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的鲁中地区兵工事业（下篇）文/吕有礼
土法上马 群策群力
在抗日战争年代，我们的军工生产是在不断战胜技术力量薄弱、设备缺乏、原材料供应困难、没有比较安全的生产条件等艰难困苦中发展起来的。一切都是依靠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群策群力，完成了任务，支援了前方，保障了战争需要，并创造了许多奇迹。
兵工厂成立不久，从敌占区弄来一本制造手榴弹的小册子，工人们象得了宝贝一样，成天学习讨论。工厂领导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经过反复试验，第一批样品试制出来了。第一次试投，却没有响。原因是手榴弹拉火失灵。几经试验，新型手榴弹终于试制成功，并成批地投入生产，工人感到无比自豪，并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表扬。
手榴弹的制作工艺过程很复杂。例如铸弹壳，先要制作内外木模，然后翻砂成型，再熔化铁汁浇灌。熔化生铁是用木制的大风箱来鼓风，风箱足有3米长，6米多高，要10几个人才能拉动。到开炉熔化生铁的时候，全厂不管是行政干部还是其他服务人员，都要轮流值班拉风箱，1个班拉半小时，就累得浑身是汗。
制作火药和装配成弹还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时手榴弹的炸药是自制的黑色炸药，用7分纯土硝、2分硫磺和1分木炭配制而成的。净土硝、硫磺粉、木炭都用土法加工，然后按比例掺合，在铁锅中用温火加热，掺拌均匀后，在石碾上反复加水碾压，再用竹筛摇晃成球状晒干，就成为黑色炸药。在黑色炸药的制作过程中，特别在青石碾上压碾时，曾因加水太少或粗心大意，致使炸药突然爆炸，发生烧伤人畜的事故。弹药组长李玉书、副组长丁洪儒都因火药燃爆烧伤致残。
手榴弹拉火的烘干工序，也有一定的危险。女工人戴常玉曾不慎将烘干的拉火掉在地上，拉火爆燃，将面部和头部烧伤，头发被烧焦。女工人鹿秀珍因搬动雷管，不慎雷管被撞爆炸光荣牺牲。
在手榴弹的整体装配过程中，也曾发生过事故。王兴曾为此一目失明。1944年第7次讨伐临朐一带制造无人区的伪和平建国军吴化文时，上级命令要在几天时间内突击生产1万枚手榴弹。在用木制压力机，挤合弹柄和弹壳时，不慎把拉火拉爆，使已装配成的2000多枚手榴弹和存放在屋内的雷管和子弹爆炸，影响了前方的弹药供应，还有几名工人受伤。
抗战期间的军工工人们，就是这样不怕艰难困苦，不怕疲劳，不怕流血牺牲，一批又一批地生产出大量的手榴弹供应前方。
1941年，在沂蒙山区山东纵队兵工总厂第3分厂接受生产刺刀的任务时，工厂的设备仅有一部6尺车床，除此以外就是几台虎钳、两台手摇钻和锉刀、丝锥、搬牙之类的简单工具。除刺刀片口槽用车床加工外，其他工序完全靠手工操作。车床安装在靠近孟良崮的一条深山沟的庙里。那时没有什么动力设备，车床是靠五六个工人摇动一个大木轮，用皮带来转动的。工人们对这部机床爱护备至，精心维护保养，使其经常处于完好状态。那时由于敌人“扫荡”频繁，车床经常拆了埋在地里，又从地里挖出来安装。有一次敌人突然来搜山，车床来不及拆卸，就干脆10几个人抬着整个车床到深山沟里隐蔽。
那时制作刺刀主要用破坏敌人铁路弄来的铁轨，先由锻工组把整块的铁轨劈成条钢，再把条钢烧红锻成刺刀毛坯。劈开铁轨是繁重的体力劳动，锻工工人张大聪身高足有1.9米，他举起20斤重的铁锤，一口气就能抡100多下，是厂里有名的“大力士”。刺刀的套环片和把头也是以铁道钢锻锤成毛坯的。把刺刀毛坯抢平磨光是抢工组的事情，几乎所有的青工都集中在这里。他们使用的工具是抢菜刀用的抢子，此外，就是几把旧铁刀和一堆细砂。有几位老师傅指导这伙年轻人的工作。这道工序劳动强度也很大，青工们有时一天工作10个小时左右。规定任务定额，还经常进行质量评比活动。刺刀把子的末端有一个带暗弹簧的片口槽，车床专门用来加工这道工序。最后由钳工组进行装配，成为一把完整的刺刀。
