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抗战人物红黑榜•博山知名人物梁公衡(文/秦克铸)

卧游斋主 发表于2023-02-20 10:25:28

博山抗战人物红黑榜•博山知名人物梁公衡

(文/秦克铸)

梁公衡,男,汉族,又名梁贻,自号波臣,博山赵庄(今博山区白塔镇赵庄社区)人,抗战时期中国托派知名人物。1930年前后,与张敬焘、蒋方宇、乔同恩等,同在颜山中学读书。1932年上半年,在曲阜二师加入托派。1936年冬,博山“民先”队成立前后,曾回到博山活动,并在颜山中学同学中传播托派主张,对抗战初期中共博山地方组织重建产生一定影响,淄博多区县党史资料对梁均有提及,但许多说法并不准确。

梁生于1911年。1918年12月,梁7岁,母亲病逝,一个月后父亲再婚,梁从此开始跟祖母生活。1919年正月,梁进入学堂上学。1923年6月,梁12岁那年,祖母病逝,他不得不回到“后娘”身边生活。1927年正月,16岁那年,梁与发小孙即瑞偷着跑到淄川西关孙传芳的招兵处,欲出走当兵,被家人追回。1928年八月十三日,梁奉命结婚,媳妇姓李,比梁大四岁,梁的妻舅叫李宏齐,在博山税务街泰记号当副经理。同年冬,梁去泰记号柜上学做生意。三个月后,即1929年的正月初五,梁被辞退,回到博山赵庄。同年7月,梁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博山私立颜山中学。暑假后,靠在北京同泰号的二哥给的第一个学期的学费,进入颜山中学第七级学习。在颜山中学,梁如饥似渴地读了一学年,梁自称这是他平生最快乐的一年(《沂源县志》《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沂源县组织史资料(1928-1987)》《中共沂源党史大事记(1928.10-1949.9)》中说梁1930年5月在鲁村小学教书,继任党小组长,显然与梁公衡的履历不符)。

1930年6月底,大考之前,社会上谣传颜山中学没立案,将来教育部不发文凭,颜山中学的学生纷纷向学校索要修业证书,转学去济南。梁由同寝室的同窗李本泗介绍,请女中校长作保,以插班生第一名的成绩(49人报考,取前五名)转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济南师范学校前身)“前二”(前期二年级,前师二班?)学习。梁在第一师范读书一年,虽然努力但却无法融入新的生活,自称很不如意,远没有颜山中学的生活快活。1931年暑假,梁借了一张旧颜山中学的毕业证书,投考号称“共产党窝子”的曲阜二师(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也称曲阜二师或省立曲阜二师,曲阜师范学校前身)师范部新生。秋季开学,梁入曲阜二师读书。

1931年暑假后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同年9月19日,梁参加了兖州车站的抗日活动。那时的曲阜二师,师生有政治背景的很多,国民党的改组派,第三党,共产党,都有自己的组织,以共产党员、教务主任陆建平和学生会主席程照轩为首的抗日派(被托派称为“斯大林派”“干部派”或“老干派”,甚至蔑称为“猪部”“猪毛”)与以国民党员训育主任张和学生张衍恕为头子的托派(也称“取消派”,还被学生称为“小托洛”。托派则自称“反对派”“托派共产党”)常常针锋相对。前者力主抗战,后者积极反共,两派之间经常公开辩论。9月18日起,曲阜二师的学生一直罢课,进行抗日宣传,后经大会讨论终于复课。同年12月8日,梁参加了二师师生到兖州车站声援南下北归学生的活动,他们在兖州车站拦截火车,使火车三天无法南下,结果被送往济南,在省政府大堂上听韩复榘训话,然后被送回学校。

