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荣森讲述青岛解放战斗中的“电波战”（上篇）

1948年春，青岛市委社会组侦察员吴荣森根据领导指示，打入国民党“潮安号”军舰，任中尉电讯官。期间，他机警地获取了国民党1948年下半年海、陆、空军新机要密码，受到胶东区党委的嘉奖。1948年9月，吴荣森又根据市委社会组指示，亲自安装电台，同解放区的机关台取得了联系，提供了大量重要情况信息，为青岛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组建地下电台
1946年10月我与黄振远在青遭到敌人搜捕、撤回市委机关后，在东马家坡参加密工学习班，深入学习中央秘密工作政策和“十六字”方针。在学习中张辽建议我们回青后学习掌握无线电技术，打入敌人内部，利用敌台发回情报。他的启发，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为实现组装我们自己的电台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1947年春末，上级先后派我们回青岛。市委书记宋子成责成我返青负责整顿地下组织并直属市委领导，要求地下组织实现“三化”，即“群众化、职业化、社会化”，及早扎下根，打入敌人内部，把工作开展起来。
遵照市委指示，整顿队伍工作进行的很快，不到半年，这支情报队伍已初具规模，其中有董肇温早就打入国民党海军造船所，以黄台路45号为活动据点，组成“造船所情报小组”；我在董的协助下也很快打进国民党海军基地司令部接舰处，经过活动，“接舰情报小组”也组织起来，以黄台路51号为活动据点；黄振远也发展了组织，以城阳路一号为据点组建了“陆军情报小组”；徐宝光以高苑路为据点，组建了“社会情报小组”（后搬到曹县路火柴厂内）。我们这支队伍深入到敌人党、政、军各个部门，开展敌情工作。为了便于领导，市委决定把这支队伍，划归市委社会组，由衣吉民直接领导，开展情报工作。
我在进行整顿组织、开展情报工作的同时，也抓紧学习无线电技术。那时，正巧浙江路“青年会”里有个无线电通讯夜校招生，我即利用这合法机会报了名。从1947年7月开始坚持每晚去夜校学习两小时，半年后毕业时已达到甲等报务员水平，初步掌握了电讯通讯技术，给组建电台准备了条件。但组装电台的关键技术仍是我前进道路的一座大山。
为尽快掌握电台组装技术，我采取了多渠道积累知识的办法。一是自己钻研书本，但这只是理性知识，不易消化，关键要进行实践。幸好当时社会上兴起一股办业余电台、互相通报通话活动的热潮，我感到这又是一次利用合法手段学习的好机会，便积极设法加入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青岛分会，成为骨干会员，并常到设置业余电台的会员家中串门交朋友，借机熟悉他们的技术活动。并通过他们认识了原赵保原部电台台长、青岛业余电台名流郑伯申，进而拜他为师，以后得空就协助他组装青岛商业广播电台。我还通过他们结识了原蔡晋康部电台台长方醒，也抽空到他住处，因他经常给各部队修电台以增加收入，我便去充当修理电台的助手，以提高我的技术水平。通过这些学习活动，增强了自己装配电台的信心。
1947年底，我回市委汇报工作时，市委书记宋子成和衣吉民、张辽认为我已学到电台技术是件大好事，但组建地下电台事关重大，需要向胶东区党委请示后再做决定。1948年初，交通员葛学锡来通知我回市委机关研究工作，我在舰上把业务忙完，抓住星期六舰务松的时机，当天赶到机关，当夜研究工作，星期日就返回市内，以避开敌人的注目。在市委，由书记宋子成和衣吉民告诉我区党委已批准组建市委地下电台；同时还布置了要我千方百计打入敌电台内部，找机会拍照敌军秘码的任务。
关于获取敌军密码一事，我回青后向各情报小组进行了布置，要求大家努力去办。“接舰情报小组”是按市委指示重点进行了这项工作的。
那时，得悉庐山舰（接字26号舰）要进坞装配火炮大修理，他们的舰长胆小，怕修船时人乱出事，电台又不工作，所以不准机要秘书去领密电码。而该舰机要秘书刘国华是“接舰情报小组”的成员，他利用职务之便偷盖了舰长的印鉴，同我一起到基地司令部去领出1948年7月1日启用的海、陆、空三军三套密码。领出之后，马上交给政治交通吕秀成送到市委，由衣吉民与赵飞一起送到胶东区党委。没多久，交通员吕秀成返回青岛传达了胶东区党委的嘉奖令。
组建电台一事，市委做了认真研究，责成我将电台台址设在胶东路20号甲我姐夫于琦家中（独院），请于琦夫妻二人协助我进行建台工作。因我家是个大院太危险，院里不但住户多，而且还住有还乡团、伪保长。当我大姐夫于琦和大姐吴瑞爱听到市委的安排后，欣然接受。他俩为了党的解放事业，不顾全家十几口人的生命安危，马上在楼上准备了一间屋子，让我组建电台用，还说用钱时别顾虑可向他要。“组建电台小组”的装机工作就这样行动起来了。
