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民众 凝聚人心 ——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的宣传工作（文/秦国杰）
我们党为什么能从五十多人的秘密小党，经过短短二十八年的时间，到1949年发展成为了拥有448万党员的全国执政党？原因固然很多，但坚强有力的宣传工作功不可没。革命战争年代，“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是我们党对每一位党员最基本的要求。也正是由于我们党如此重视宣传工作，才能唤起民众、凝聚人心，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是如何开展宣传工作的。
我的讲演分为三个部分：一、以科学先进的内容引领群众；二、以务实有效的方法贴近群众；三、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吸引群众。
一、以科学先进的内容引领群众
在山东省广饶县博物馆，有一件藏品被奉为“镇馆之宝”——《共产党宣言》，工作人员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它，因为它是我国第一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们不禁要问：它为什么会在广饶县呢？这还得从80多年前说起。原来，这本书的主人叫张葆臣，在山东党组织内负责书刊发行工作。他把一本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了广饶县刘集村青年刘雨辉，刘雨辉和同乡延伯真在1926年回家探亲时把这本《宣言》带到了刘集村。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如获至宝，于是就在他家的三间北屋里办起了夜校。每天晚上就是一盏小油灯，摊开《宣言》，一页页向群众宣讲马克思主义。广大群众亲切地把马克思称作“大胡子”，并认准了一个理：照“大胡子”说的做，就不会错。从此，他们在“大胡子”的指引下开展革命工作，有力地凝聚起了刘集村的贫苦百姓。1930年11月，刘集村党支部组织村民开展了“砸木行”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广饶县政府的恐慌，刘良才被列为重点搜捕对象。刘良才在离开广饶前，将这本《宣言》交给了刘考文，并对他说：“它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一定要妥善保管啊！”1932年8月，博兴暴动失败后，刘考文估计自己有可能被捕，又把这本《宣言》交给了刘世厚。不久，刘考文被捕入狱，刘良才也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刘世厚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他把这本《宣言》当作是对过去斗争生活和战友的怀念，更把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斗争的力量源泉，整整保存了40多年。即使在日军的一次次大“扫荡”中，这本《宣言》也完好无损。1975年，在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活动中，84岁高龄的刘世厚老人将这本《宣言》献给了国家，它才得以重见天日。
上面这本《共产党宣言》是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用科学理论武装群众的一个“标本”、一个见证。我们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之上，并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的漫漫征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山东早期共产党人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在黑暗中艰难前行，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牺牲。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有时不只是用嘴说，而且要用脑、用心，甚至要用生命来“传”。在济南，山东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亲自深入工厂，组建工会组织，创办《济南劳动周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潍县，早期党员庄龙甲组织农民运动，一度将潍县打造成“共产党的潍县”。即使在赴刑场途中仍不忘抓住最后机会作革命宣传，最终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在青州，早期党员魏复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认真和投入，达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步。1926年，母亲病故发丧时，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站在棺材架子上向送殡的人群宣传革命道理。在高密，早期党员宋国瑞策划“绑架”自己，向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奶奶“勒索”200块大洋，解决了党支部的宣传经费问题。还有邓恩铭、李慰农、刘晓浦、刘一梦……这一个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也正是由于我们革命先辈的这份执着与牺牲，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齐鲁大地上星火燎原。
“朝闻道，夕死可矣！”先进的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苍山暴动时，24岁的农民张星，秘密加入共产党不久，只学会了一句《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暴动中，他英勇战斗，直到重伤被俘。狱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押赴刑场的路上，他昂首挺胸，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这一句歌词慷慨赴死。正是千千万万像张星这样的普通群众，在我们党的宣传教育和引导下，掌握了革命真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获得解放。他们团结起来，万众一心跟党走，汇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
