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儿子，还在为抗联烈士寻亲
东北抗联名将、开国少将、黑龙江省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明贵的长子王晓兵，在整理其父亲的长篇回忆录《忠骨》的过程中，无数次被抗联烈士们英勇战斗的英雄壮举所深深感动！特别是当他发现很多抗联烈士至今还没有找到亲属的时候，很是揪心，他带着父亲的嘱托，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为烈士们寻找家属和亲友的漫漫之旅。
得知姚世同牺牲的消息时，姐俩抱头痛哭：“爷爷啊，我们终于找到大伯的下落了！”
王明贵1934年8月参加汤原抗日游击总队，1939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长，他率领部队驰骋在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在大小兴安岭也留下了战斗足迹。到1942年2月进入苏联之前,王明贵先后参加指挥120多次战斗,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坚持到最后的将领之一。然而，这一时期的战斗也是空前惨烈的，许多抗联将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让王晓兵心灵受到震撼的是英雄姚世同那种视死如归的壮举！据他的父亲回忆：“1941年3月13日孙吴县辰清遭遇战中，由于天黑，指导员姚世同与部队走散了，他一个人撤到了东山炭窑窝棚。第二天，大批敌人突然把他包围了。姚世同临危不惧，打死了不少敌人。敌人为了捉活的，向他喊话劝降。姚世同机智地回答说：‘上来一个当官的，可以谈判。’利令智昏的敌人，以为可以活捉抗联军官，回去请功领赏。姚世同满腔怒火，一枪将一个走上前去的军官打倒在地。敌人如梦初醒，知道中计了，疯狂地向姚世同射击，他把青春的热血洒在祖国可爱的土地上。”
“70多年过去了，姚世同烈士的亲属在哪里?”2011年9月8日,王晓兵在自己的博客“踏破兴安”中发布了“寻找东北抗联烈士的亲属、后人及知情者”的启事，其中包括姚世同的简历和参军地点等信息。一年多之后的2013年7月，一位网友将该博文转发，被姚世同的侄女姚兰英的儿子李瑶在网上看到，随后告诉了母亲姚兰英和小姨姚兰凤。
2013年7月26日，王晓兵收到了李瑶的电子邮件，很快又接到了姚兰英的电话：“我爷爷姚永清生前多次嘱咐我们，一定要找到大伯姚世同的消息！那一天得知大伯牺牲的消息时，我们姐俩抱头痛哭啊！爷爷啊，我们终于找到大伯的下落了！”随后，李瑶又提供了母亲口述的一些资料，以及烈士姚世同父亲、侄女的照片。这些资料和几次来信还原了姚世同被赵尚志将军特招入伍，并担任赵尚志警卫员的过程和姚永清的家庭情况。
姚世同的父亲姚永清，生有四个子女，长子姚世同，小名叫庄子，次子叫姚文光。姚永清生前曾对晚辈说：“有一年春天，庄子赶着一个马爬犁，在离村口不远的地方遇上了赵尚志。赵尚志看到庄子，想让他参军。庄子就把赵尚志领回家里见我。赵尚志说：‘我看你儿子满机灵的，去给我当警卫员吧！有我在就有庄子在！’我就同意了。赵尚志临走的时候给留了一张字条，说今后要是有困难去找组织，可以到黑龙宫镇和县里找冯仲云寻求帮助。”
记不清过了几年，赵尚志回来带着姚永清去了一个地方见到庄子，并且说他给庄子起了个名字叫“姚世同”，意思是要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世界大同”，这样庄子就有了大名。赵尚志说他们要去苏联了，这次主要是让父亲见见儿子。赵尚志带着姚世同走后不久，姚永清就被鬼子抓去了，遭到严刑拷打，几次昏死过去后被扔在街上。姚文光和姚凤玉几个人把他抬回了家。姚永清大难不死，一年后才缓过来，但从那以后，姚永清双眼模糊，看不清东西了。
王晓兵很快将这些资料和情况转交给尚志市烈士纪念馆。馆长即向民政局局长张继文作了汇报。张局长极为重视，于当年8月27日率相关人员赴黑龙宫镇调查，并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证明李瑶及其母亲姚兰英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
姚世同烈士牺牲地孙吴县政府的县志，对姚世同的战斗业绩和牺牲经过有详细记载。日军投降后，那个向日军告密导致姚世同牺牲的郭把头被劳工们抓住活活打死。记载中还附上了后人赞颂姚世同的诗：“忠心如明月，浩气冲龙江；宁可抗日死，绝不屈膝降；英雄姚世同，万古美名扬。”
姚世同烈士的亲属终于找到了！王晓兵本该欣慰和高兴才是，但是当他了解到姚世同的父亲及其亲属们的遭遇之后，却无论如何都兴奋不起来。建国后，因为生活条件困难，姚永清拿着当年赵尚志给家里留的字条，去了黑龙宫公社两次求助，第一次得到20块钱，第二次得到10块钱。过了好几年第三次去的时候，公社怕再找麻烦，说现在条件困难，就把字条留在了黑龙宫公社里了。特别是当王晓兵得知，英雄的父亲姚永清因为极度贫困等原因而自己结束了生命的时候，禁不住潸然泪下。