根据部队要求，工人们携带轻便工具到部队去把刺刀安装在枪上，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负责到底，一丝不苟。到1947年，鲁中军区兵工厂刺刀的生产已达到相当的规模。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军的子弹供应十分困难，再加上那时枪支种类繁多，有汉阳造、捷克式、老套筒、38式、79式，甚至还有单打一和铅弹头的老式苏俄步枪，口径不一，子弹供应更加复杂。
1941年，鲁中军区首长指示兵工厂生产子弹，解决当时子弹供应的困难。
当时制造子弹是没有条件的，只能利用旧弹壳进行改装。于是就发动前方战士，把子弹壳拣回来上交。使用过的子弹壳已经膨胀变形，起初用手压机把弹壳压入模具中。使它复原。后来，担任改装子弹的1分厂厂长曹日岚和技术工人贾汉文，研制成一台缩壳机，每小时就能复原子弹壳3600多个，比用手工操作工效高30倍。
子弹头是拿铜元冲压成的。铜元由当地政府在民间筹集，有时也能采购或缴获一部分。把铜元加工成尖形子弹头工序很多，开初也是要人工冲压，还是曹日岚苦心钻研，研制成功压力机，在同一压力机上使用十几种型号的模具，经过十几道冲压工序就把铜元冲压成子弹头。
子弹所必需的无烟发射药，那时我们兵工厂还不能生产，只得用电影软片来代替。采买人员在敌占区费很大劲才能买到，再经过许多周折转运到根据地。当时的电影软片片基是用硝化纤维和樟脑合成的，可以用作子弹的发射药。但须先把软片的胶膜脱掉，再剪成方形片状颗粒。有时任务紧，也动员农村妇女帮助剪，这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很难使颗粒大小一致，这就直接影响了发射药的燃烧速度，进而影响了无烟药的发射性能。曹日岚利用反“扫荡”空隙时间，研制成功切药机，解决了这一难关。
到1943年，兵工厂不仅能批量地改装再生子弹，还能根据部队的要求成批改装不带弹头的教练弹，同时也部分地改装驳壳枪和各种手枪子弹。
我们还用土办法制造出迫击炮和轻机枪。1938年山东纵队8支队在黄县刚成立不久，支队领导决定成立炮兵大队，要求支队兵工局迅速试制迫击炮。曹曰岚等几十名工人谁也没有造过迫击炮，在既无图纸和说明资料又无实物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只靠几台车床、几块圆钢和简单的工具，他们边研究设计绘制图纸，边安装设备和聘请制造发射药的工人，苦战60多天，终于试制成功4门75 迫击炮和400发炮弹，迅速装备了一个炮兵大队。这4门迫击炮在8支队向邹平、长山一带转移作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8年底，这支工人队伍随8支队转移到鲁中地区。支队领导又决定连队装备轻机枪，指示兵工局进行试制。但工人们没有造过轻机枪，有的工人缺乏信心，有些议论。曹日岚听了毫不动摇，他一面学习绘图制图技术，一面找工人座谈，发动大家想办法。他是钳工出身，为了完成试制轻机枪的任务，又自学旋工，吃睡在车床旁，由于操劳过度，又加身患疟疾，他身体一天天瘦弱下来，曾几次晕倒在车床旁，他这种勇于钻研、不怕困难和忘我劳动的精神，激发了广大工人的干劲和完成任务的信心。敌人白天进行“清剿”搜山，工人就利用晚上突击工作。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广大工人的辛勤劳动，成功地试制出第一挺仿捷克式轻机枪，受到上级领导机关和广大战士的表扬。支队全体指战员曾每人节约3分钱菜金，慰问参加试制轻机枪的军工工人。
