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门日报》看革命文献的稀缺性

红色文献 发表于 2016-10-31 22:38:31
1.jpg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前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一边拿起枪杆子,一边拿起笔杆子,在艰苦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利用简陋的印刷设备、粗糙的自制纸张,出版发行过大量的报纸,积极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政策与主张,这些报纸中有的是石印,有的是铅印,有的是油印。时过经年,这些早已定格在历史长河中的革命文献遗存,经历了战火洗礼,经历了沧海桑田,还会有多少尚存于世间? 日前笔者有幸在朋友处见到一套1947年创刊的《新石门日报》合订本,从1947年11月18日到1947年12月31日,计44期,分别用边区草纸、粉连纸印刷,四开四版,创刊号为套红印制。新石门市即现在的石家庄市,之所以叫“新石门市”是区别于旧政权时期的“石门市”,这也是关内解放的第一座城市。朋此合订本是5年前在湖北连藏会上拍回来的,卖主是北京一个藏家。据闻,原主人为文化界的一位老前辈。老人过世后,子女觉得这些脏乎乎的老报纸碍眼就处理掉了,其实,在民间所藏诸多革命历史文献何尝不是如此命运呢?

  报纸自清末民初始已有百余年历史。一般讲在图书档案部门馆藏报纸大致是以国统区与解放区分类的。翻看馆藏书目你会发现,国统区报纸在每个馆藏记录中都相对完整,有的从创刊到终刊,有的从第一年到后十几年,大都存之有序。但再来看解放区根据地出版的报纸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不是缺头少尾就是仅存十份八份,有的甚至是馆藏空白。原因显而易见,在戎马倥偬、满目硝烟的岁月里,革命根据地环境条件备受制约,印刷技术简陋,报纸数量、质量都难以得到保证,再加上这些报纸当时是作为党内和军队“机密材料,不得外传”的,敌人进犯解放区时大肆收缴毁坏,再就是我军在战略转移时,为避免把行踪与信息暴露给敌人,自己也会在行前销毁或者深埋。几十年风雨沧桑岁月濯洗,解放区报纸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虽然在建国初期国家相关部门曾在民间广泛征集这些文献资料,但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很多文博机构复建,对馆藏进行清库整理扩容,这些看上去粗糙简陋的革命历史文献,很多又被从厅堂之上弃于江湖。这册《新石门日报》合订本不就是在这么一种人弃我取的情况下被朋友买下收藏么?

    事有凑巧,前阵儿因写北平《解放报》的稿子,在查阅晋冀两省新闻出版局合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晋察冀边区新闻出版史》时,在北平《解放报》条目下看到如下文字:新石门报: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前线分社主办,1947年11月12日创刊,17日停刊,共出版5期,社长李希庚。18日改出《石家庄日报》,为市委机关报,由原《晋察冀日报》和《冀晋日报》大部分人员创办,总编辑张春桥。看罢顿生疑惑,从介绍的内容上虽与朋友藏《新石门日报》同属现《石家庄日报》前身,但却有一“日”之差,不仅如此,其出版时间、期数均与笔者见到的大相径庭。难道会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新石门报》不成?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查了晋察冀边区新闻出版方面的文献史料、回忆录,以及国内几家大型图书馆的报纸目录,得出的答案均是当年只有这一份《新石门日报》,由此可以看出此条目纰漏百出。再看这册《晋察冀边区新闻出版史》后记:本书在征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在晋察冀边区新闻出版界工作过的诸多革命前辈的关怀和帮助。他们除提供了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史料外,还对本书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提出中肯详实的具体意见,有的还提供了几十年保存下来的报刊、图书等实物资料。在该书成稿过程中,还承蒙北京图书馆、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由此可看出此书在编撰时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么编撰这么严谨的一部资料书,又有当年的出版工作者参与审校,怎么还会出现如上之错误呢?道理显而易见,记述历史若无实物佐证,单凭记忆去解读回忆具有很大局限性,尴尬谬误也就在所难免了。综上所述,朋友手里所藏这个完整无损的《新石门日报》合订本珍稀程度自不必说,其最大意义在于矫正了新闻出版史上的一段史实。

  文献,最大价值在于它能准确地把你带回到历史原点。在民间,目前有一些起步较早的革命文献遗存的拾荒者或收藏家,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怀着一种历史责任感与对革命前辈的敬仰,抢救式地搜集了一大批革命战争年代重要历史文献,从版本学角度,有的已是孤品。比如这册1947年《新石门日报》合订本,比如1939年陈庄歼灭战《抗敌报》号外,还有目前国内唯一发现存世的1943年延安版连月足本《参考消息》,以及1941年延安版整套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等等。这些表面看似粗糙的革命历史文献,却见证了我党新闻出版事业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对于文化遗产,作家舒乙先生有过一段精辟论述,他说,文化遗产之所以要延续它,传承它、弘扬它、是因为它能告诉你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其实解放区出版的报纸,作为革命文化的精髓与宝贵财富,同样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如何行之有效地整合这些民间资源,很好地开发利用,使之成为爱党、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才是这些散落民间的革命历史文献最大的意义之所在。(作者:滕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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