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北移山东（来源/《山东八路军部队挺进东北》）

“向北发展”与“向南防御”是中共中央大决策中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大力进军东北的“向北发展”需要“向南防御”的密切配合和保证。而“向南防御”本身又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一是阻止国民党军沿同蒲、平汉、津浦铁路的北进和沿平绥铁路的东进。二是收缩战线，撤出南方8个根据地，加强华中，移兵山东。

按照9月19日的部署，山东八路军主力主要执行“向北发展”，迅速北出冀东和东北。为填补山东主力北上后的防御空白，华东新四军要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江南部队撤退江北。

北进、南防的战略行动清晰起来了。集北进、北撤、入鲁、南防于一身的新四军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这样的大调动，由谁来主持？身膺新四军军长的陈毅成了不二的人选。

中共中央部署“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时，陈毅正行进在从延安回华中的路上。他是因参加中共七大，于1943年由华中赴延安的。1945年8月25日，在中央安排下，陈毅乘坐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经晋东南转赴华中。同行的有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等20多人。读着这一串名字，许多人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子的。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3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14人。这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棋。

飞机在晋东南的黎城的长凝机场降落后，陈毅、林彪即与刘伯承、邓小平告别，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一支小分队的护送下，匆匆赶路。行进到河南濮阳时，接到冀鲁豫军区转来的中共中央急电。

电报是9月23日由刘少奇起草的。电报说，因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新四军主力及陈毅、饶漱石二人均到山东工作，望你及你所率之军事干部，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的职务，以便罗能迅速去东北。林彪、肖劲光已决定不去山东，直去冀东履行新的任务。

陈毅获悉中央指示后，立即向东日夜兼程。10月3日，陈毅一行抵达了微山湖。当年护送陈毅过微山湖的鲁南军区独立支队副政委杨广立，这次又奉命前来迎接。过了津浦路就进入鲁南大地了。陈毅一行沿着蜿蜒的山路继续奔行，两天后，终于到达了临沂。

在陈毅奔赴山东的同时，新四军江南部队已开始向江北撤退。与保守秘密状态下“向北发展”不同的是，新四军从浙东、苏南、皖南、皖中向江北的后撤是大张旗鼓、公开进行的，但具体的行动仍然是秘密的。

关于撤出南方解放区的问题，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就有所考虑了。1945年8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去重庆谈判时，毛泽东说，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

撤出江南主要是因为南方解放区比较分散，处于国民党的包围之中，易被各个击破。随着形势的发展，撤退江南被纳入中共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中。

9月17日，刘少奇致电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提出为避免主力分散，处处陷于被动，建议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

19日，刘少奇再次致电重庆谈判代表团：为了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必须调兵北上。我们意见长江以南部队原则上撤退到江北。苏南、浙东可以撤出军队3万到3.5万，地方党政1万，即可加强江北。皖南、皖中七师部队已在桂军进攻下势必撤退，亦可撤出约2万人；为了使国民党不能很快安定南京、上海，苏南力量的撤退可以逐步实行，目前只撤主力。

毛泽东连夜发来回电说，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

大政方针已定。刘少奇于9月20日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发出撤退江南、迅速向山东开进的指示。

这一部署表面为“退”，实质是以退为进，赢得了妙不可言的效果：以江南之兵填山东、华中，既解了山东、华中根据地后顾之虑，又避免了分散在国民党心腹地带的新四军部队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还博得了舆论的支持和同情。重庆各界人士视毛泽东为“和平的救星”。连强硬的“反共斗士”、美国大使赫尔利也为毛泽东的“委曲求全”而打动，主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部署，9月22日，华中局向新四军江南部队和粟裕发出命令：迅速北撤，越快越好。粟裕，湖南会同人，1927年8月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了井冈山：1934年他随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赣边区。在国民党军围攻下，先遣队失利、粟裕率领余部突出重围，在浙江南部山区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后，他率领部队北上苏中，协助陈毅打开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1944年底，他奉命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再下江南，开辟了天目山、四明山根据地，被任命为苏浙军区司令员，部队发展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

接到北撤电令后，粟裕立即在江苏宜兴张渚镇主持会议，研究行动方案。会上估计到，国民党是言而无信的。撤退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顾祝同一定会进行围堵。因此，会议要求汲取皖南事变的教训，对于部队的行动路线要高度保密，迅速行动。经研究，后撤方案为：粟裕率第一、第三纵队从宜兴出发，越过沪宁线，由西桥渡江北上；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率第四纵队及苏南地方部队，首先策应和掩护浙东第二纵队转移至安全地区，再北撤。