1939年，8支队兵工局和山东纵队兵工厂合并。工厂转移到蒙阴县的蒙阴坡一带，这里的环境也很恶劣，十几里以外就有日军的据点，蒙阴县汉奸陈三坎部经常骚扰。这时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仅有车床2部、手摇钻1台、台钳3个和其他一些简单工具。材料还是使用铁轨钢。但兵工厂仍能以每月两挺的速度仿制捷克式轻机枪。为了改变人工拉皮带使车床转动的办法，曹日岚将买到弹棉花机的架子经过改装，用牲口拉弹棉花机架子带动车床，代替人力，提高了效率。制作轻机枪，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法烤蓝，曹日岚反复研究，开始试用菜油加色，后又试给机枪加热至500度，再用大蒜涂擦，使机枪既能防锈，外表又美观整洁。
1942年，曹日岚已担任山东纵队兵工厂1分厂厂长。分厂除了担负维修枪支的任务外，还继续生产仿捷克式机枪，同时又积极探索改进我军武器装备的新途径，终于在1942年七一前夕，制成功一种叫“鹅脖式”的轻机枪，这种机枪的枪管比较长，射程比较远，当时被人们称为“中共21年式”。首批试制的“鹅脖式”轻机枪，装备了山东纵队青年团。
1942年8月，山东纵队第1旅在反“扫荡”作战中缴获一门口径为75毫米的残缺山炮。这门山炮除一个光溜溜的炮筒子外，没有大拴和撞针，也没有其他附件。当兵工厂接到军区司令部修复山炮的指示后，曹日岚立即带领谭守文星夜赶到前方，把这门山炮运回兵工厂，并召集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工人谭守文、张鹏飞、张明来、张同明等研究，拟定了一个总体设想。
总体设想确定后，他边绘图纸，边研制模型，放样板。除了给山炮配上大拴和撞针，他们采用卧旋牙条装置使炮身能上下升降；利用扇形卧轮、卧竿、摇把使炮身能左右旋转自如；又用管通匣的装置解决山炮在发射时产生的3至5吨的后座力；同时用整体总装和易于拆卸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了部队在作战中山炮的运载问题。
奋斗了40多天，终于把山炮修复成功，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山炮交付部队后，在攻打敌据点李家宅子时，发挥了威力。这门山炮现保存在南京博物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鲁中军区兵工总厂从简单地维修枪械，发展到能成批生产上述各种武器弹药，还研制出大量地雷、枪榴弹、手雷、滚雷、迫击炮弹、燃烧弹、照明弹、烟幕弹、爆破筒、爆破箱……并能生产无烟发射药和自制各种机械设备。到1947年，发展成为1200多人的军工生产队伍。这年仅所属3个军分区的兵工厂，即能生产手榴弹11万枚，枪榴弹3万枚，地雷6000个，石头拉雷3万个，并在实践中培养出了一批象曹日岚那样的英雄模范人物，为党的军工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千方百计保障生产物资的供应和安全
兵工厂是一个生产单位，必须经常储备一定数量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机工具和半成品，在供应来源十分困难和敌人“扫荡”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储备，如何使储备物资及时供应生产，又如何使物资储藏不锈蚀变质、作到随存随用随取，这是当时一个大难题。工人们通过长期实践，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归纳有以下几点：
平时为战时着想。平时将采购和上级拨来的物资，按其性质和每月耗量，加上必须的备份以外，其余量均存入地窖内。某些贵重材料则采用定时定量供应的办法，每天晚上把第3天耗用量取出送到各生产组，避免在组内积存。
利用工厂附近的自然山洞储存原材料。平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大力协助下，找寻附近的自然山洞，并将其逐一编号，并根据每个洞的容积和形状确定储存何种物资和数量。有时还对山洞进行改造，使其更适用和利于保密。如造手榴弹木柄用的木料和半成品木柄，机工具大都存在这些山洞里。
