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对金融业接管中的一场风暴（文/丁龙嘉）

上海，是旧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国民党政府垄断资本银行的大本营。这些银行，实际上是高层官僚在操控。其主要金融机构是：中央银行。它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家银行，成立于1928年11月，是旧中国最大的金融垄断者，长期为孔祥熙等人所把持。

中国银行。它成立于1912年，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国民党政权在南京建立后，1928年改组成经营国际汇兑的专业银行，后又改为发展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为宋子文所控制。

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个统治时期，分别由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当权。1928年国民党政府将它改组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实际经营的还是一般商业银行业务。改组后初期的董事长胡笔江、总经理唐寿民是宋子文的亲信，后来的总经理赵棣华则是CC系的人。

中国农民银行。它成立于1935年，前身是蒋介石为反共需要而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该行表面上标榜为办理农业金融的银行，实际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筹集军饷的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担任了收购军粮的任务。行内绝大部分势力是在CC系的掌握之下，董事长陈果夫是CC系的头子。

中央信托局。它成立于1935年，是国民党政府为进一步垄断和包办金融事业，控制对外贸易及插手商业活动而设立，经营范围极为广泛，但实际上是以主要力量为国民党政府统一购买军火。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局成为国民党政府经营的最大企业，掌握桐油、蚕丝、茶叶等大宗商品的出口，以及棉花、汽车等主要物资的进口。

邮政储金汇业局。它成立于1930年，原称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直属交通部。1935年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隶属于邮政总局，挤进了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金融体系的行列。该局以吸收小额储蓄、办理居民汇兑为主，后期也经营一般存放款业务。

中央合作金库。它成立于1946年，是陈果夫等人插手金融事业的另一个工具。其业务与中国农民银行大体相同，只是挂上一块“信用合作”的牌子。在这个机构里，广泛安插CC系分子。

为了做好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金融接管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接管工作，大体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接收，自1949年5月29日至同年9月上旬；第二步是清理，自9月12日成立清理处至1950年3月清理债权债务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在接收、清理国民党政府垄断资本银行的同时，对新华、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四家官商合办银行，则采取进行监督，实行公私合营，接收其官股部分成为公股，派出公股董事，同私股推出的代表一起组成新的董事会，继续营业的办法，进行处理。对中国国货银行，由于账册不全，资金外逃，无法复业，予以结束清理。与此同时，对江苏省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浙江省银行、台湾银行、全国省银行联合通讯处、广东银行、山西裕华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亚东银行，以及后来发现的官僚资本敦裕钱庄，亦均清理结束。对19家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经接管清理，除中国保险公司和中国航联保险公司继续营业外，其余均无存在必要，予以结束。接管工作于1950年上半年全部完成。金融接管方面有两件大事，一件是接管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一件是用人民币占领市场，这两件大事必须同时进行，因为只有完成了后者，才能巩固接管工作的成果，为安定金融秩序和恢复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在接管国民党政府垄断资本银行的初期，就利用被接管机构和旧有人员限期收兑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金圆券。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市军管会就发布命令，宣布自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交易计价、公私款项收付以及账务、票据、债券、契约等，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和清算本位；金圆券是非法货币，在6月5日前暂准在市面流通，过期即严禁使用；持有金圆券者应按规定人民币1元（旧币）折合金圆券10万元的比价，向人民银行及其代理处缴兑。从5月30日起，全市设立了369个收兑点（包括一部分私营银行和钱庄）进行收兑。由于收兑的机构多，人手亦多，工作量极大的收兑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从5月30日到6月5日的短短7天中，共收兑金圆券35.9万多亿元，兑出人民币3.59亿元，所收兑的金额占国民党统治区全部金圆券流通总额的53%。

与此同时，对金、银、外币也分别颁布处理办法，规定不得再以黄金、银元、外币为计算单位和清算本位，金、银准许收藏，可以向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但不准使用和流通。

