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大跃进运动概述（下）来源/山东党史

三、“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又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后，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1959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8月9日，中共山东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通知，全省开始检查所谓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17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工业广播大会，号召全省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战线上的广大职工，立即行动起来，反对右倾思想，鼓足更大干劲，大抓八九月，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以新的跃进成绩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并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计划而奋斗。8月18日的《大众日报》以“干劲要一鼓再鼓，上游要一争再争，吹起东风，反掉右倾，钢铁带头，全线出征，力争超额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这表明山东由纠“左”向“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转变。

    8月24日至9月11日，为贯彻执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山东省委召开有省、地（市）、县三级干部参加的第二届第十四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地、县三级干部和解放军驻山东部队团以上干部共1057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响应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反右倾，鼓干劲，迅速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为提前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在1959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反右倾，鼓干劲，为提前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会议提出山东在经济战线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立即行动起来，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抓紧时间，鼓足干劲，坚决克服任何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充分发动群众，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和基本建设等方面，在整个经济战线上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千方百计为提前和超额完成今年的继续跃进计划指标而奋斗。用新的生产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会上，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被迫作了关于右倾保守、刮低产风的检讨。省直机关的李建修、秦和珍、陈挺等同时受到了批判。各地仿照省委的做法，错误地批判和打击了许多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的领导干部。这实际上推翻了前段时间为纠正“左”倾冒进错误已经采取的政策措施，把提出正确思想和正确措施的人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批判和斗争，致使许多人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久，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的口号下，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共产”风等错误再度泛滥起来。山东“大跃进”的第二次高潮从1959年8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60年10月，前后共14个月。

    在农业方面，195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现场会议，传达中央农业书记会议精神，部署和推动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以大搞水肥土林、狠抓麦田管理、全面发展多种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冬季工作。会议采取边看、边听、边议、边决、边写、边行的方法，走了10个县（市）、16个人民公社，行程4000里，通过对先进典型的现场参观、经验介绍，就实论虚，会内会外结合等方法，推进冬季农业生产高潮。1960年1月7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题为《一个成功的现场会》的社论，推广山东的“六边”现场会议经验。1960年2月20日至29日，山东省委、省人委召开全省农村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新村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实现1960年农业生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会议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千（亩产千斤粮）、百（亩产100 - 200斤皮棉、500 - 600斤花生）、万（亩产万斤地瓜）斤大面积丰产运动和“一人一猪、一亩一猪运动。”

   农业“大跃进”主要表现在大办水利和社队工业上。1959年秋后，全省掀起大办水利的热潮。这一年，仅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就上马266项，小型水利工程16万个左右。全省投资共9亿元，其中从农村社队征集6亿元。约相当于“一五”期间全省投资总额。从10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12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1960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农村另一劳力支出是社、队办工业。省委计划安排的500多个“小洋群”企业多数由社队经办，加上更多的“小土群”，占去全省大量劳力。据统计，到1959年末，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单位达到1.5万余处，工业就业人数58.4万；加上运输15万人，基本建设150万人，外调及国家义务工50万人，共达280万人。大量抽调农村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

    农业“大跃进”的开展，推动了农业生产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山东省委要求大力发展动力机械，在实现农业机械化方面，提出了力争做到“三年小解决，五年中解决，八年大解决”的奋斗目标，并且提出要在1960年内力争基本上实现全省农业半机械化。

    在再度兴起的农业“大跃进”中，一度受到遏制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了起来，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遭到怀疑和否定，有的干部产生了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思想。

    在工业方面，为完成不切实际的指标，各种运动接连不断。1959年第四季度开展了超额完成省计划运动。进入1960年，中央提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口号。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在连续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1960年应实现“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山东在1960年第一季度开展了“开门红”、“月月红”运动，第二季度开展大战“红五月”和“一、二、五、十”运动等各种名目的运动。一年之中，这样的生产运动持续不断。

    1960年5月3日，山东省委举行广播大会，号召全省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战线上的全体职工，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敢想敢于的革命精神，认清大好形势，抓住有利时机，鼓足更大干劲，大战红五月，开展“一、二、五、十”运动，即实现日产万吨生铁、二万吨焦炭、五万吨矿石和十万吨煤炭的任务。

