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和西康的和平解放（文/丁龙嘉）
一、国民党滇康两省领导人通电起义
第二野战军在向大西南进军的途中，刘伯承、邓小平于1949年11月21日向川、康、滇、黔诸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地方秩序。《忠告》反复告诫“有功者奖，有罪者罚”；向其指明，应该立即觉醒，幡然悔悟，不要再作无谓的抵抗，此时投向光明还为时不晚，还可为人民所谅解， “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要他们在“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的面前，早作抉择。刘、邓同时指示所属部队，认真做好对国民党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在毛泽东、朱德的<约法八章》和刘伯承、邓小平的军政兼施、文武兼攻面前，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崩离析的态势。尤其是地方势力，更加徘徊动摇，企图另谋出路。
在云南，国民党省政府主席、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自全国解放战争以来，政治态度逐步从“拥蒋反共”向“反蒋联共”转变，并积极与中共中央、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联系，准备起义。但是，蒋介石决心以云南为最后的反共基地，加紧对云南的控制，威逼卢汉继续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走下去。1949年9月，蒋介石派遣大批特务到昆明，逮捕革命群众、爱国民主人士400多人，同时派肖毅肃到昆明，部署蒋、卢联合“围剿”滇桂黔边纵队建立的游击根据地。黎明前的云南局势呈现出暂时的黑暗。
刘、邓的《四项忠告》发布后，昆明的中共党组织，利用各种渠道，向包括卢汉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中上层人员秘密投送文件，展开政治攻势，通过各种统战关系做工作，规劝他们看清形势、靠拢人民。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率领所属第九十三军、第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接着，驻在昆明的一些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省内各国民党专区、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昆明市和云南尚未解放的地区实现了和平解放。
卢汉率部起义后，通电报告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指出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解决云南问题，即盼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同时，指示卢汉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执行《约法八章》和刘、邓发布的《四项忠告》、肃反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等。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并切实执行。同日，党中央电示刘、邓和华南分局，卢汉问题此后即由刘、邓按照中央的方针直接处理。此后，卢汉即在刘、邓直接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也在同日，刘、邓发电给中央军委和林彪并陈赓等，提出“卢汉已发动起义，在此情况下，我军以提早入滇为有利”的意见，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12月12日，卢汉发电向刘、邓请示两个问题：一是卢汉组织的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问题；二是以云南人民解放军名义改编起义部队的问题。刘、邓经请示中央后，以刘、邓的名义复电卢汉，同意“在此过渡时期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所有起义之军、师长及各级官长，一律仍就原职，巩固部队，进行革命政治工作，准备按人民解放军方式实行整编”。这一指示，妥善处理了起义后到接管期间云南的军政问题。但是，云南和平解放的道路并不平坦。
同在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所属第二十四军和第九十五军，在西康省会雅安和彭县通电起义，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决裂，听候共产党指挥。
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早就形成了各自的势力。国民党当局为消除隐患，多次采用“调虎离山”的手段，而地方派则以“川人治川”为由，百般抵制，因此国民党中央系与川、康地方派的矛盾愈演愈烈。对于川、康地方实力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争取、教育工作。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对川、康这股力量十分重视，在约见刘文辉、潘文华时，明确表示，希望川、康的朋友通过自身的团结，去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发展。不久，中国共产党和刘文辉、邓锡侯进一步合作，在雅安、阆中设立了直通延安的秘密电台，且雅安的电台与中共的联系一直保持到解放。
1950年2月1日，解放军在雅安举行了入城式。刘文辉和邓锡侯、潘文华等在蒋介石企图进行“川西决战”的关键时刻，釜底抽薪，率先起义，对于退集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队震动很大，加强了恐慌情绪，促进了内部分裂。
一日之内，云南、西康两省同时起义，极大地震撼了蒋介石，其见大势已去，唯恐自身难保，遂于12月10日携政府要员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飞逃台北，从此永远地离开了大陆。
二、胜利进行昆明保卫战和滇南战役
卢汉起义时扣押了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和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曾希望通过他们两人争取这两个军起义。刘、邓也指示尽可能争取他们投向人民。但是，这两个军和几个宪兵团以及陆军总部一部分直属部队拒不起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昆明进攻。12月13日，推进到昆明市外围。16日，展开了昆明保卫战。
这时，解放军野战军还远离云南，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分散在全省各地阻击敌人，围攻昆明的敌军数倍于驻守昆明的起义部队，昆明的形势异常险恶。面对此情，起义部队在昆明市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英勇抗敌；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全面负责城区的治安保卫工作；边纵部队在外围阻击敌人，解放军西进部队奉命从滇西驰援昆明。12月16日，即昆明保卫战全面展开的当天，刘、邓致电卢汉：“我们已分头派部队向云南急进。如第八军、二十六军继续坚持反对立场，敢于进攻昆明，即请予以迎头痛击。并坚守要点，以待我军赶到，协同歼灭之。”18日，敌人全面向昆明进攻，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紧急的形势使卢汉不得不担忧，他在给刘、邓的电报中说：“尚望解放大军兼程入滇，早日肃清残匪。”当天，刘、邓即复电卢汉说：“我大军一部正通过晴隆向沾益疾进；另一部正向宣威进发中。尚需继续予犯匪以坚决之痛击。并就近联络附近各解放军坚持作战，以便协同入滇大军夹歼该匪。”野战军驰援昆明的消息传出后，起义部队和昆明人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振奋，更加顽强地投入了战斗。这时，二野五兵团十七军第四十九师进抵曲靖地区，边纵部队在昆明外围阻击、侧击敌人。围攻昆明的敌人见久攻不下，又惧怕被野战军和边纵围歼，便于12月21日、22日向滇南逃窜。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昆明保卫战结束以后，刘、邓发出了《忠告李弥、余程万两部将士书》，指出“西南数省己迅速解放。所有起义官兵，都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欢迎，都在安安稳稳地欢度新年。茫茫大地，只有你们孤零零的两个军还没有找到归宿”。“摆在你们面前的光明大道只有一条，就是立即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站到人民方面来”。但是，这两个军坚持反动立场，由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指挥，盘踞在滇南的开远、蒙自、建水一带，企图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负隅顽抗；如若不成，则从蒙自机场逃往台湾，或从国境线逃窜国外。为坚决、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反动派，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了围歼国民党反动残余部队的滇南战役。滇南战役历时55天，歼敌3.1万余人，活捉了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曹天戈和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负隅顽抗的阴谋。云南全境获得了解放。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在昆明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
来源：丁龙嘉编著《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