10月初，粟裕率领苏浙军区机关和第一、三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万余人，从宜兴地区出发，在常州至奔牛之间越过宁沪铁路，由两桥渡江北上，10月8日全部安全到达苏中泰兴。由于行动隐蔽，国民党军队并未察觉，事后才派出10多艘军舰，在长江上来回巡逻。

叶飞率领的第二梯队则历尽艰辛。9月下旬，叶飞率第四纵队从金华地区出发集结于长兴，接应浙东第二纵队渡钱塘江北上。这时，顾祝同部已进至杭州，企图拦截第二纵队于钱塘江口。仅澉浦至松江一线，封锁与进攻的国民党部队就有3个师11个团。他们向新闻界发布讲话：要“聚歼”尚未渡江的新四军于浦滨．形势顿时紧张起来。10月3日，华中局指示：“浙东部队能北渡即迅速北渡，如不能即退回原地坚持。”然而此时已无法后退，只能向前。4日和5日，先后在澉浦登陆的第二纵队一部，遭到国民党军的围攻，激战终日，付出伤亡223人的惨重代价，才杀开一条血路，北上集结于浦东地区。另有一部途中遭台风袭击，至10月中旬才陆续到达。10月下旬，浙东第二纵队会合战斗在黄浦江两岸的淞沪支队，分头渡过长江，于10月21日到达江苏南通、海安地区。

得悉浙东部队突围后，叶飞即率第四纵队主力经宜兴、溧水、句容等地，渡江北上到达泰兴。渡江时仅租到一艘商轮，昼夜不停地运部队北渡。10月15日夜，刚到黄桥住下的叶飞得到报告，第四纵队司政后机关、苏南二地委干部队和十支队两个连所乘坐的轮船在长江里沉没了。叶飞赶到江边，动员当地干部、船工尽力抢救。

但黑夜茫茫，人手又少，除几十人获救外，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等800余人不幸遇难。这是江南部队北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意外损失。

皖南部队亦于10月初从繁昌过江到达巢县、无为地区，与皖中部队会合。

10月31日，中共中央致电祝贺江南新四军7万部队胜利到达苏北、皖东，并指示部队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争取主力提早人鲁。

北撤的同时，新四军部队的北移人鲁填防的工作也开始部署。按照华中局的最初计划，新四军入鲁的规模甚为庞大。

9月下旬，华中局令罗炳辉率第二师从高邮地区、张爱萍率领第四师从泗县地区、谭希林率第七师从无为地区北上，作为人鲁的第一、第二批部队。华中局还计划，粟裕率领的第一批由江南北撤的两个旅到达苏中地区后，稍加休整，并由苏中抽调两个旅补充至约2.2万人左右，作为第三批人鲁部队。叶飞率廖政国旅及苏南地方部队、地方干部约1.5万人，拟作第四批人鲁部队。

以上部署带来华中、淮南兵力不足。鉴于此，9月26日，刘少奇为中共军委起草致华中局电：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如我在苏中、苏北、皖东不能击退顽军进攻，则对全国战略形势将受影响。你们北上部队除三师四个旅以外，第二批二师两个旅，是否再令九旅北进，因九旅原在山东行动。粟裕两个旅可作为北进预备队，看山东形势须要时即调赴山东，不须要时，可留华中工作。叶飞一个旅必须留在苏中、苏北，因华中须仍留必要的主力部队。如将来山东方面须要更多兵力，可从华中派些次要的部队北上。

这一电令，改变了华中局的计划。北上入鲁的部队主要限于前两批。

10月3日，罗炳辉率第二师师部及所属第四、五旅告别淮南北上，过三河，经泗阳，到达淮北宿迁后，与第四师第九旅合编为第二纵队。罗炳辉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韦国清任副司令员。10月20日，第二纵队越过陇海铁路，25日至27日先后进入鲁南津浦线阵地。

第七师皖南、皖中部队会合后，在皖东藕塘地区整编，全师编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仍沿用第七师番号。谭希林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整编后开始北开入鲁，但至11月中旬后才进入鲁南津浦前线。两支部队计6个旅，3.6万人。