电台的主要设备是收报机和发报机，所需器材，到电料行买很容易，但却很危险易被敌人识破，就是去购买一点零件也须格外提高警惕。因为国民党怕共产党在市内建立密秘电台，所以对发射器材、功率放大管等严加控制，对一些既可民用又可军用的无线电通讯器材，虽未明令禁销，却明销暗查，外松内紧，如公开去买，只会掉进圈套中去。
敌人张的罗网虽大，但漏洞百出。我是每逢星期天，就带上万用表到礼拜集市去转，市场三路集市也经常去转转。那些地方到处有美军兵营中偷出的东西，五花八门，在集市上出卖，敌人是很难控制的，因而在那儿采购比较安全。赶礼拜集在当时也是业余无线电界人士的嗜好，所以不会引起别人注意。而我每当赶集时，碰到所需零部件，测试好就买下来，天长日久购置了不少收报和发射机用的器材，足够装几部电台用的。这些电台部件是用我在敌海军工作的全部工资购买的，钱不够的部分，都是于琦解囊支援的，我也算不清他拿出了多少“大头洋”了。
我的无线电装配技术并不高明，经验更谈不上了，加之测试仪器短缺，只好靠自己钻研不断试验来解决。失败了，烧坏了就更换，碰上烧坏了变压器，只好自己一圈又一圈的重新缠起来，这些试验耗去了不知多少个深夜。功到自然成，第一台结构简单的晶体振荡式发射机组装了出来，当我在自制的粗糙收报机中听到声音时，喜悦兴奋地使我忘记了深夜的疲困。这小小的成功更加鼓舞了我的信心。
为了隐蔽电台不被发现，发射天线就是个大障碍，我从屋顶上改到院内，始终不能妥善处理，目标总是太大。后来设想装在楼顶天棚之内，为了抵消电波被吸收的部分，开始去装成功率较大较复杂的发射机两台。这样一来又可以保证我在几个地方都能有发射机发报。后来，又经过努力将第一台小发射机改装成插件式，直接成为收报机的一个部分。波段、线圈等也改成插件式，使之容易拆卸分解，以防敌人突然搜查时，叫他们一时摸不清是否是电台设备，以应付非常事件。总之，成绩不少，但一直担心的是自装收报机的灵敏度低，选择性差，找寻电台困难，经不住通报实战的考验。
1948年8月，交通员吕秀成来向我们三人宣布市委指示，由我黄振远和徐宝光（徐虔）三人组成“地下电台领导小组”。指定我为组长，黄、徐负责护台和市内交通工作。改变原各情报小组联系规定，指定黄与董肇温负责的“造船所情报小组”接关系。同时传达保密制度，首先台址要绝对保密。规定电文只准发情报，不准谈工作，有事皆由政治交通转送。市委交通还与我交接了密码和同上级电台调机频率，通报呼号及时间。要求我进行试机。但由于收报机性能不佳，影响试调工作拖延了一段时间。
为解决收报机性能不佳的问题，电台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购买一台正规收报机。这时，汇大冷食店小老板邹洪辉要去上海，想变卖东西，其中有一台收报机和无线电器材，要价是一个金子和20美元。得知这一消息后，我非常高兴，因为那是一台美制20R型收报机，效率很高。同时，邹又是我长期培养的一个进步青年，我认为他不会出卖我，比较可靠。领导小组做了详细研究，决定从他手中买下收报机。关于资金问题，徐宝光毅然拿出为其母病危而准备发丧用的一个金子，余款是由黄向其大哥黄振魁要了10美元，我向于琦要了10美元，解决了问题。由于增添了20R型收报机，电台正常通讯有了保证。我则放心地处在待命之中。
二、地下电台在奋战
1948年秋，当辽沈战役即将获全胜之际，全国战场形势骤然突变，国民党处于招架退守之势。解放济南后的山东，只剩下青岛，守敌惊慌不安准备撤逃，当我们发现其已有计划撤退的迹象后，市委责成地下电台开始启用。10月初，电台正式与解放区电台开始了通讯业务。解放区电台设在区党委统战部里，报务员鲁绪竹、牟俊章两对我这个通报新手倍加爱护，当发现我的手法发慌，吐字不准确，发的越快越打不出文章来，机关电台无法收好电台文时，他俩就在空中教我放慢速度，一组字、一组字的发报，此后，我才真正学会了空中通讯业务。
不久，市委交通员来传达市委指示，要我坚持搞好电台业务工作，绝对不能随敌舰南下。当时电台领导小组三个人，曾设想携台随国民党南撤，市委批评了这种思想，指示我如果所在的敌舰要南撤时，马上要我离舰转入地下。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告捷，东三省全境解放。与此同时，解放大军挥师南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蒋家王朝摇摇欲坠，青岛守敌正惶惶不可终日的准备南逃。国民党海军为保存实力，命令这批从日军手中接受的卸了武装的军舰，全部要撤退到舟山定海去集结，其中就有我所在的驱潜30号舰和刘国华所在的芦山舰（即26号舰）都要立即撤走。我按市委指示带刘国华从敌舰撤离下来，从此以后，我转入地下，在胶东路20号甲电台台址里隐蔽起来。