    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增加了投资。1959年、1960年经济建设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23%上升为60%。两年中由地方财政支出的基建投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20.7%上升为49.5%。工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更多的人力投入。为了加快货物周转，从1959年9月开始，开展了群众性短途运输，全省动员28.5万人参加，动用运输工具23万件。10月初，山东省委又决定增加20 - 30万临时工，以加强工业战线。进入1960年以后，随着工业大上，特别是“小土群”、“小洋群”大上，新增职工76.4万人。工业的盲目发展，不仅占去大量劳力，还造成巨大浪费。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文教卫生战线的“大跃进”也再度兴起，出现了超越本省负荷能力的增长。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山东省高等学校由7所增加到63所；中等专业学校增加到474所；技工学校由44所增加到145所，普通中学由1004所增加到2770所；小学由5.2万所增加到6.7万所。在校学生数以及教职员工数分别增加1-2倍，共达837.4万人。全省医院、疗养院等卫生事业单位1957年为1万个，1960年增至2.4万个；卫生事业工作人员数由8.7万增加为9.7万人。此外，农村社队中还有16万从事文教卫生的民办人员。

    1960年这一年，由于“大跃进”错误的继续和连年的自然灾害，山东农作物总产量不但未完成410亿斤计划，而且降至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全年粮食作物产量仅165.9亿斤，其中夏收粮食作物57亿斤，秋粮作物108.9亿斤，棉花计划为500万担，实际完成155.76万担；油料作物43.68亿斤，也是建国以来最低的。工业计划虽完成情况较好，但1960年10月以后，山东的工业开始迅速衰退。在这年最后五分之一的时间里，铁矿石完成全年产量的9%．生铁完成全年产量的9.7%，钢和煤炭完成1/6，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的3.3%。“大跃进”以工业生产的严重下跌而告失败。

四、“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及教训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山东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广大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在“大跃进”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农业方面，建设了峡山水库、跋山水库、青峰岭水库、陡山水库、产芝水库、门楼水库及南四湖周围的水利工程等一大批水利工程，特别是大中型水库，后来经过配套建设，在防洪、农田灌溉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工业方面，钢铁、电力、煤炭、机械、轻工、化学等部门建成或初步建立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山东的重工业基础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山东的钢铁基地莱芜钢铁厂、济南钢铁厂和青岛钢铁厂都是这一时期上马兴建的。虽然当时因为超出国力承受的可能，有些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相继下马，在当时未能见到效益，但经过调整以后，在以后的生产中发挥了较好的效益，对以后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反右倾”斗争以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对山东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山东出现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

    第一，“大跃进”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损失，社会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

    “大跃进”使山东的农业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和其它经济作物产量急剧下跌，造成全省性的饥荒，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人口一度出现负增长。在“大跃进”运动中，大批人力、工具、农具、牲畜、机械投入水利、开采、冶炼、运输等部门，致使1958年秋，成片的庄稼、棉花无人收获；冬小麦种植面积比“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减少14.2%，种上的也因肥料不足、耕种马虎、种植过密、无人管理而收成甚差。1959年粮食总产只有“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85%。1960年粮食总产仅165.9亿斤，相当于“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68%，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棉花、花生也下降到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增长率为- 41.5%。1960年农业总产值仅27.15亿元，比1957年减少34.9%，平均每年递减13.3%。1960年的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1702万亩，减少12.4%。1959年、1960年两年，全省无人耕种或无力耕种的撂荒地在5000万亩至6000万亩之间。1960年山东的大牲畜头数比1957年减少33.2%。由于缺乏饲料，大多数牲畜十分瘦弱，失去耕作能力；生猪存栏头数减少40.9%。这对于靠牲畜耕地、靠生猪积肥的农业是巨大损失。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城乡居民普遍地患有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多得惊人。许多人外逃不归。由于严重缺粮，许多地方的农村普遍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如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1959年人口共3067人，1959年外流621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1.4%；浮肿病380人，占总人口的12.39%，牲畜死亡86头，占42%；从1960年1月至5月，死亡159人，占总人口的5.19%，外流200人，占总人口的6.52%。据统计，1949年至1958年，山东省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平均出生率为32%0。1959年至1961年，山东人口呈下降趋势。1961年人口总量比1959年减少156.4万人，人口出生率明显降低，平均出生率降至21‰。死亡率大幅度回升，平均死亡率为20‰。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只有1‰。