另一支人鲁的部队是叶飞部。叶飞率第二、第四纵队渡过长江后继续北上，于11月10日到达苏北小城涟水。在这里，与苏中军区教导旅合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任务是挺进东北。叶飞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谭启龙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3个旅：第一旅，由原苏浙军区第四纵队组成；第二旅，由原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组成，其中第四团是由挺进上海近郊西撤时，留在阳澄湖L的36名伤病员发展起来的，京剧《沙家浜》写的就是这个团创建的故事；第三旅，由第二纵队组成。部队编成后即筹划北上，开进路线是：越过陇海路，经山东滨海地区到达胶东，由龙口渡渤海到营口登陆。12月初，全纵队到达山东莒县地区休整。因东北形势变化和山东战局紧张，中央军委于12月6日解除该纵开赴东北的任务，留置山东。12月10日，转用于津浦路作战。

八路军、新四军兼程北上，国民党军队也在平行地赛跑，迅速凋动兵力沿平汉、津浦路等北进。

津浦路是国民党军北进重点路线，兵力最为雄厚。10月间，国民党在徐州地区即陆续集中了5个正规军和收编的伪军吴化文部第五路军、郝鹏举部第六路军等。另有李品仙指挥的第七、第四十八军沿津浦线自蚌埠向徐州前进。

为阻止国民党军的北上，中共中央连续发出破路、阻敌指示。中央指示一下，各解放区军民闻风而动，在几天时间内，就将铁路扒了个稀烂。但山东军区在破路、阻敌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罗荣桓忙得两头顾不过来。中央催促山东主力进军东北的电报一封接一封。罗荣桓只好先顾一头，破路阻敌的事就交给鲁南、鲁中留下的部队去办了。

国民党军也不是傻瓜，与八路军打了多年交道，自有一套应付的方法。在沿津浦路向北推进的途中，采取边修路边前进、步步为营的战术，让你无隙可乘。

10月9日，罗荣桓、黎玉致电中央军委反映：国民党军队行军的组织相当严密。约l000至3000人不等，沿铁路两侧护路沟墙步行，机关人员、行李辎重、伤病员均载车上。出发前，其侧卫部队先乘车至警戒地带，下车警戒。待整个部队车辆通过后，再乘车跟去：步行者全系轻装，多用跑步行进。侧卫部队沿护路沟墙行进，遇我袭击时，即以沟墙为主阵地进行掩护，火力较强、一般不向我冲锋，但某些要点，有时冲锋占领或争夺之。火车载机动部队随时增援薄弱处，较远据点，敌亦用大炮策应。

就这样，国民党军沿津浦路步步北上。山东军区10月11日又向军委报告：十二军、骑二军及吴化文等部1.5万余人，自9月底沿津浦路北上，10月1日抵临城，3日抵滕县。此时我八师部队尚在台儿庄南，迄我转至滕县东，为时已晚。我破路不彻底，敌积极修路，使其顺利北上，我失去这一着。顽5日抵邹县，6日抵兖州，7日一部乘车，一部徒步北上。此时我三师及警三旅集于官村东，8日，其侧翼3000人于官村附近与我激战一日，伤其70人。我因兵力分散，顽以护路沟墙作抵抗，形成火力对峙，未能有力堵击，敌窜大汶口。9日于南留村附近，复遇我四师截击，俘10余人，当日都抵泰安。10日继续北上，一部已抵济南。我鲁中阻击均未奏效，其主要原因是破路不彻底，未能争取多余的时间控制有利阵地，致形成单纯尾追，相当被动，使我在战略上又失一着。

对于津浦路方面的被动状况，中共中央感到不满，10月12日，以军委名义致电陈毅、罗荣桓、黎玉等人，指示组织津浦前线野战军，并将冀鲁豫区的湖西、泰西分区部队划归山东指挥调动。电报说：“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山东分局前电组织五个临时纵队，平均分置津浦、胶济、陇海三路，不甚妥当。应将鲁中、鲁南、滨海及湖西、泰西主力集中，再加新四军北上两个旅，组成一强大野战军，由陈、罗、黎亲去指挥（或罗、黎二人中分一人处理后方工作）担负此任务。新四军除令五旅、九旅速到山东外，亦应在淮南、淮北集中力量于津浦路作战。”