国民党海军当局对一个舰上的机要秘书逃跑是不甘心的，更何况我将其主要图纸、轮机转数档次表等拿走。舰船开不起来，只好拖着走了。敌人恼怒了，三番五次到我家搜寻。母亲一直跟他们说我早就跟军舰南下了，家里也没留下什么图纸、图表，使敌人来了几次都扑了空。
1948年12月初，交通员葛学锡来传达市委指示：组织上考虑我担子重，收报发报、译电、机务集于一身，再加上敌人又在搜捕，决定凡与我有联系的地下工作人员和业务都要割断联系。同时将与情报工作关系不大的撤回市委学习，以保证电台的安全。
1949年春节前，我去市委汇报电台工作时，衣吉民要我与他立即骑车到70多里外的区党委统战部，叫我详细的向吴若岩部长汇报了电台组建和业务进度情况。吴部长甚通电台业务，首先要我改进室外天线，以避免目标暴露，同时还介绍了南方地下电台将天线穿进竹杆中，当晒衣服用竿来发报。我讲到我曾做过试验，也准备较大功率的发射机，准备回去把天线改装到屋顶天棚中去。对此吴部长感到很满意，当即约定好时间，要求调整好角度与机关电台进行通报。
吴部长又讲到形势的发展，胶济铁路卡断后，煤炭运不进青岛，势必会出现间歇停电甚至停电，所以要求回去后马上解决直流电台问题，以保证电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通报。另外，吴部长又特别强调指出，从情报获悉，国民党即将向青岛派去无线电侦测部队，今后，地下电台的处境一定会越来越艰巨，必须充分做好思想准备，采取多准备几个预备台址，好与敌侦测周旋，狡兔还有三窟嘛。最后，指示要扩大地下电台的情报来源，决定把区统的几个情报组织介绍过来，情报由我台来发。回到南村后，张辽交给一个装有电台呼号和密码的密封好的胶套，并教我如何掩藏进肛门和回去后取出的土办法。一切妥当，随即返回青岛。
返青的方法由机关安排个带脚的，用自行车送我到火车站。但在路上却遇到了意外。当时，火车已被我军逼的从兰村退到南泉。我们走到兰村这段路还倒一路顺风，但出了兰村地后，所经过的地方发现与我来时完全相反，看不见一个行人，异常寂静，开始感到有些不妙。我们认为一定是敌人在清野封锁前沿，禁止任何人通行，带脚的就抄小路走。还没到南泉就碰上国民党便衣队，就被怀疑扣留盘问搜查，接着把自行车圈给踏扁，用匣枪口在我和带脚的身上乱捅一阵。我胸前早已紫一块红一块，怎么解释也不行。这时我突生一计，赶急把腰中带着的五、六块大头洋拿出，经疏通总算买通恶狼，混过鬼门关。路上又从袜底拿出两块银元来给带脚的修车。几经周折后，返回了青岛。
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在青拥有较强的情报系统，刘萍负责的情报组织，拥有几个打入国民党军事要害部门的情报小组，如“警备司令部情报小组”、“军运水陆联运指挥部情报小组”，许多重要敌情动态他们很快就能掌握。特别是“军运情报小组”掌握了发文送文，半路上先到密站做了手脚，复封好后再去发送。他们转来的情报又多又丰富可靠。刘萍在青是以平原路泰丰行经理身份做掩护。根据上级指示，电台领导小组决定由黄、徐两以古良和古川为代号与刘萍和刘毅先后接上了关系。都是当天傍晚交接情报，后转给电台，深夜即可发报，提高了情报的使用价值。
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已溃不成军，为补充兵源到处抓兵。为此领导小组又决定由黄、徐二人的妹妹黄为民和徐诚两位女的接任交通任务。他们年龄虽小，但却胆大心细，毫不畏惧，始终坚持每天与区统情报组织接头，一直战斗到青岛解放。
正如上级的敌情分析，我返青不久，敌人突然把全市20几家业余电台全部搜查没收，企图扫清空中合法电波，再查地下电台。面临敌情，我与黄、徐认真研究，决定把天线改装到胶东路台址的天棚里，并与机关电台正常通报；关于预备台址决定以曹县路徐家为第一预备台址，城阳路黄家为第二预备台址。因城阳路楼下是国民党军队机关，不到万一不去启用。关于直流电台，我们同意买益都路歌林解老板的清脏私货。因为他的直流电台是从美兵营偷出来，所以他不敢声张。买款是从黄振魁处借了黄金二两，从于琦家要了大头洋10元。我们决定将这部电台安在城阳路黄家，一旦市内停电就由黄振远与蒋瑞远手摇马达通电发报。（接下篇）

吴荣森讲述青岛解放战斗中的“电波战”（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