    第二，“大跃进”运动期间上马的一些水利工程造成了严重损失。如一批引黄枢纽工程和平原水库，建成后因次生盐碱等问题而全部报废。其中仅位山工程一项就损失资金1亿余元。还有的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仅不能兴水利反成水害，如一些地区盲目“让河流改道”的工程，打乱了地面水流的自然流势和流向，招致以后的连年水灾，有的土地变成盐碱地。

    第三，“大跃进”运动在工业上造成了严重损失。

    首先，钢铁生产的高速度本身就是极大的浪费。钢铁生产的一时跃进，是通过牺牲其它事业和行业，牺牲山东人民多年积蓄的财富，牺牲将来均衡发展的高速度换来的。这次大炼钢铁运动，由于用料多、产量少、消耗大，造成大量亏损。例如，国家生铁调拨价为每斤7-8分钱，而小土炉出一斤铁造价一般在5角左右，高的甚至达9角以上。仅1958年9月至12月四个月的大炼钢铁运动，就亏损5亿元，相当于整个“一五”期间山东自筹基建投资额的1.28倍。另外，钢产量的4/5、铁产量的一半是废品。这本身也是巨大的浪费。为保证钢铁生产用电，只好把轻工、民用、农用电力压缩到无法正常生产的地步。如轻工业方面的造纸、纺织、面粉等行业，分别限制用电30% -60%。即使如此，发电量仍缺22%。结果造成轻工业生产的严重倒退。1960年轻工业产值增长率为-14.5%，棉纱、棉布大幅度减产。所以，从整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看，当时钢铁生产发展的速度越快，炼出的钢铁越多，越是得不偿失，越会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四，“大跃进”运动造成全省商品可供量严重不足，商业网点锐减，从业人员严重不足。1961年，全省57种主要消费品在整个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只占44%，比1957年降了31个百分点。同期，全省商业、供销部门库存商品只有15.8亿元，其中6亿元的商品是常年积压物资，真正适销的商品仅有5.7亿元。由于副业生产和轻工生产的萎缩，商品供应量与购买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许多人有钱而市场上无物可买。由于各行业生产冒进，管理松弛，废品率甚高，再加上商业盲目盘进，收进大批毫无使用价值的货物。据以后统计，三年“大跃进”中，山东省国营工商业的物资盘亏、报废、削价、丢失、霉烂等损失财产资金，以及挤占银行、集体的资金（不包括平调人民公社部分）共约22亿元。1961年，山东省商业系统清查出“大跃进”中生产的质量有问题或不顶用的商品总值达79187万元，经加工、改制等方法处理了价值36041万元的商品，仅回笼货币9648万元。

    第五，“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首先，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失调。山东省原有的工业基础主要是轻工业，1952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84.8%，到1957年占75.2%，但“大跃进”以后，突出地发展了钢铁及与钢铁相关联的重工业，忽视了原材料工业，挤了轻工业，使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造成重工业过重，轻工业太轻，轻工产品产销之间脱节的差数过大。据济南、青岛1959年第一季度调查，计划购进商品，能够安排生产的仅54.5%。其中，五金类全无，百货缺51%。化工缺76%，交电缺91%，煤炭、木材缺45%，农业生产资料缺99.4%。到1960年底，全省重工业企业发展到1944个，比1957年增长2.1倍；职工人数达83万人，增长4.2倍；重工业产值达51.4亿元，增长4.7倍，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24.8%上升到55.2%。轻工业虽然也有一定发展，但比较缓慢。1960年全省轻工业产值为41.7亿元，仅比1957年增长44%。尤其是与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手工业生产，由于“大跃进”后手工业都升级转并为国营企业，差不多陷入停顿状态。工业对农业的冲击影响了农业生产，反过来又限制了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3年间不仅没有发展，反而缩减了一大部分。到1960年底，全省手工业社（组）仅仅为1957年的0.75%，手工业社（组）员减少到7.6万人，仅为1957年的28.7%，原来的60余万名兼营手工业者，也已大部分不从事手工业生产，致使许多传统手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1960年比1957年下降70%左右，有些品种无人生产，面临失传危险。