1932年寒假开学后不久,梁在与同班(“六二”,六级二班?)同学文某(据查,文某名汝纲,字玉舟,阳信人)散步时,痛快答应加入托派,第二天便参加了托派的支部会,认识了曲阜二师的托派负责人张衍恕。梁参加托派后,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帮助张衍恕发展托派组织,使曲阜二师成为山东托派的一个中心据点,这为他后来接替张衍恕成为山东托派的“头头”奠定了基础。梁发展的第一个托派成员叫臧叔鹤,比梁高一级(“五一”,五级一班?),臧的号召力很强。不久,曲阜二师的托派组织就建立了三个小组,有了10多个成员。1932年春假,梁与臧均当选为托派省代会代表,参加了托派的省代会。托派省代会会场借用了济南师范(一师)校本部的教室,参加会议的代表不到10人,会议开了半天,张衍恕、王旭亭、张梦九等当选为省委委员。会后,张衍恕留下召集省委会,梁、臧及盖子余3人决定到梁赵庄的家里讨论会议文件。在博山赵庄,他们白天应付俗事,夜里读那些油印的小册子:火花、校内生活。此时,梁的目标是如何尽快打进工人队伍中,结交工人,向工人宣传革命,促进革命。由赵庄回到学校后,梁按照曲阜二师托派组织的决议竞选学校学生会合作社干事,针砭共产党干部派,卖力宣传托派主张。由于劳累过度,几次吐血,人也变得面黄肌瘦,被怀疑染了肺病。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学校托派组织提议他停止工作去休养。同年5月20日夜,韩复榘侯团下的一个营,突然包围了曲阜二师,特务照单捕人,带走曲阜二师进步师生25人(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党史资料1982年第1期总第3期第120页“共抓去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二十四人”含学生18人,教员6人,列有详细名单),史称“五月事变”。“五月事变”中,梁和臧都未上黑名单,文某被捕后叛变投降。“五月事变”后,梁回到赵庄老家,正好梁的大哥认识的一位西湖医院的肺病专家来博山渡假,他教梁静卧、晒太阳、多吃鸡蛋。梁照办了,两个月后复元。身体复元后,梁回校参加了补考,办了休学手续,然后到鲁村小学教书(《沂源县志》《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沂源县组织史资料(1928-1987)》《中共沂源党史大事记(1928.10-1949.9)》中说梁1930年5月在鲁村小学教书,继任党小组组长,显然与梁公衡到鲁村小学的时间、政治身份不符),在那儿度过了寒假。

1933年的阴历元旦(春节),山东托派组织的负责人张衍恕被捕,侥幸逃脱后到了齐河。在齐河歇马三日后去了北平。同年暑假,梁到北平与张衍恕会面,应张衍恕邀请,梁参加了全国的托派会议。按照张衍恕的要求,梁作了托派山东全省的工作报告,介绍了山东托派组织半年来的情况,以济南乡村师范发展得最好,早已建立了组织,兖州、青州的乡师也发展了组织。同年9月间,通过梁的绰号蒋干、家在洪山煤矿的同学介绍,张衍恕去了洪山。

1934年夏天,张衍恕回到北平,他在洪山干了八个月的煤矿工人,没起一点作用,没交下一个朋友。张衍恕回到北平后,接到上海托派中央的命令,叫他整顿北平组织。当时的托派中央是北平南下的“四大金刚”(斯朝生、扈文章、王树本、刘家良),他们开除了陈独秀,还下令不遵王命者一概开除。张衍恕过于拘执,竟在会议上执行托派中央的决议。结果,北平托派组织负责人和几个“地委”一怒之下进了宪兵第三团,出卖了组织。中秋节后不久,张衍恕被捕,随即起解南京,关押在南京水西门陆军监狱,自称“张子芹”。此后一段时间,梁一直代表山东组织和他通信(此时,梁俨然已成为山东托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给他寄书,寄衣物,还在陆军监狱会见过二次。

1935年春天,梁在北平没了好友,没了组织,被迫走上流浪的道路。5月13日,梁到达青岛,并由青岛乘奉天丸号去大连。船一离码头,即开始接受特务的检查盘问。第二天上午到了大连码头,即被拉往日本衙门。当天,梁搭了六点的车继续北上,经过吉林延吉到达图门,过江到朝鲜的训戎,由那儿乘车再回吉林的晖春。在晖春住了两个月,然后经长春、沈阳,乘“京奉通车”进了山海关,回到北平。在北平住了几天,便又回到济南。此时,济南的托派组织正见发展,乡村师范和散处在各乡小学的教师都有联系,负责人是济南乡师的崔宾之(泗水人,也有材料称崔宝之)和常叔康。为了与上海的托派组织取得联系,也为了躲避特务的追缉,崔宾之休学一年,与梁一起到了台儿庄的北洛小学去教书。两人在北洛小学一面教书,一面和各地的托派建立通信联系(这时,梁公衡、崔宾之俨然就是山东托派的“头子”。淄博专署公安处1959年12月形成的“关于博山以托派乔惠民为活动中心的调查总结”中说,“托派头子梁依吾、崔体仁,企图在淄博矿区建立托派基地,于1936年发展了乔惠民为托派”。“梁依吾”即“梁贻是我”的意思,应该是梁公衡即梁贻的化名,而“崔体仁”应该就是崔宾之的化名,也是山东托派组织的“头头”之一)。