按照中央指示，陈毅、黎玉赴鲁南前线，指挥津浦线作战。10月中旬，陈毅一行风尘仆仆地赶到设在峄县城外的一个村庄里的前线指挥部。陈毅到前线一看，一点也乐观不起来。

当时山东第二、第三师已决定开赴东北，到了津浦路附近，陈毅想让这两个主力师参与对陈大庆部的战斗，但由于中央一再催促，时间紧迫，第二师来不及参战就匆匆北上了。新四军叶飞纵队已经到了淮北，中央命令他们准备去东北，也不能前来助战。已决定入鲁的罗炳辉部尚在淮北宿迁整编，第七师在皖东。新四军军部也滞留华中。山东方面虽然一再致电中央催促新四军部队和指挥机关赶快北上，无奈刚从江南北撤的部队无论是休整，还是整编，都需要时间。罗荣桓除了让已决定北上的山东第三师继续停留于津浦路方面，也没别的法子。陈毅于10月23日向中央报告：截止今晚止，手中只集中山东八师3个团，新四军九旅3个团，湖西一个地方团600人，新四军五旅两个团要25日才能赶到。山东二师本日开至我们附近，又奉罗令东开。三师因开东北而东撤。新四军二旅王必成部及十九旅谭希林部，本日从淮南、苏中动身，最快得11月10日左右才能赶到。兵力不足也得打仗。陈毅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以第八师和鲁南军区武装攻歼邹县、临城间日伪军，以鲁中军区、第四师等部攻歼兖州、泰安间日伪军，切断铁路，开辟战场；急令新四军北调部队加速北上参战，迎歼由徐州继续北进之敌。

为实施这一作战意图，决定成立津浦前线指挥部，陈毅亲自挂帅，统一指挥。随后，陈毅与黎玉等率前线指挥部移驻邹县（今邹城市）香城。

10月18日，津浦路阻击战正式打响。山东军区第八师奔袭邹县，从东西门连续爆破成功，经两日激战，全歼守敌2700余人。20日，第八师等部沿铁路向南北扩张，至21日，连克十里铺、下看铺、界河、东滩等车站、据点，迫使邹县南侧300多日军投降，控制邹县南北铁路40余公里。山东军区第三、第四师攻克大汶口，控制大汶口南北铁路10余公里。

10月下旬，国民党军后续部队相继进抵徐州地区。陈大庆第十九集团军所属九十七军、骑八师进抵临城；新编第五路军吴化文部主力5000余人，在日军1000余人的掩护下，由滕县出动北犯。

此时，编人津浦前线野战军的新四军第二纵队第五、第九旅由华中人鲁，进至滕县以北地区集结。

获悉吴化文部动向后，陈毅决定在邹县以南、界河以北进行伏击。这一地区为小山连绵的起伏地带，公路两侧多山沟，且有树林遮蔽，是比较理想的便于隐伏部队、多路出击的战场。具体部署是：以山东第八师于下看铺西北山地设伏，新四军第二纵九旅于白石山、金山庄以西地域设伏，东、西两面对进夹击，求歼该敌于运动中。第二纵五旅设伏于前后枣庄、龙山地域，战斗打响后，以一部向滕县、界河警戒，主力向西突击，截断吴化文部后路，配合八师和九旅围歼该敌。山东军区第三、第四师及鲁中警三旅，占领邹县南北地区，阻歼自兖州南下接应的日军，并拦击北犯之敌。完成预定任务后，第三师和警三旅即开赴东北。

11月3日8时许，吴化文率其总部及主力由界河出动。因怕途中被歼，绞尽脑汁作了苦心安排，让日军一个联队在前头开路。

13时40分，吴部进入设伏区。顿时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吴部被斩成几段。战自黄昏，津浦前线野战军重创日军一个大队，歼吴化文部4000余人，俘第一军军长于怀安、师长徐树声以下军官数百名。吴化文带着亲信护兵10余骑，逃至两下店后，收拢残部约2000人，固守该地。

界河战斗后，陈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动员准备再战。他风趣地说：“山是老子开，树是老子栽。谁敢来摘果，叫他把枪放下来！”这段顺口溜，生动地表达了人民子弟兵誓死保卫抗战果实、保卫解放区的坚定信念，逗得大家笑出声来。“不缴枪，不投降，不准过路”的口号，也成为全军的统一行动。