    其次，重工业内部出现了行业之间、行业内部不相适应的失调局面。由于突出强调钢铁“元帅”升帐，不仅影响了化工、机械行业，而且把与钢铁生产直接相关的煤炭、电力、交通等行业的发展也放到了次要的位置。缺煤、缺电和交通运输力量不足，使一些钢铁厂建成了不能投产，有的勉强投产也是举步艰难。钢铁工业本身只是偏重于发展高炉、转炉的冶炼能力，严重忽视了铁矿石、石灰石和焦炭等钢铁原料的生产，致使一些高炉、转炉经常因原材料供应不上减产或被迫停炉。钢铁企业内部的炼铁能力和炼钢能力不适应，炼钢能力与轧钢能力不配套，生产的钢铁毛坯居多，半成品居多。1960年，按全省炼钢转炉容积计，年产能力可达86万吨，而配套成龙的连续开坯轧制能力只有35万吨。

    第六，“大跃进”运动导致企业管理混乱，经营不善，劳动生产率下降。在运动中，人员庞杂，组织管理混乱，指挥调度不灵，各种制度和操作规程被废除或被忽视，使原料消耗过多，质量下降，设备严重失修，工伤事故增多。1959年第一季度工业企业职工劳动生产率与1958年同期相比，昌潍降低51%，烟台降低38.7%，聊城降低44%。

    第七，“大跃进”运动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蛮干、强迫命令，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泛滥，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群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批判，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受到严重影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被践踏，党内的正常制度和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树立起的崇高威望降低，为以后山东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恶劣影响。

    三年“大跃进”运动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第一，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改变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状况，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如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就可能犯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在1958年初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就讲过：“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大家都愿意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既然已经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建设，就能够取得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但是，经济建设有它所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由于受过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飞快，国家的落后面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转变。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片面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违背科学精神，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改变生产关系，实现所谓的“一大二公”，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造成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第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党，参加革命队伍，就要准备奉献个人的一切，乃至牺牲生命，大家都为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反动派残酷统治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广大党员和干部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支持和力量，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否则就会失败。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都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拥护党，党与群众形成了血肉联系。那时党可以调动的资源十分有限，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都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党成为全国执政党后，掌握了政权，有了调动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而且权力之大，可调动的资源之多，都是未执政前无法比拟的。大批党员干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领导职务，手中都掌握了这样那样的权力。那些在残酷战争环境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不易暴露的弱点就凸显出来。党的地位的变化，党员和干部地位的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都是新的严峻的考验，也给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课题。由于党员主要来自于农民，党长期在农村活动，受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意识影响较深，党内民主制度很不健全，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薄弱，家长制作风严重存在。因而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政治风气，不容许党员和群众提不同意见，否则就会被扣上有思想问题，甚至反党的帽子；不容许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各级领导人的缺点错误，否则就会被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党内斗争过火，对敢于实事求是、说真话的人不适当地进行打击处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有人好“左”，下面就有以“左”的面孔出现的干部。群众把他们称为“风马牛”干部（即善于看风使舵、拍马屁、吹牛皮），而这些人往往受到赏识、提拔、重用。这在“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加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与时俱进，不断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解决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

    第三，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不能盲目搬用战争年代进行群众运动的方法。

    建国初期，我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必要的，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一体制存在着一些弊端，即忽视经济规律，特别是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起的作用，容易采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方法，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经济工作。发展经济要求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以鼓励和吸收更多的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但是，当参与的主体是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素质较低的人时，盲目地进行民众动员，可能会使社会出现无序甚至动荡现象。“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在战争、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把大搞群众运动作为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方法，甚至是唯一的方法，这就为大破各种规章制度，为各种“大办”、大呼隆”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具体方法。一切照搬照套过去进行战争的方式方法来领导经济工作，不求效益，不顾后果，以小代大，以土代洋，以拼人的体力代替机械设备的做法，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势必破坏经济平衡，扰乱生产秩序，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终将真正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张业赏执笔）未校对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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