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界首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情况（文/界首党史）

    界首地处豫皖边界，颍河中游，水陆交通较为便利，是一个重要城镇。抗日战争开始后，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受党派遣，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从各地来到界首，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界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37年，界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过路店形式的小集镇。1938年夏，中日徐州会战，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大批军队退守皖北、豫东一带，界首附近驻了很多军队；国民党蒋介石扒开花园口，黄水泛滥，在皖北、豫东一带形成大片“黄泛区”，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广大人民群众在日伪、兵匪和水患的蹂躏下，纷纷逃来界首做工谋生，养家糊口。在徐蚌商汴相继沦陷后，许多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亦云集界首，做生意搞买卖，投机倒把，掠取民财。1939年，东北军骑二军（军长何柱国）驻守界首、沈丘，从周口至太和统属骑二军防区。界首的政治、经济出现畸形发展局面，迅速繁华起来。

    为了执行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发动界首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界首周围各县的共产党组织先后派遣一批干部来到界首，建立秘密联络点，宣传抗日，搜集情报，掩护往来同志，开展党的各项工作。但因为那时界首并不是县城，而是属于两省（豫、皖）三县（沈丘、太和、临泉）分管的集镇，各县党组织都派人来界首开展工作，所以直至1940年6月，界首城内并没有统一的党组织。

    1939年春，在鹿邑魏凤楼部做政治工作的张爱萍带领10多人的小部队来界首开辟工作，曾与沈丘县委赵卓如联系，数日后离去，留下共产党员王慕萍（王锦波）在界首以南坚持党的工作。王慕萍于1938年曾在沈丘抗敌人员训练班工作过，常来界首一带活动，对这里情况较为熟悉，开展革命活动较为方便。

    1938年至1939年底，在豫东特委（西华特委）领导下的中共沈丘县委把工作重点转向界首，县委书记贾达夫、组织部长赵卓如等，经常来界首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40年初，沈丘县委派程兰谷在皂庙镇开办“豫隆商行“，作为党的联络据点，秘密开展工作。

    1939年底，中共阜临太中心县委在临泉老集成立，书记李轩。在中心县委领导下的临泉县委和太和县委都曾派党员来界首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太和书记宋英、宣传部长马建忠曾在界首建立“文化村戏院”秘密联络点，临泉县委派陈韧在河南岸建立渡口秘密联络点，他们依靠这些联络点，搜集情报，掩护同志，秘密开展工作。中心县委书记李轩也曾扮作行商模样，不断来界首了解情况，布置和指导工作。

    1939年秋，豫皖苏区党委派王振鸿来太和、界首北部发展党员，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王以小学教师为掩护，很快发展一批党员。冬，经豫皖苏区党委批准，成立中共太北鹿工作委员会，王振鸿任书记。中共太北鹿工委不断派人来界首搜集情报，开展工作。

    1938年冬至1939年底，受中共河南省委直接领导的葛佩琦担任国民党第一战区保安司令部的政训处长，后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他曾数次来界首了解情况，做统战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0年以后，国民党在皖北豫东一带驻扎许多军队。一些官僚兵痞更把界首视为一块肥肉，都想到界首捞一把。蒋介石嫡系汤恩伯以界首属于“重建区”，要夺界首；桂系李品仙以界首属于安徽，要抢界首；东北系何柱国以驻军为名要争界首。三方争夺不休，但在限制共产党活动方面都是一致的。国民党在界首建立了警备司令部等军政特机关，加紧限制皖北救亡活动的开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这时的界首已逐渐成为国民党在苏鲁豫皖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和特务活动的重要据点。

    为了发展抗日力量，扩大我党影响，豫皖苏区党委决定，将沈丘县委由豫东地委划归阜临太中心县委（后为皖北地委、豫皖地委）领导，贾达夫调走，由丁兆一任县委书记，李文钦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司峻任县委委员。1940年，中心县委书记来到界首，召集沈丘、临泉、太和三县地下党负责人开会，分析形势，讨论界首党组织的活动问题。会议认为，界首地理位置很重要，交通也很便利；国民党在这里驻有重兵，建立许多军政特机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寇不断派飞机轰炸界首，对界首虎视眈眈。为此，我党必须搜集情报，了解情况，密切注意敌伪顽动态，秘密开展党的各项工作，以保证豫皖苏和鄂豫皖之间的联系。会议决定：界首由三县分管改为沈丘县委管，沈丘县委机关秘密迁驻界首，直接领导界首的斗争。