对于群众的宣传，光有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山东党组织在用科学理论武装群众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让广大群众随时了解党在各个时期的目标和任务，并从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和未来。例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山东党组织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与国民党政府大肆宣传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迅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同与拥护。再如，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农民最直接的利益是土地，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谁赢得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积极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调动了地主和富农的抗日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又积极宣传党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进一步唤起民众，激发强烈的斗争热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一句话，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既用科学理论武装群众，让群众看到了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光明前途，又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让群众了解了不同历史时期自己利益的实现途径，使之聚集在党的旗帜之下，与党同呼吸、共命运，一起走过党的创立时期的披荆斩棘、大革命时期的腥风血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绝处逢生、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壮大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扭转乾坤，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
二、以务实有效的方法贴近群众
列宁说：“每个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艺术就在于，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听众，尽可能使某个真理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更容易领会，留下更鲜明更深刻的印象。”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注重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贴近群众的思想实际，善于运用群众语言，发挥群众典型的示范带动，以共产党人的率先垂范引领，及时、有效地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传递给广大群众。
毛主席说过：“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着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因此，在宣传群众时，既要立足群众的长远利益，又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考虑到群众现实的愿望和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们在思想上的共鸣和行动上的共振。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特别注重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进行宣传。例如，日本在青岛曾经强迫购买农民土地，自中国收回青岛后，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青岛党组织就乘此机会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使得农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情绪不断高涨。再如，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保证部队夜间行动的方便，山东根据地展开了“打狗”运动。起初，群众不太理解。115师出版的《战士报》也没能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说明打狗的重要性。罗荣桓得知后，对报社的同志说：“不能只说为了便于部队夜间行动，要替群众着想，从关心群众的利益出发。比方说，鬼子扫荡时，也常常夜间出来，听见狗叫，就知道那里有村庄，顺着声音找来，老百姓就会遭殃。这样讲，老乡们更容易接受。老百姓养狗是为了看家，现在根据地里，白天有儿童团站岗放哨，夜里有民兵巡逻。养狗已没多少用处，反而要粮食喂养，又会招来敌人，对百姓有害，对八路军也不利。八路军打鬼子，是为保护老百姓。狗叫影响部队夜间行军作战，仗打不好，鬼子伪军不消灭，老百姓过不了太平日子。这样宣传打狗，就比较全面，有说服力。”报纸按照罗荣桓的指示改进宣传，各村也召开了动员会，打狗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由此可以看出，山东党组织之所以能迅速唤起民众、凝聚人心，与始终坚持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进行宣传是分不开的。
宣传群众必须贴近群众的思想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这样才能增强宣传效果，否则会适得其反、事倍功半。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特别注重贴近群众的思想实际进行宣传。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中，由于受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部分群众对出租、放债、雇工的剥削性质认识不清，认为是地主养活自己，受穷遭罪是自己命里注定，因而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甚至有的佃户到了晚上，又把减租得来的粮食暗地里送还给地主。如大店老佃户王成，家中6辈子做地主的佃户，一直穷得叮当响，连件囫囵衣服都没有。问他：“你不赌钱，又不喝酒，天天干活，为什么还这么穷呀？”他想了一阵子说：“这些年短工太贵了。”再问时，他随口就说：“咱命苦，那有什么办法。”针对这种情况，各地普遍开展了“劳动创造世界”、“群众当家作主”的宣传教育，进行了“谁养活谁”的讨论，通过算账的方式，逐步启发农民认识到，不是地主养活农民，而是农民养活地主，从而解决了农民的“天命”思想，群众很快发动起来。可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地主又玩起了“明减暗不减”的把戏。为此，农村剧团编写并排演了戏剧《明减暗不减》。佃户们原来死不承认地主的明减暗不减，看过戏以后才搞清楚，原来是被地主愚弄了，于是纷纷行动起来，彻底地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图5：贫农大娘在减租减息大会上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由此可以看出，只有贴近群众的思想实际进行宣传，才能说到群众的心里，有针对性地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增加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历史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阳春白雪”尽管唱得多么高雅，却是知音甚少；“下里巴人”虽然唱得俗气十足，但容易接受，也就知音广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宣传群众时，语言越通俗、越显而易见越好。