就地掩埋。大量不怕锈蚀变质的物资，如生铁、焦炭、半成品手榴弹和地雷壳等，多用这种办法埋藏。挖深坑时要把挖出的新土运到远处，物资埋好后，使地面恢复原样，春天在上面种上庄稼，冬天就赶来猪羊在上面践踏。倘若没有人告密，这种掩埋办法很难被敌人发现。
挖掘土窑洞。这项工作主要由驻地的地方党员来搞，多在靠近庄稼地的土坡底部挖一垂直洞口，然后再平行向里打深洞，挖出的新土同样要运往远处。物资存好后，洞口安上木门，门旁埋设地雷，再将土把洞口垂直填平，在一个木盆里栽上和庄稼地相同的作物，使其和周围环境相适应。这种办法，在抗战期间从未被搜山的敌人发现过。
储在容器内封闭深埋。如水银、黑色炸药、导火线、半成品拉火、土硝、硫磺等，较贵重的或有一定危险性又怕潮湿的物资，多用这种办法。储存物资多用瓷缸。缸口用铁皮盖扣紧，再用松香和蜂腊的混合液将铁皮盖的缝隙封严，埋入老乡的庄稼地里。掩埋时先把庄稼挖出栽在木盆里，瓷缸埋好后，把土盆压在上面，然后用锄头把踩过的庄稼地锄一遍。为怕盆里的庄稼干枯。晚上去浇些水。埋藏点以周围固定物标定确切位置。由于是在深夜秘密埋藏，就连庄稼地的主人也没发现曾在地里埋藏了物资。
利用山区梯田挖石窑。这种办法存取十分方便，但容易漏水，因而多用来储存不怕锈蚀的物资。
明确分工，各负其责。把上述各种掩藏物资的方式分类编号，确定每一编号的物资种类和数量，再落实到各个生产小组和个人。这样，一有敌情，能在一个夜晚把所有物资和设备全部埋入地下，也能在需要时及时取出开工生产。
兵工队伍也是一支战斗队
1942年冬，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又经历了一次日军残酷的大“扫荡”。兵工厂在准备反“扫荡”期间，把一部分半成品运到边远的山区村里，组织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为装配小组，继续组装武器和弹药。有战斗经验的年青人则组成战斗小组，协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就地坚持斗争，保卫兵工厂掩藏的设备和物资安全。女同志发给一定数额的化装费就地疏散。
1943年初，敌人打通了临沂至蒙阴的公路，并在孟良崮前的垛庄、青驼寺等地安设了据点。这时兵工厂转移到沂水县中部的马牧池、耿家官庄、拔麻、野竹旺一带。反“扫荡”准备期间，兵工厂都抽调有经验的年青工人，举办使用地雷学习班，那时常用的自制地雷有拉雷、踏板雷和撞针雷3种。
在日军“扫荡”期间，经常有小股敌人由汉奸带路搜山袭扰，搜捕抗日人员和掠夺物资。敌人所到之处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发现庄稼地里有新鲜土壤即疑为我物资埋藏点，发现山上的山涧自然不会放过。
我们就在敌人必经之路和岔路口埋设地雷杀伤敌人。若附近隐蔽条件较好，一般在夜间使用拉雷，拉雷较便于伪装，白天把拉绳隐蔽起来，晚上再把拉绳和拉火接好。踏板雷和撞针雷多用于要道口或物资埋藏点周围，这种地雷不易伪装且容易发生危险。埋设时也把新土运走，敷上踏盖或安好撞针以后，用鞋底在表面按上印迹，或模拟猪羊脚形按上印迹，这样就不易被敌人发现。使用这种地雷必须严加监视，以免误伤群众，有专人在高地嘹望，发现群众接近雷区就示意警告，或在白天在设雷点插上标志，待确定敌人的路线必经地雷区时再把标志去掉。
1944年冬敌人大“扫荡”时，我兵工厂坚持就地斗争的一个小组，分别在野竹旺村东头的大路上和村西的桥头上埋设3个大地雷。一队敌人在汉奸引导下，从长山村出动，经野竹旺村去横河村“清剿”。走到野竹旺村大路上，走在前面的汉奸首先踏上撞针雷，一声巨响把汉奸炸得粉身碎骨。日本兵吓懵了，在路旁的土坎后趴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沿河滩前进，但他们转到村西小石桥上又踏响两个地雷。