币制变了，但是，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和隐蔽在地下的敌特分子，开始利用囤积的大量银元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刮起了一场黑色的“龙卷风”。他们利用市民解放前饱尝通货膨胀之苦而对外币、银元存在的盲目依赖心理，以及对刚刚使用的人民币尚未建立信誉的情况，进行大量非法的黄金、外币、银元的投机交易，疯狂打压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换句话说，10天前的1元人民币，10天后只值3角多一点。许多人把刚刚投放市场的人民币视同一只烫手的“热山芋”，不敢在手上多捂一会儿。人们为了保值，千方百计地设法把手中的人民币换成黄金、银元、外币等“硬通货”，一时间，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银元贩子在叫卖。据当时华东财委的统计，仅上海市城内就有30多万人参与了买卖银元的活动。不法分子的破坏，不仅严重损害着人民币的信誉，而且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在短时间内，大米、面粉、食油、煤炭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二至三倍，一些中小企业摇摇欲坠。而此时市面上相继出现的大量伪造人民币更是给这场金融危机雪上加霜。一个原先有相当于上百万人民币资本的老板，其资本在一夜之间所剩无几，只能靠开面包房度日。而一般普通百姓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上海的反动残余势力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上海市，经济在风雨中飘摇，社会秩序在动荡中不安，老百姓怨声载道。严峻的经济形势，无疑成为摆在刚刚入城的共产党人面前的“第二个上海战役”。

实际上，早在上海即将解放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就对不法奸商和敌特分子进行金融破坏活动的情况有了充分估计，并采取了相应措施。6月5日，市军管会金融处根据市军管会指示，责令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市证券大楼的投机者立即停业。同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及其他主要报纸也纷纷刊文谴责金融投机活动，并告诫投机分子立即停止作恶。但是，利令智昏的投机者们，对此置若罔闻，毫无收敛，继续以上海证券大楼为中心，变本加厉地从事金银外币的非法交易，哄抬物价。统计数字显示，人民银行为平抑物价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又全部回到了银行里。与此同时，在上海淮海路等商业密集区，有人使用大量伪造人民币套购紧俏商品，使原来已经十分混乱的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不堪，物价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个劲地往上蹿。由于老百姓吃够了解放前通货膨胀的苦，往往不惜血本盲目地将人民币脱手，人民币一拿到手就赶紧去买米或从银元贩子手上兑换成银元。这样，人民币每周转一个轮回，银元贩子就能狠狠赚上一笔，物价也跟着上涨一截。人们对人民币的不信任程度还在增加，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大滑坡，失业人数增多，经济滑坡又导致了社会形势的动荡。这时甚至有人预言：“共产党进得了上海，却治理不了上海，他们将在第二个‘上海战役’中惨败而归！”

位于九江路上的上海证券大楼是当时上海市金融活动的中枢，其中只市内电话就有1000多部，每天上午9、10点钟，一些专门左右上海金融市场的“大亨鼠”便来到这里，他们敲定的银元、美钞、黄金价格一公布，聚集在大楼内外的成百上千的行情掮客便分散到市区的各个角落，所有的银元贩子都参照这个行情进行交易。这里成为上海市金融黑市的信息中心，也是上海金融动荡的根源。

事实证明，仅仅使用纯经济手段和舆论告诫已经不能有效地制止投机买卖活动。据此，6月7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举行了会议，华东局财委会主任兼上海市军管会财委会主任曾山向与会者报告银元投机活动的严重情况时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就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会议决定查封上海证券大楼，以控制这个操纵金融投机的指挥中心，惩办为首的投机犯罪分子，坚决打击金融投机捣乱活动。看来这场金融大战非升级不可了。