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善于运用群众愿意听、喜欢听、听得懂的语言进行宣传，真正成为了广大群众的知音。像“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文化翻身，不做睁眼瞎”“胜利人人有份，参军人人有责”等口号，都是运用群众语言的典型例子。在冬学教材中，也大量运用了浅显易懂的群众语言。如：“人人去当兵，当兵打日本”，“中国大，日本小，中国人多，日本人少”，“好爹娘送儿上前线，好妻子送夫把军参”，“民兵担架去出征，听指挥、听命令、勇敢向前冲”。在诗歌、戏曲等的宣传中，更是大量运用了群众的土话、方言。如在号召民兵保卫家乡的抗战宣传中，有一首歌谣这样写道：“拿起了手榴弹，瞪大了两只眼，保卫家乡民兵个个是好汉。有事咱就干干，没事咱就种田。小鬼子一出动，展开了麻雀战，一阵土枪土炮打他个脸朝天！”像“恣得了不得”“干就好上干”等“土得掉渣”的乡间土话在党的机关报上比比皆是。正是由于山东党组织善于运用群众语言进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迅速入耳入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对典型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能够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激起群众思想上的共鸣，引导他们争相学习、对照和效仿。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特别注重选树群众典型，为广大群众树立了一个个看得见、摸得到、学得来的榜样。如大生产运动中，滨海区莒南县大山前村郑信带头开荒，宣传“开荒为抗日”的道理，后被选为解放区劳动英雄。从1943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大众日报》先后对郑信的事迹报道150多次。作曲家王杰专门谱写了歌曲《郑信开荒》，这首歌一度在解放区广泛传唱。再如，沂水县沂水镇朝阳官庄的王步荣大娘，丈夫姓彭，先后将自己的四儿一女全部送上战场。1945年，《大众日报》对王步荣大娘的感人事迹进行了报道：“朝阳官庄彭大娘，动参工作做得强，母送子来妻送郎，四儿一女上战场。”这一时期，突出报道的典型还有：沂蒙红嫂明德英，英勇保卫马鞍山的一门英烈冯旭臣一家，沂蒙六姐妹，战斗英雄任常伦，民兵爆破大王赵守福、李念林、于华虎，等等。这些先进典型的宣传，对于引领思想、鼓舞士气、推动工作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宣传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该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广大党员的率先垂范，往往能达到“无声胜有声”的宣传效果，因为群众不仅会听你说什么，更会看你做什么。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共产党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召广大群众。1938年春，“菩萨司令”廖容标率领部队路过淄川城东北的罗村，发现村民炸鱼、炸肉、蒸馒头，准备给土匪送去。原来，群众给他们送的是煎饼，土匪们嫌不好吃，等煎饼发了霉，又给送回来，要换鱼换肉。群众被迫凑钱买了做好再送去。廖容标看到这种情况，命令炊事员把土匪送回来的霉煎饼收了来，洗干净，放上盐，用开水泡在缸里，然后通知部队开饭。廖容标一声不响地蹲在缸前吃了两碗，战土们一看也都跟着吃了起来。群众见了，热泪盈眶。老乡说：“这支队伍打鬼子厉害，跟俺们穷人心连心，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军’。”1943年，为推动大生产运动，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走出机关参加生产。当时正值早春，天气很冷，在滨海军分区盐场，八路军战士们光着脚泡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开盐田。已患重病经常尿血的罗荣桓，常常跑去盐田，脱掉鞋子，跳到水里和大家一起劳动，大家纷纷劝阻他保重身体，他却笑着说：“光看不干怎么行呢！”同时，罗荣桓还经常帮助老百姓拉犁、种地，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受感动和鼓舞。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的每一位党员就是一个火种、一盏明灯、一面旗帜，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着群众、影响着群众、感召着群众，使广大群众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句话，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注重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进行宣传，让群众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中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注重贴近群众的思想实际进行宣传，真正说到群众的心坎上；善于运用群众语言进行宣传，使群众更容易理解与接受；注重发挥群众典型的示范带动，引导群众争相学习、对照和效仿；以共产党人的率先垂范引领，鼓舞和感召群众。正是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宣传方法，山东党组织才能迅速唤起民众、凝聚人心。
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三部分。
三、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吸引群众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这首耳熟能详、广为流传的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于1940年战火纷飞的沂蒙山区。此后，这首歌唱遍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走上了抗日战场。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运用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革命，鼓舞人民。下面，我们简单介绍几种山东党组织常用的宣传形式。
报纸覆盖面广、宣传力强，是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宣传群众最普遍的形式。山东党组织成立之初，即创办《济南劳动周刊》，作为宣传群众的重要阵地。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的报纸宣传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党在山东出版发行的报纸有150家左右，主要有《大众日报》、《山东导报》、《山东文艺》、《战地文化》、《前卫报》、《胶东大众》等。抗战初期，《抗战日报》一度发行到敌后和武汉等大后方。大后方的读者见到敌后出版的《抗战日报》，认为是个奇迹。罗荣桓非常重视党报党刊在宣传群众中的作用。有人提出《大众日报》人员要精简，罗荣桓回答：别的机关要精简，报馆不但不能精简，还要加强。有人说《大众日报》的钱花多了，应该拿去为前方铸造炮弹。罗荣桓又回答说：我认为给报馆买铅字、买铜模，比给部队铸造炮弹重要。一张张报纸、一篇篇社论和文章，就是打击敌人的一发发炮弹。《大众日报》最初发行几千份，以后很快发展到两三万份。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大众日报》将党的声音及时传达到群众的心中，鼓舞着大家的信心和希望，支撑着广大军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可见，当时报纸在宣传群众、推动革命中所发挥的巨大威力。