    会后，丁兆一即在界首建立一个地下机关对外名叫“益友筱商社”。这个地下机关是经豫皖苏区党委同意并拨款3000元筹建的，所以也是区党委设在界首的联络点，地址在中山路（今中原路）北首路东第二家临街的房子里。在这个机关工作的秘密党员开始有：丁兆一（县委书记）、董种珊（负责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刘芳洲（政治交通）、王子超（通讯员），另有党外人士一人负责商社的经营活动，还有程兰谷（豫隆商行联络站负责人）、马建忠（文化村戏院联络站负责人）。根据当时情况，县委研究决定，放弃“文化村”，保留“豫隆”，并在大丁营建立一个由丁国典负责的农村联络站，作为“益友”的侦察前哨，一般人只能进“豫隆’’和“大丁营”，不能进“益友”。不久，李文钦，马力之，王子斌、王振江、王瑞平、刘顺德、蔡宁等先后奉调来界首工作，从而组成了中共界首特支（或称支部），由丁兆一兼任特支书记。为了做到长期隐蔽，坚持斗争，  “益友筱商社”只经营文具和日用品，作为掩护职业；1941年经营土布和棉花，改商号“益友花布行“；1942年又改为“益丰花布行”。在界首的党员，或以商行的经理、会计出面，或以教师为掩护身份，或打入国民党军政特机关，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界首党组织（沈丘县委和界首特支）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做好统战工作。马建忠的堂兄马润身在1日军队当过团长，早已退役经商，在界首开药店，是个二等绅士，与国民党界首警备司令徐长熙认识。徐为了能在界首站住脚要拉地方势力，要马润身出任司令部参谋长，马不愿干。界首党组织认为，马到司令部对党的工作有利，便通过马建忠动员马润身去就任。马润身任参谋长后，就介绍马建忠当司令部副官。党组织又通过社会关系派刘顺德到国民党界首警察局。董种珊原在国民党寿县检查处工作，在界首人事关系又熟悉，负责地方统战工作。这样，在国民党内部派遣了得力人员，为工作开展打下了基础。

    二是搜集情报。主要是搜集日伪动向和国民党在皖北军政特机构的变化情况，及时报告给豫皖苏区党委和新四军四师。在这方面，马建忠和打入党政分会的蔡宁等经常搜集到很多情报，及时交给党组织。有一次，在国民党十二军（军长孙从萱，驻郑州）中的秘密党员搞到一份重要情报，派宋××送来，马力之到益友花布行接洽关系，并派李华宣送到边区去，，但李在中途被抓了壮丁，不久又逃回去，只得改派其他同志送去。在皂庙小学教书的王子斌以开封师范同学的身份，同中统特务柳守义拉上关系，获得信任，因而不断得到一些重要情报，及时报给上级党组织。

    三是掩护往来同志。我党负责同志秘密经过此处时，界首党组织负责掩护，并安全送到下一站。1941年的一天，上级通知有位负责同志经界首到豫皖苏区去，界首党组织负责接送。书记丁兆一按约定时间到河边发现已被中统封河，立即找马建忠设法解决。马约了一个军统过河玩耍，利用中、军统之间的矛盾，顺利地把负责同志接过河北，并由丁安全送出界首。有一天夜里，警备司令部全城戒严，搜捕共产党员。刚从皖北地委来的阎崇亭正住在益友花布行内，无法走脱。王振江把他藏在套间里，利用光线不清、进出不便的特殊条件，巧妙地骗过敌人，安全脱险。

    四是做好宣传工作，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中间势力，揭露顽固派的阴谋诡计。1940年，汤恩伯与李品仙等国民党要员在界首开会，成立所谓“重建区”，说：“重建区人民受黄水、日寇、共匪三种祸害，中央政府要来拯救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提出“重建边区政府，树立反攻基础”的口号。界首党组织及时印发了《重建区是什么东西？》的传单，告诉群众，黄泛区是国民党挖开黄河堤造成的，日寇是国民党不战而逃引进来的，共产党抗日救国光明磊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传单还列举事实揭露汤恩伯三十一集团军的罪行，有意不提何柱国的十五集团军，并讲出他们在高级会议上的斗争情况。这样一来，不仅使群众了解了重建区的真相，而且分化了国民党军，有利抗日救亡活动的发展。皖南事变后，界首党组织又印发了《皖南事变真相》、《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等宣传品，使人民群众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险恶用心。