此时，他最大的心愿是党和国家的烈士政策能尽快得到进一步完善，不要让烈士的亲人再流眼泪！“我们找大伯（姚世同）不是为了钱，是想让大伯（在天之灵）知道：他的亲人没有忘记他，他的战友没有忘记他，他的国家没有忘记他！”由姚兰英口述、儿子李瑶代笔写来的这封信，让王晓兵每每想起便心酸不已！
手捧父亲于祯的烈士证书时，这位双目失明的抗联女战士感慨万端
东北抗联第九军副官长于祯的烈士身份，从考证到落实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
早在1980年，王晓兵在协助父亲整理回忆录时，就听父亲讲述过于祯的经历。于祯，外号“于四炮”，满族，1931年前为汤原县汤旺河地区“炮手队”队长，负责小兴安岭汤旺河地区的治安。1932年日寇的侵略势力到达佳木斯后，企图收编这支“炮手队”，并让其继续负责小兴安岭的治安工作。1935年秋，经汤原游击总队政委夏云杰的同意，这支“炮手队”接受改编为“伪森林警察大队”，于祯任大队长，在暗中支持汤原游击队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1936年3月，这支队伍接受东北抗联的改编，于祯任抗联第九军副官长。于祯的女儿于桂珍也参加了抗联第三军，在被服厂工作，后来由赵尚志将军主婚与抗联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结婚。于祯抗日坚决，群众关系好，为抗联第九军的发展和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
后来，有位抗联老同志在回忆录中，不经严格考证把于祯描写为“大汉奸”。王明贵将军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这是错误的，有损抗联将领于祯的名声,应该予以更正。”2001年6月，王明贵在住院期间，再次对王晓兵说：“于祯是一个好人，参加了抗联，有贡献，从未听说他叛变。于祯有个女儿叫于桂珍，1938年她随丈夫蔡近葵师长去苏联后被遣送到新疆。如果能找到蔡近葵、于桂珍，于祯的问题可能就弄清楚了。”
根据父亲的嘱托，王晓兵拜访了抗联第九军健在的老战士宋殿选、郝凤武，他们都证明于祯是好样的。2004年，他查到“于祯牺牲”的文献记载，并将此事告诉父亲，随后将王明贵的意见和历史文献的记载转交给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
2007年，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赵俊清一行到新疆出差，找到了于桂珍。当双目失明的于桂珍老人得知其父亲于祯是在与日寇作战时牺牲的时候，悲喜交加，激动不已！王晓兵得知后拨通了于桂珍的电话，询问了他们的生活以及有关的历史情况，并承诺帮助申请于祯烈士的烈士证明。
2008年6月,于桂珍及其儿女签名的“申请于祯为烈士的报告”，由王晓兵转给了黑龙江省方正县民政局，同时递交王明贵的谈话纪要及关于于祯牺牲的文献资料，但寄出后近两年杳无音信。
后来才知道此事的几经波折：第一次是方正县政府上报省民政厅的报告不规范，被退回。理由是此报告的公章不对，应盖县政府的公章，而不是县政府办公室的公章，所以不予受理。此过程公文的旅行时间大约是半年。第二次是县长办公会几经反复上会才得以讨论通过。此报告两次上了方正县长办公会，都因会议“讨论的内容太多”而没有轮到讨论，从而一拖就是一年。第三次是方正县政府第三次申请又被省民政厅退回，原因是上报的流程出现了偏差，县里不能直接给省里打报告……
于桂珍和家人得知此事两年都未办成，不好意思再为难王晓兵，便流露出打退堂鼓之意。于桂珍的女儿蔡先遒对王晓兵说：“我姥爷于祯已经被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认定为烈士，表示党已经承认了，这我就满足了。其他的事情（申办烈士事宜）不办也可以。”她还说：“黑龙江省的领导看过我的母亲，还有你们这些如此热心地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已经十分满足，十分感激了！”
王晓兵却下决心一定要办成此事。他不断与方正县民政局优抚股沟通，还求得方正党史研究室负责人的帮助。一个偶然机会，王晓兵打听到有一位朋友调到方正县任县委领导了，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介绍了于祯烈士申办事由的波折，希望他能帮助办成此事。
果然，很快有了转机。2010年下半年，一张带着国徽和红旗、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大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寄到了于桂珍的家里。白发苍苍、双目失明的抗联老战士于桂珍，双手捧着这份既轻又重的证书，心中涌动着无限波澜！这张《革命烈士证明书》，说它轻，那只不过是一张薄薄的纸呀！说它重，那可是于祯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家给的崇高至上的荣誉啊！