戏剧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宣传形式。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下，国防剧团、孩子剧团、姊妹剧团、耀南剧团、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等艺术团体相继成立，并始终战斗在宣传群众的最前沿。如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这一名字中的“河山”二字取意于岳飞“还我河山”的题词。该剧社曾经创造了一天演出《放下你的鞭子》13场的惊人纪录。每当演到艺童香姐和弟弟卖唱赚不到钱，领班举鞭便抽的时候，观众中常有人忘了是在看戏，气愤地跳进舞台圈内去夺鞭子，大喊“放下你的鞭子”。有的竟把戏当成真事，把钱放到香姐手里。演出对群众的感染力很大，在20多天中，就发动50多名青年农民和学生参加抗战。剧团的文艺活动，都紧密配合农村的具体工作来进行。在动员参军中，上演古装戏《木兰从军》；在“优属”活动中，排演了歌剧《抗属真光荣》；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排演了《谁养活谁》。在宣传妇女解放时，各农村剧团均上演了《老婆婆的觉悟》、《王大嫂翻身》等，这两出戏曾使不少妇女流下了眼泪，同时也教育改造了不少“苛婆婆”。解放战争时期，歌剧《白毛女》在山东解放区更是长演不衰。据1946年统计，胶东就有5000个农村剧团演出过该剧目，对动员推翻旧社会、增强阶级斗争觉悟，发挥了重要作用。
歌曲是山东党组织宣传群众的重要形式。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各剧团、宣传队每到一地，就开始教当地群众唱抗日歌曲，很快出现了青年、妇女、老人、儿童争相学唱抗日歌曲的景象，“就是极偏远地方的妇女儿童，每人都会五六个救亡歌曲，每一个集会，互相挑战唱歌成了不可缺少的项目”。毫不夸张地说，在根据地，革命歌曲就像阳光、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山东抗日根据地当时创作的脍炙人口的歌曲有几百首之多。如民歌《八路军》：“八路军，好心肠；割了麦，打了粮；保卫根据地，一心打东洋”；民歌《不打日本不能活》：“雪花满地遍山坡，日本鬼子太可恶，扫荡烧了黄山套，杀死我的亲哥哥，男女老少快起来，不打日本不能活”。这些歌曲短小精悍、思想性强、易懂易记易上口，很受群众欢迎。同时，《义勇军进行曲》、《沂蒙山小调》、《解放区的天》等名曲在根据地更是家喻户晓、人人会唱，唤醒和动员了千百万民众，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文学因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极具感染力的展现手法，极易引起广大群众的思想共鸣，因此成为山东党组织宣传群众的有力形式。1943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峻青的短篇小说《马石山上》记述了1942年冬日寇对胶东半岛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八路军某班战士为组织被困在马石山上的群众突围，最后弹尽粮绝，全部牺牲。作品再现了这一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歌颂了革命战士高尚的情操和牺牲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的信心。再如，于冠西的报告文学《南北岱崮保卫战》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八路军在战略要地南北岱崮进行的一场保卫战。方圆420米和240米的崮顶，日军3000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一个伪军团，一直疯狂进攻了半月，光是炸弹、炮弹就花费了40万磅以上。而我方坚持阵地的只有93个人，而且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后顺利突围。该报告文学不仅在山东解放区，而且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另外，刘知侠创作的报告文学《铁道队》，不但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后来被改编为电视剧《铁道游击队》，至今仍频现荧屏，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另外，演讲、口号、标语、漫画、传单等也是革命战争年代重要的宣传形式。正是由于山东党组织灵活运用这些宣传形式，营造了强大的宣传氛围，充分调动了群众参军、参战、生产支前的热情，从而使党的革命活动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众力量源泉。
最后，我们简单作一小结。
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的宣传工作，无论是在内容上、方法上还是形式上，都紧紧围绕群众而展开。换句话说，宣传工作始终以群众为中心，这就是山东党组织能唤起民众、凝聚人心的重要原因。今天，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矛盾逐渐凸显，社会思想趋于多元，西方势力日益渗透，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形势严峻，如果不开展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我们的舆论阵地就会丧失，党和国家就会面临生死存亡。同时，党群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脱离群众的危险已成为“四大危险”之一，如果不展开强有力的群众宣传，群众就会无所依附、迷失方向，党的事业就会根基不稳、发展乏力。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工作，或许我们能从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组织的宣传历史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蓬勃开展，我们更应该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重新审视我们今天的宣传工作。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今天的我们，在宣传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宣传方法上更加科学，在宣传形式上更加多样，但宣传工作始终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紧紧围绕群众开展宣传工作。比如，习惯于从工作方便、容易出成绩的角度，而不是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宣传时喜欢搞“一刀切”，而不是贴近群众的思想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宣传中空话、套话、大话比比皆是，一定程度上拉远了党和群众之间的距离等等。因此，学习革命战争年代的宣传方法和形式固然重要，但我们更应该学习的是那种始终以群众为中心的宣传理念，心里装着群众，宣传贴近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知音。只有这样，我们的宣传工作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