为扩大对津浦线的占领，第八师一部沿津浦路西侧南下。11月11日夜，该师二十三团一营与五旅十三团配合，进攻临城与夏镇之间的柏山要点。守军凭借碉堡工事，以密集火力死守。天将黎明，守军援兵将至，紧急情况下，二十三团一营二连机枪班班长、共产党员陈金合抱起一颗快速手雷攻向敌堡。碉堡在一声巨响中坍塌，陈金合也光荣牺牲。陈毅赞誉陈金合的壮举是“实际战争的领导者，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他所在的机枪班被命名为陈金合班。当地人民政府为纪念他，将柏山命名为陈金合山。

陈毅、黎玉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津浦线战况与部署》情况。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祝贺，同时指示：“为准备战胜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铁路线的占领区，拔除临、滕、邹、兖地区的据点，广泛发动群众，给民众以物质经济利益。国民党正在重庆开将领会议，实行全国反共，惟调集大军于邹、滕地区尚须时日，你们应利用此间隙创造战场，将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11月下旬，陈毅、黎玉指挥津浦前线部队，继续向南发展，迎击进抵临城地区的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陈大庆部，对韩庄至滕县段和临城至枣庄段上的日伪据点展开攻势。25日，八师克官桥、孟家仓，歼陈大庆部暂编第二师2000余人，迫使日军300余人投降。第九旅攻击临城外围据点，俘日伪军600余人。27日，第四旅攻占水陆交通要冲韩庄，“锁”住山东的南大门。

12月1日，津浦前线指挥部重新调整战斗部署，展开临城外围作战。

临城就是今天的薛城。东边是枣庄煤矿，西靠微山湖，南面是徐州。日军在此修建了大量炮楼和工事。驻守临城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依托日本人留下的军事设施，加强防御。

12月3日，第二纵队五、九旅连续向临城东部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十九师阵地实施猛烈攻击，激战两昼夜，歼其1个团，残敌退人临城，固守不出。此战第二十六团打得极为艰苦，团长严光、政委谢锡玉等1100余人负伤，294人牺牲。

津浦前线指挥部鉴于国民党军已收缩兵力，临城设防坚固，短期内难以克复，遂改变计划，虚作围城，突然撤兵，转身向北攻取滕县城。

驻守滕县城的为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暂编第一旅李华部及山东保安第二师赵毅轩部，他们依托高大城墙和外围群立的碉堡工事，与临城据点遥相呼应，掩护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进。

12月12日夜，第八师在第二纵队和第七师一部配合下，首先集中兵力对外围孤立据点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夜激战，占领城关。次日晚，第八师全力向据守滕县东门的保安第二师实施重点突击。第二十二团对城门及主要防御设施爆破成功后，率先突入城内，随后各路攻城部队相继突入，展开激烈巷战。14日拂晓，战斗胜利结束。第八师以400人伤亡，歼国民党军暂编第一旅旅长李华、保安第二师师长赵毅轩以下官兵8000余人。

滕县战斗中，第八师的攻坚战打得漂亮，步兵、炮兵、爆破密切结合，突击队动作娴熟。战后，陈毅、黎玉等首长亲临东门突破口视察，总结推广第八师的攻城经验。由此，这支部队被誉为“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

不幸的是，以善战爱兵爱民见称的第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王麓水，中弹牺牲。中共中央致唁电悼念，称他“功在人民名在史”。

滕县战斗的同时，第二纵队第九旅对小窑、陶庄据点展开攻击，全歼小窑保安第二师2000余人，迫使驻陶庄的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副师长何志斌率部;-1700余人，放下武器。

津浦前线部队的连续获胜，使国民党大为恐慌，加紧向津浦线方向增调兵力，令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由信阳向徐州出动。蒋介石嫡系第八军李弥部于11月14日海运至青岛后，也开始沿胶济路西进。为应对山东的紧张局势，12月6日，中央军委电令叶飞所率第一纵队停止进军东北任务，留山东作战。

为统一指挥山东部队和入鲁的新四军部队，中央军委决定将津浦前线部队组建为山东野战军。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黎玉为政委，隶属于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辖第一、第二纵队和第七、第八师，共7万余人。此前，1945年11月10日，留在华中、淮南的新四军部队组建为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共4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1946年1月初，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为抢占战略要点，以第五十一、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等部约10万人，由伪军郝鹏举部改编的第六路军配合，分3路进攻鲁南解放区。

