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案件竟然可以调解？
立字据人徐福庆，兹因今春吞使本村公款，被闾邻长查出，定于送官究办，于是徐福庆邀求郭有田等从中调解，将所吞之款甘心吐出，双方皆已允诺，而徐福庆仍是贼心不改，于今秋九月将调解人等（郭有田、郭有坤、张林风、刘京太）、闾长（郭孝福、姚云升、张林会）报告于本区区队部，声称将此七人只图报复，办事不公，幸亏区队部爱民心忱，办事公正，已经屡次调查明白，徐福庆之行为确实是实，与调解人等毫无干涉，于是委令孙队副邀约闾邻长，将此事业调解妥协，司后若徐福庆再生事端，定坐以贪赃枉法之罪，即被告人亦当徇情解释，恐后无凭，立字存上。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烽火公安警史保护工程藏品，现存于中国警察博物馆
贪污罪嫌疑人竟然可以免于“报官究办”，而是“调解结案”，跟同是贪财的受贿罪相比，负有这个罪名所受刑罚，那可是天壤之别、云泥之判。不知道该嫌犯具体贪污了多少钱，是法币还是银元，按当时“人均收入水平”计算，该当何种刑罚。另外，贪污罪嫌疑人竟然造谣生事，诽谤、污蔑调解人，按现在的法律，他这又有犯诽谤罪的嫌疑了，同时也是“认罪态度不好”的“加重情节”。贪污明显是犯罪，已经不在私法管辖范围之内，应属公法的地盘了。但是，这个案子偏偏就是把“公法”上的“公事”以私法的形式，给“私了”了。公权力向私权利所做的管辖权让渡，或许是“腐败”生生不息的根源之一。
陈毅同志曾说过“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从建国初期被处决的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开放后的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再到郑筱萸，乃至今日的文强等等，前腐后继，纷纷落网，体现了人民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但如何有效预防和根治贪污腐败，实在是应该以史为鉴的，明代朱元璋为了惩治贪官污吏，曾经发明“挑筋去指”、“剥皮实草”等令人不寒而栗的酷刑，朱元璋最终却无奈地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法理上说，刑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具有一般预防功能，即通过威慑、教育、警示他人预防同样的犯罪再次发生。刑罚一般预防功能要发挥作用，取决于刑罚的严格而不是刑罚的峻酷。这件文物的面世，或许会成为高校法律史课上甚至立法机关值得参考的经典案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走向未来而不去重复错误。
注释：闾邻长：每5家为一邻，设邻长一名；每25家为一闾，设闾长一名，管理村内事务。□特邀撰文：中国政法大学物证学博士王增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