时解放大军已迫近广州城郊，有一个名叫陆士伟的人（解放前是广州文理学院学生，现任华南师范学院副教授）来找分局长梁宏筹密谈。在四时许，梁宏筹即召全分局员警开会。在会上，他说：“现在国民党军已撤退，解放军尚未进城。在此真空期间，我们各人要坚守岗位，维持治安，等候解放军进城接收。”当时员警们都表示响应分局长的号召，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下午五时许，突然传来轰隆巨响，海珠桥被国民党军爆炸了，市面情况更为紧张，我们分头出发巡逻，维持市面治安。晚上七时，梁宏筹吩咐我打电话到大东分局查询解放军是否已进城。大东分局户籍员答复说：“现在解放军尚未到，但今晚一定进城，你们可准备迎接。”九时许解放军来到惠福分局，由管警局员刘克英集合员警迎接，所有枪枝弹药放在一边，人员站在一边。被接收人员有分局长梁宏筹、管警局员刘克英、户籍局员庞锋、司法局员李昊、李荦才、巡官张云芳、余立中、李百林、办事员容宗武、杨启农以及警士多人。
　　（九）余立中
　　1949年初，我从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惠福分局任实习员。我任实习员约七个月之后，广州便面临解放了。
　　10月14日下午，我分局接到市警察局代理副局长练秉彝发来的起义命令：凡我员警，务必坚守岗位，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持社会治安，等待解放军入城接收。命令是由电话传来的，然后由分局长口头传达，我听了传达后，就决定留下来不走，和全局员警一起，做迎接解放的工作。当日下午五时许，海珠桥被蒋军炸毁，入夜以后全市电灯熄灭，市面人心浮动。惠福分局全体员警，均处于紧张状态，分头去站岗、巡逻，维持社会治安。到晚上九点多钟左右，正当我们在分局交换班的时候，解放军队伍来到了惠福分局。我们在分局门口列队迎接解放军进入分局，并集中枪枝弹药进行移交。移交完毕，解放军指挥员集中全体员警讲话，要求我们继续站岗守卫，维持社会治安，做好公安工作。
　　（十）莫家玉
　　1949年10月，我在黄沙分局任巡官。当时国民党军已在仓惶准备撤退。一天，分局长练秉彝问我去留的意见。我说：“我决定不走。”他便说：“既然决定不走，就要坚守工作岗位，维持治安，防止动乱，迎接解放，做好交枪工作。”10月14日前后，国民党军残部，多经由黄沙码头渡河撤走，车辆甚多，造成交通拥塞，时有抢劫发生。当日下午，我家中吃过晚饭之后，闻海珠桥被爆炸的轰隆巨响，便立即赶回分局。由于沿途十字路口多设有路障，所以到达分局时已是九点钟。这时，闻远近间有炮声，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巡官冯民表交手电筒一支、红绸布一块给我，并对我说：“今晚解放军进城。如果对方发出红色信号，我们要以红色信号回答，表示是自己人。如果对方发出不是红色信号，就要喝令检查。我们负责分局周围的警戒。”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执行任务。除了个别小偷小摸被喝退之外，没有发生大的治安问题。听说警戒外围曾发现小股匪徒，亦被喝退。直到深夜，解放军进入分局，我们便将所有枪械弹药完全缴交给人民解放军。
　　（十一）李本珍
　　1949年10月上旬，解放大军和平解放湖南后，南下广东，广州已是兵临城下，那时，我任广州市警察局南岸分局长。13日上午九时广州市警察局长吉章简在维新路警察总局召开紧急会议，全市二十八个分局长、保警总队长、刑警大队长、消防总队长等全部参加。会上，吉章简故作姿态要大家作好两种准备：一是配合部队参加保卫广州的战斗；二是准备配合卫戍部爆破队对机关厂矿等主要设施，加以彻底破坏后撤退。当时大家情绪都很紧张。散会后吉在办公室秘密饬令我说：“西村水电厂一定要彻底破坏，你要协助卫戍部人员做好这一工作。破坏工作完成后，即率队到沙面上船撤到海南。”我回局后即召集全体员警开会，宣布总局会议的内容，但没有谈及要破坏水电厂的任务。会后我亲自到水电厂视察了一遍，回局后我嘱咐管警局员黄玉辉说：“水电两厂对全市人民关系重大，要全力保卫。我暂住在带河路一个姓潘朋友家中，地址周伟南知道，有事马上通知我。”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接受吉章简发来更多强制的命令。与此同时，我又派出局员余尚行、周伟南等分头去筹措款项和大米作为全分局员警的伙食，准备紧急应变。
　　10月14日上午我返回分局，通知黄玉辉安排员警继续巡逻，放哨，照常执勤，无事不得随便离开分局。中午时分，广州已隐约遥闻沉雷般的炮声。下午四时，接督察员黎锦材打来的电话：“吉、何两局长饬令你立即率队到沙面集中，上船撤退，不得迟误。”我当即在电话中断然拒绝撤退的命令，表示决心留下不走。我听电话时，在局的员警都伫立在我周围，他们见我态度坚决，便一致表示：分局长不走，我们也不走。同僚们的信赖及患难与共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但今后究竟怎么办，我还是心中没有底。正在这个时候，练秉彝自总局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吉章简和何名泽已逃跑了，委我暂代副局长，黄逸民是局长，我已与保警大队长程长清商量好，决定留下来维持社会秩序，请你和我们一起干吧！”这真是及时雨，我喜出望外，马上答应服从他的命令听指挥。我正筹谋如何应变，局员周伟南向我表露了身份，原来他早已参加了由廖献周（我的警校老同学）组织和策动的广州警察起义的活动，并接受了保护西村水电厂的重要任务。他怕我不相信，马上接通电话让我与廖献周通话。廖鼓励我密切与周合作，完成迎接解放的重大任务。我当即以分局长及自卫大队长的名义，亲下手令将全分局武装长警、自卫大队全部民兵及驻厂长警交由周伟南负责指挥。同时立即部署当班员警配合民兵加强站岗巡逻。指令局员余尚行、巡官郑城辉负责封锁南岸渡口，防止三沙方面土匪窜犯。约在下午五时卅分左右，突闻一声震天巨响，接着一团灰黑浓烟在市区南面冲天而起，我知道这是蒋军炸毁海珠桥作为总撤退的信号，情况紧急，我立即命令周伟南率领巡官黄作仁及警长、警士数十人跑步前往西场水电两厂，按计划会同厂方驻警、工人坚决保卫两厂的安全，保证全市照明用水的照常供应。同时，我把座椅捧出分局门口，表示坐镇，以安定全局留守人员的情绪及附近居民的信心。在此期间，周伟南连续来电话，报告水电两厂周围治安情况良好。晚上九时，总局来电话说：“解放军已从沙河入城，黄逸民、练彝秉已率队到中华北路迎接。要注意加强维持治安秩序，静待接管。深夜一时，我到带河路潘家拟稍事歇息，周伟南跟踪来到，说解放军已到分局，我即马上回局迎接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