1936年春天,梁前往上海寻找托派组织。经过南京时,去水西门南京监狱探访了张子芹(张衍恕),送了东西,见了面,告诉他到上海是为了找组织。梁由上海北站下车后,历经坎坷终于找到了组织,这已经是1936年五一后的第三天。在上海,梁读到了《斗争》、《校内生活》,觉得《斗争》是压倒一切的革命刊物,他小心地把《斗争》分寄各地,但对于上海组织的实际情况,梁知之甚少。此间,上海托派组织的个别成员对鲁迅产生了幻想,不厌其烦地给鲁迅送书、写信、寄刊物,鲁迅毫不留情地用“公开信”的形式进行了答复。

1936年暑假后,因为在上海找不到工作,梁应邀去了乌江镇(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地处和县东北部,东邻长江,与马鞍山市区隔江相望,南接历阳镇,西与香泉镇相邻,北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接壤。从梁公衡履历上看,蒋方宇“山城星火”中说的安徽“吴江”应该是安徽“乌江”),在私立为群小学做职业教员。为群的托派组织在校董中争取了几个同情者,也是《斗争》刊物的读者,他们替托派组织收发信件和刊物,躲过了特务的检查。同年冬(此为1936年冬,而非张敬焘“中共博山特别支部的重建”文中说的“1935年冬”),梁回到老家博山赵庄。在家期间,因患感冒住院,与患肺结核住院的乔同恩碰到了一起。住院期间,梁向乔同恩介绍了“第四国际”的情况,乔同恩表示“同意托派”的理论主张。回到乌江为群小学后,梁定期给乔同恩寄发托派中央办的《斗争》刊物,总数达12份之多。此时,刚刚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乔同恩对托派的主张感到新鲜,他不仅自己阅读,还推荐给博山“民先”队的同志阅读,此举在博山“民先”队内部引起争论,并被“民先”队的同志们误认为那时他已经加入了托派组织,这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1937年,为群小学一放暑假,梁即去了上海。在上海期间,梁参加了陶行之的暑期会。其时,亚东出版了一些有关莫斯科审判的小册子,如《儿子朋友与战士》《我赌我的生命》《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等,梁不仅自己读了,还买来寄往山东各地的托派同志。七七事变后,梁继续留在上海活动。“八一三”后,梁的生活费由上海托派组织津贴,但数量仅够吃饭钱,他不得不与人合住。尽管如此,上海托派的组织生活还是很正常的。梁在上海参加的抗日团体,都是由报上的广告和陶派介绍的。这类团体的主事人基本都是共产党,梁参加这些团体,初时就是发发传单、做做街头演讲等,一旦被人发现他的托派身份,共产党一般不会再派发他什么工作。同年10月,彭述之到了上海,组织筹开托派扩大会议。会议分成两组,在两地同日举行。会上没有人为陈独秀说话。梁听了彭述之的报告后,决心跟彭走。扩大会议后大约两星期,托派关于抗战的决议案印出,11月9日,梁带了决议案,乘太古的贵生轮回到青岛。

在青岛,梁找到了在胶济铁路工作的陶绍武,给他留了一份决议案,约定他去参加省代会,然后回了老家赵庄。此时,庄里乡亲都在为日本人要来而惶惶不安。第二天清早,梁骑自行车去泰安,到第三中学见了阎子桂,把决议案交给他,约定了七天后在泰安开会的会期,并由他通知诸城、青州等支部。接着,梁马不停蹄骑着车子去了兖州。在兖州乡师,梁会见了不少青年同志,选了代表,约定七天后赴会,东平乡师的代表也在这儿约定了。梁在兖州住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即骑车向泗水去。赶到泗水,已经日落,在一姓周的商人商号吃了晚饭住下。回到赵庄休息三日后,梁到博山城里见了颜中同学乔同恩。这时,乔同恩表示:形势紧急,他将来会和托派会合的。看到乔同恩不冷不热的态度,梁给他留了一份决议案。然后乘火车经济南去了泰安,和阎子桂相会。过了一夜,黄昏时分,传出济南撤守的消息,梁马上与青州的代表上了火车南去。火车只开了两站就停了,于是他们下了车,徒步流亡,在路上又汇合了几个小学教员,一同漫无目的地去流亡。到了曹县的青堌集,在那儿休息了一日。在几天的流亡中,托派省代会讨论了政治决议案和托派在抗战中的口号和任务。