为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陈毅令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速开津浦路，攻击兖州、泰安；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配合第二纵队和第七、第八师围攻韩庄及枣庄、贾汪；另以华中野战军第八、第九纵队和第五、第六、第七军分区地方武装对陇海路东段实施破击，配合山东野战军作战。

1月8日，第一纵队主力向兖州守敌发起攻击，并以一部包围泰安。9日，第二、第六纵队及第八师集中主力向进攻鲁南的郝鹏举第六路军展开猛烈攻击，迫使郝鹏举率部起义。11日，华中野战军各部对陇海路东段实施大破击，至13日停战协定生效止，控制并破坏铁路130公里，迫使国民党军缩回徐州。

在历时3个多月的津浦路阻击作战和破路拔点作战中，新四军、山东军区部队以伤亡6000人的代价，歼国民党军3.2万余人，受降日军4000余人，策动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2.2万人起义。此次作战是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掩护山东八路军主力挺进东北，起了重要作用。

津浦路作战期间，华东局的组建工作也在逐步进行着。

1945年10月初，陈毅到达临沂时，中共中央虽有总体的战略部署，但由于罗荣桓尚未北去，所以并没有具体的安排。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等：中央决定以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以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代理分局书记。新四军军部工作人员亦可先去一部。迈出具体部署的第一步。

28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江苏省淮阴分批移往临沂，华中局与山东分局留下的一部分机关合并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机关。

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华东中央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军工作。

2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机关。任命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兼新四军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舒同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归华东局领导，同时成立华中军区，隶属新四军建制。

为迎接新四军和华中机关、干部入鲁，山东解放区做了大量的工作，要求各地要像欢送子弟兵出征那样欢迎新四军人鲁，从生活上照顾好新四军。为避免因战略区域货币不统一而引起的货币流通困难，在新四军人鲁前，山东各地政府和财政机关已将粮食、物品和经费筹措妥当；各地北海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新四军各部队的实际需要，将华中票按一定的比值，兑换成北海币。在北撤山东的部队中，除了新四军，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不是走陆路，而是从海上来的，而且坐的是美国的运输舰。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广东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的北撤，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抗战时期，广东人民在广东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建立起了多支抗日武装。主力是以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为政委的东江纵队。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和国共重庆谈判协议，中共中央决定撤出的8个根据地，广东是其中之一。

 “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指示战斗在广东的抗日游击队北上转移。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挠，致北撤行动迟迟不能实施。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停战协定后，组成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面代表参加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并由军调部派出第八执行小组到广东处理华南中共武装北撤的问题。

执行小组到达广州后，国民党方面继续阻挠破坏。广东行营主任张发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未听说广东有中共武装的番号、驻地和人数的通报，只有“专事扰乱治安者、仅系地方零星土匪”，“不能承认其为军队”。国民党的目的是等部队调遣完成，一举消灭广东境内的这些中共领导的武装。

中共中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安排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到重庆，向各界人士介绍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战斗经历和现状，迫使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并与中共代表团达成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1946年3月，由中共代表廖承志等组成的三人小组来广州，协助第八执行小组实施东江纵队撤退计划。经过10多天的争论，终于迫使广州行营签订了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撤的协定。根据协定，广东各支武装以东江纵队名义北撤山东解放区；北撤路线是由广东宝安县的沙鱼涌出发，租用美国3艘登陆舰作运送工具，从海道北上烟台登陆；北撤的人员名额为2400名；部队集中的时间，从开始调查之日起，以一个月为限。

散布在粤北广阔地带的部队，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阴谋，终于在一个月里，汇集到广东南端的大鹏半岛上。6月29日，北撤部队和家属共2500多人，自沙鱼涌登上3艘美国海军运输舰，开始了北上的航行。

经过5天的航程，7月5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各舰相继进入烟台港口。在岸上等待的胶东解放区军民在烟台码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烟台市内群众倾城而出，夹道欢迎。老大娘们挽着筐筐，把鸡蛋、馒头塞到同志们的口袋里；姑娘们把桃、杏等塞到战士们的垮包里。东江纵队的干部、战士含着热泪，高呼口号，仿佛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东江纵队的北上，标志着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摘录中国党史出版社2005《山东八路军部队挺进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