这时天已黄昏，敌人慌忙收拾尸体向横河村逃去。我们从山上回到村中，看到桥上血迹斑斑，还有破碎的眼镜框和炸弯的指挥刀鞘，桥头附近的老乡家少了4扇门板，说明至少有4个敌人伤亡，其中还有日军的指挥官。炸伤敌人的消息轰动全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在地雷缺少的情况下，有时也用路边的大石头在上面凿个洞装上炸药，叫石雷。又如把生铁炮筒埋在大道旁的石堰里，炮口对准大路，里边装上黑色发射药和生铁片，再安上拉火和踏板，用以杀伤敌人。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后，迫使国民党军队暂时转为守势。他们经过40多天准备，6月底再次向鲁中山区发动大规模重点进攻。事前，我兵工厂已将全部物资设备埋好，并向渤海地区转移，只留下少数工人和行政人员暂时坚守，检查物资埋藏情况和埋设地雷、炸药。3天过后，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已进占兵工厂驻地。
留守人员急把没用完的炸药和拆卸的电话机埋在地下，就随掩护部队撤到五里沟子北山，接着冒着敌机的扫射轰炸转移到沂河上游燕子崖，同向渤海区转移的兵工厂队伍会合。这时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工人们趁夜强渡沂河，来到南麻以北地区。在那里我军正进行南麻战役围歼国民党新编11师，全体工人参加了战役后勤运输工作，每人身背200发79式子弹，在大雨中翻山越岭，把子弹运往前沿阵地，又接着把伤员从前沿抬回野战医院。南麻战役后，我们也随即转移到益都县的诸崖地区。
在向胶济路北转移的前夕，厂领导决定我同11名干部和青年工人（其中有卫生员、炊事员各1人）连夜转回工厂原驻地，我们每人各配备长短枪各一支。邹国贤厂长向我们交待完任务后，工人大队继续北进，我们也立即赶回工厂驻地。途经南博山村时，向当地区政府申请200多名民工，把存放在南博山的2万斤土硝转移到安全地区。次日晚间，回到了南岱崮山脚下的田家沟村，立即和守崮部队取得了联系。
南岱崮、北岱崮四周悬崖峭壁，易守难攻。国民党军队视我守崮部队为眼中钉，连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击。我军民凭险据守，巍然屹立，敌人曾使用1个团的兵力攻击，但遭到惨重的打击。我守崮部队使用滚雷对付密集的敌群，大量杀伤敌人，敌人还以为我们有了新式武器呢。我们回到住地后，守崮部队介绍了周围的敌情，我们随即到各物资埋藏点检查。井旺庄后沟最大的山洞门已被敌人挖开，门口周围敷设的地雷和褐色炸药全部爆炸，敌尸累累，有的已经腐烂。村东头河南岸堆放的金属材料，多数被敌人运到山头上修筑了工事，我们在材料堆周围敷设的20多个地雷全部爆炸，有10几具腐烂不全的国民党士兵尸体七横八竖地躺在那里。在附近我们还收容了3个广西籍的国民党士兵，虽语言不大通，经多次交谈得知他们的家都是贫苦农民，是被抓壮丁来的，我们作了宣传教育后就将其遣返了。
由于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摧残蹂躏，群众长期营养不足，加上阴雨连绵，这一带一时瘟疫蔓延，死亡率越来越高。地方政府虽然大力抢救，但医药物资紧缺，疫情控制不住。我们12个人也被传染，个个发高烧，行动十分困难，但我们仍轮流爬到田家沟西侧的高地去站岗放哨。守崮部队得知我们的情况后，给以大力支援，但炊事员老任和工人老张仍因瘟病死亡。我们在老乡帮助下，草草地将他们安葬在附近的山坡上。
1947年底，形势有较大的变化，工人队伍从渤海回来了，总厂领导派人把我们10个人抬到贾庄村。厂长和政委问我们想吃什么，我们齐声说想吃点成的。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一个月后我们基本恢复健康。
经过“三查三整”新式整军运动后，少数同志随主力部队南下中原地区。山东解放区的军工生产单位开始合并，成立了华东兵工局。（198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