6月9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于6月10日上午采取统一行动，查封证券大楼。6月10日上午8时许，上海证券大楼的大门一打开，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便率领4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楼内，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宣布禁止一切买卖活动。上午10时，华东军区警卫旅一个营的官兵，对整幢大楼实行包围，1.2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学生则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向市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当时正在这里进行金融交易的2000多人立时傻了眼。取缔行动主要是针对不法投机商的。公安人员首先对各个投机商号进行了盘查，登记了所有人员及被查封财物，然后将全部人员集中到底层大厅，由人民银行代表进行守法教育，并宣布“惩办少数，宽大教育多数”的处理原则。根据金融处事先的摸底和查证，经过逐个审查、具体登记后，陆续释放了1863人，最后只将250名从事不法行为的主犯扣押起来。这期间，大楼周围聚集了许多市民，人们对政府的行动无不拍手称快：“大亨鼠完蛋了！”“共产党有办法！”

在查封上海证券大楼的同时，各公安分局也出动大批干警，在全市范围内取缔了银元贩子非法买卖银元活动，拘捕了一批从事银元贩卖的不法投机分子，也教育了大批的小额银元买卖者和偶尔买卖银元者。后据统计，这次行动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24两，银元39747枚，美钞62769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多万元，其他各种国货商品折价人民币3553万元，以及美制手枪2支。

行动当天，上海市工商界、新闻界继续发动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动员广大市民拒用银元；市政府采取举办折实储蓄、发放失业救济等一系列措施，解决基本群众因货币波动而引起的实际困难，为杜绝银元买卖创造条件。与此同时，由淞沪警备区军法处负责具体实施侦察破获人民币伪造案。

行动当天，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了《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重申禁止金银计价使用、流通和私下买卖，规定了处罚原则。根据这一法规，上海市公安局继续查处金银外币非法投机活动，至1949年8月初，共查处金银投机案件239起，查没银元12745枚，黄金119两，美钞250元，计处罚金995万多元。

打击金融投机的行动，不仅震动了上海，也影响到江浙两省甚至波及到全国，第二天，银元“袁大头”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第三天，大米再跌三成，食油跌价一成半！那些提着米袋子、拎着油瓶子的大娘、大嫂看着店门口挂出的当天的价格牌时，无不喜上眉梢，也有不少受到压抑的市民还明知故问地对店主说：“侬的价钱是不是搞错了？”

此次行动，使上海市金银元、外币非法交易活动得到有效的控制，投机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人民币走势趋于坚挺，并开始在金融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在确立人民币占领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新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逐渐建立健全起来。到1949年底，人民银行已在全上海市区建立了22个办事处、127个服务处和40个收款处，以及1个市郊支行，辖属9个郊区办事处，初步形成了一个各种业务齐全的营业网。

银元风潮被压下去以后，上海市政府紧接着就开始对付粮食和棉纱的物价飞涨。政府对付涨价的办法是大量调集物资抛售。7月中旬，国营的上海粮食公司抛售的粮食总量已经占到市场成交总数36%以上。然而，政府抛，粮食商们就吃，抛多少吃多少。一时粮价仍然有升无降。但是粮食商们没料到，他们要对付的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可以调集全国的资源，而且不计成本。1949年11月，上海市粮食公司抛售的大米总量相当于8、9、10三个月抛售总量的三倍半，是8月份的10倍。粮食商们终于顶不住了。同时，政府采取收紧银根的政策，征收税款，收缴公债，规定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投机商两面挨耳光，他们完全失算了。物价就是这样稳定下来。当然，也付出了代价，那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费和粮价差不多，销价不提高，都是国家补贴。

1949年，通货膨胀不仅在上海，而且在武汉等一系列大城市中都在发生。此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军费开支仍然浩大，政府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这时政府有两种选择：或是增发货币，或是增加税收。

12月19日，中共中央财委第八次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弥补赤字，权衡的结果，一致同意多收税。中财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

这时，作为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宣布国民党政府原有的各项国税市税仍暂继续征收，只取消了保卫团费等六种捐税和一些重复收的捐税。收税的原则，采取“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当时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征税布告，顾准当时与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一同成为“出布告最多的”局长。虽然政策比较宽松，但从6月到8月，税收收入相当可观，征收实绩已比国民党时代高出了好几倍。到10月，上海市政府已经可以收支相抵了。

来源：丁龙嘉编著《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