2012年冬天，一场漫天飞舞的大雪铺满了广袤的黑土地。于桂珍的女儿蔡先逾和丈夫带着母亲的深情托付，从新疆来到了前辈曾经流血战斗过的地方！在方正县烈士陵园里，在新建的于祯纪念碑前，他们献上了于祯烈士的画像，画像中的于祯在微笑，仿佛听到了亲人的呼唤。
里佐栋老人老泪纵横：“我知道三哥是为抗日救国牺牲的，这就够了！”
1942年2月13日，在大兴安岭松岭区的库楚河畔进行的突围战持续了一整天，敌我双方伤亡惨重。经过五六天的突围，仅有十几名队员突围出来，从呼玛县金山乡旺哈达跨越黑龙江去苏联野营。百余名抗联战士血染苍山草木，忠骨埋于雪野！这成为王明贵将军一生永远的痛！
参加过这一系列战斗的还有黑龙江省原省长陈雷，他曾经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宣传科长的身份到三支队担负政治工作。陈雷在王明贵回忆录序言中还特意提到库楚河战斗。1985年，王晓兵曾陪同父亲和陈雷省长及其夫人李敏来到库楚河战役遗址凭吊先烈。
王晓兵不辞辛苦，翻阅和查找大量史料，把在库楚河突围战中牺牲的100多位烈士中，有档案记载的86位烈士的名录都整理出来，于2011年9月发布在那篇“寻找抗联烈士亲属”博客中。
2012年9月，家住辽宁赤峰的王钰在网上偶然看到这篇博文。由于比较熟悉里氏家族，他认为烈士名单中的抗联战士“李左吉”，就是他所熟知的“里佐吉”。这位热心人连夜给里佐吉的侄子里景年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您的亲三叔里佐吉，1942年死在战场。现有人寻找他的亲属。地名、人名写得都不对，写成李左吉。但我认为是您的三叔确定无疑。你三叔作为里家人，为国捐躯，这既是你们家的光荣，也是里家村的骄傲。”
很快，里景年把王钰给他的信转发给了王晓兵。里景年还告诉王晓兵：当他们全家读到王钰的信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烈士里佐吉的弟弟里佐栋激动地说：“里佐吉离家出走70多年了！谁也不知道他哪里去了。70多年了，今天才知道他的确切消息！”
经过反复核实，终于可以确认：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在大兴安岭对日作战中牺牲的100多位将士中的一位——里佐吉烈士的亲属终于找到了！王晓兵以东北抗联后代的名义，给里佐吉烈士亲属写了充满深情的慰问信，接下来忙着协助里佐吉亲属办理烈士证。
申办烈士证事宜，需要党史部门开具烈士身份和牺牲的认定证明，政府才能立案受理。这个认定证明该由黑龙江开还是由辽宁开，就搞了半年多时间。无奈之下，王晓兵向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退休老干部赵亮求助。赵亮同志不仅熟悉抗联历史，且有高度的责任心，他亲自写报告《关于里佐吉的考证》递到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2013年5月29日，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做出“关于里佐吉的抗联身份和牺牲的证明”，并寄给里景年。
里景年的妻子王素云很快给王晓兵来信说：“昨天我听到黑龙江省党史办给三叔的牺牲证明已经发过来了。我的心情真的太激动了！我马上去叔（里佐栋）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人家。老人家老泪纵横，说：‘我知道三哥（里佐吉）找到了，就很知足了！知道他是为抗日救国牺牲的，这就够了！’”
然而王晓兵心里却很不是个滋味：此事竟然办理了8个月才完成，如果没有熟人还不知能不能办下来呢？按理，有了牺牲证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办理烈士证吧，可事情还是一波三折，远不像王晓兵想象的那么简单。
2013年6月初，在村党支部负责人陪同下，王素云代表里佐吉的弟弟里佐栋老人向辽宁省海城市民政局提交了“申请里佐吉为烈士和为烈士立碑的报告”。然而，在海城市民政局受理之后，亲属们一直等到现在仍未得到一个明确答复，三年多了，由于诸多原因，烈士证的办理至今仍在等待批复中。而烈士的弟弟、94岁高龄的里佐栋老人，已于2014年12月20日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尽管历尽坎坷，但王晓兵痴心不改：寻找烈士亲属的事，不仅仅是父亲的临终遗嘱，更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眼下，除了继续为里佐吉申请办理烈士证的事宜外，王晓兵身上的担子并不轻，还有80多位抗联烈士的亲属没有找到，不久前他又发现六名抗联烈士亲属的线索。带着兴奋的心情，他再次踏上查证和核实的征程。虽已年近70岁，王晓兵还在与时间赛跑……
(作者：崔光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