    五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打击危害我党活动的顽固分子。警察局巡官皂庙镇镇长马继青搞了一个女人在豫隆商行里鬼混，严重威胁党的秘密联络工作。党组织决定赶走他，一方面利用他敲诈勒索搞到一大笔钱不分给局长李南湖的事实，有意识通过几个人的口多次向外宣传，使李南湖得知此事，极为恼恨，致使马继青失宠。另一方面，马的老婆是有名的河东狮子，党组织设法使她知道马在界首又娶女人。她得知此事即赶到界首大打出手，马无脸在界首立足，灰溜溜地走了。三县联中有个复兴社特务刘可南，对马力之怀疑，经常盯梢。马力之利用他怕花钱的弱点，请他看戏洗澡下馆子，时间长了，刘也得花钱，可是他怕花钱，又没发现什么可疑情况，也就不再跟踪了。

    六是为党筹集经费。在新四军四师撤到津浦路东以后，界首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经费十分困难。于是委托在货检处当雇员的马力之搞些经费，马设法搞到一点，解决了燃眉之急。

    七是组织游击队。1941年春节前后，为了反抗日寇入侵，县委研究决定，派王文成去东王老家（界首西南12里），董种珊去光武庙（界首北30里）组织游击队。两人受命即赴当地开好宣传动员会，着手组织武装。这时东王老家已筹备成熟，枪支发给队员，县委书记丁兆一开会宣布沙南游击队正式成立。但日寇侵入界首后仅停留一天即撤离，为了隐蔽精干，保存力量，王文成、董种珊根据县委命令，迅速将游击队隐蔽下去。

    八是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1941年经李文钦介绍，发展贫苦出身的店员刘润华入党。以后刘润华留在界首，为党做秘密的联络工作。

    1941年冬的一个星期天，在联中任教的马力之去皂庙小学找王子斌、王瑞平二同志研究工作，被特务盯梢，马力之等三人一看形势不对，便让其坐下，让烟让茶后，就先后借故出走了。他们到刘兴镇蔡宁那里，了解到敌人企图下毒手，便一方面通知有关党员隐蔽，一方面到大丁营研究对策。1942年春中共豫皖地委奉命撤离，马力之、王子斌、王瑞平、李文钦、李轩等许多同志先后撤出界首，到鄂豫皖边区去了。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反共气焰更加嚣张，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带着大批武装特务以巡视行政为名，责令皖北各县地方政府限制抗日救亡运动，搜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名单，妄图加以逮捕和杀害，汤恩伯率九个师约30万兵力向我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6月，新四军四师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内战，撤至津浦路东。豫皖地委失去组织领导，工作极为艰难。后来，上级决定皖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由新四军五师党委兼任。1942年2月，皖北形势更加恶化，五师党委决定，将皖北大部分党员有领导有计划地转移到大别山区，加强大别山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942年4月，在界首特支工作的党员大都奉命转移了。经地委书记李轩同意，董种珊、马建忠、王振江等同志留下来埋伏待机，他们在失去党的领导与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严守党的秘密，顶住各种压力，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暴露同志，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做些工作。如董种珊、马建忠等以教学为名，宣传抗日思想，培养民族感情，在为党争取群众，争夺青少年，扩大党的影响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后来上级决定派李文钦等回皖北，负责领导留下的党员继续坚持斗争，1943年4月，李文钦在新县卡瓦房开会时遭国民党顽固派伏击，不幸牺牲。从此界首留下的党员完全失去联系。

    1943年，曾任豫皖特委特派员的李彬，仍在项城、淮阳、商水、沈丘、界首一带坚持党的秘密工作。他曾以拉架车工人的身份来到界首，住“三友车行”，见到在皂庙小学任教的董种珊，但因白色恐怖严重，未能接洽上关系。到1944年，王振江回临泉老集经商，董种珊去太和创办倪丘（赵庙）中学，马建忠在太和老家教书。中共界首特支的活动遂告结束。

    此外，在国民党天水行营做策反汉奸部队工作的葛佩琦，时住界首北秋渠集，因为他是秘密党员，曾于1941年资助中共太北鹿工委书记王振鸿260元，在双庙开商店以作掩护。1942年葛佩琦转入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情报组工作，曾配属电台，驻界首附近卜楼寨，以第一战区少将参议为掩护，以悦昌恒商行为联络据点，搜集国民党重要军事情报及日伪在豫东皖北的活动情况，通过电台及时报给我党，葛佩琦在界首的这一革命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杨民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