1938年初,梁在兰封爬上火车往西去到了郑州。从郑州搭平汉车南下武汉,投奔梁锡三(赵庄人,任南京仓库的库长)。到了武昌军政部,通过第四粮服仓库副库长在仓库属下的第廿二粮服仓库(库长也是博山人)谋了一份差事。过了两天,上面委任状下来,梁被委任为少尉库员。这年的正月初三,梁锡三又推荐梁去了日本人在桥口的泰安纱厂(军政部纺织厂),梁被安排在电气间当电工学徒,住在职员宿舍。此时,到武汉的托派还没有成立支部,梁以极高的热情投入托派组织的发展。武汉保卫战(1938.6-10)前夕,纱厂要迁往四川,梁带领工人讨要迁厂遣散费,梁成了这次斗争事实上的领导人。讨要迁厂遣散费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人们领到了两个月的遣散费。梁鉴于自己已经在这里学了九个月的徒,迁厂时决定跟着师傅走。那时,武汉的托派已零落殆尽。梁后来到了西安,在城里西北角上的一间小学里当教员,校长李衡甫是北平的一个老托派,周围的老托派还不少,有10多个。过了几个月,梁考取了第九军第四十七师军医处的看护兵。于是,梁剃了光头,换上了新棉军装,登上火车,向东而去。火车到了河南的渑池,梁在这里参加了看护兵的培训。学业结束后,梁随军医处迁到大诗人杜甫的故里孝义。

1939年的三月廿九日,梁因看不惯国民党军队中当官的“打秋风”的手段,愤而当了小差。他先搭煤车到了洛阳,又乘“蓝钢皮”特快车到了西安,再爬上陇海西段的夜车到了宝鸡。接着,徒步走过益门镇,经大安、广元到了成都,从成都坐上木船进入岷江。1939年五月五日,梁到了重庆。在满街瓦砾中,他直奔磁器口,找到军政部制呢厂,通过关系安排在电气房上班。在这里干了三个月,大约七八月间,金陵大学(地址在曾家岩)的电机系开办电气训练班,登报招生,梁一见广告就去报名,结果如愿以偿。

1940年春天开始,梁的活动开始逐渐多起来。此时,上海来信叫梁到较场口新开的南方书店去访张维良(梁离开重庆后,张成为重庆地区的托派组织领导人。1952年12月22日被捕,1958年3月22日病故)。张刚到重庆,带来了新出的书籍、小册子和《破晓》、《西流》等新刊物,也带来了上海的托派组织实况。托洛斯基遇剌(1940年8月20日晚)那天下午,梁正抱着锉刀锉活,于他而言,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梁报考金大电训班时,取名“梁贻”,在班里,老师、同学们叫着很响脆,后来到了五十兵工厂,同事们喊着也很生色,但这名字仅仅用了两年。1940年8月底,梁离开金大,到五十兵工厂去上班。五十兵工厂位于长江边上的郭家沱,轮船需要从朝天门码头下行一个小时才能到达,梁每周星期天都要往返数十里参加重庆托派的核心四人(张维良、刘振基、赵芳举、梁贻)小组活动。据赵芳举回忆,梁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工作经验和对事业的开拓精神梁。在重庆期间,重庆的托派组织基本上是由张维良和他共同领导。平时张维良忙于书店的业务,具体工作则由梁负责。

梁因曾在上海托派组织工作过一段时间,颇有组织才能和拓展能力,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重庆托派组织的建立,是他和张维良一手打下的基础。重庆托派组织在梁的具体筹划和多方努力之下,很快就建立起来了。重庆同上海、香港的联系,也完全由梁负责。如上海中央报刊《斗争》、《火花》以及文件数据的寄递等,都由梁通过求精中学收发室化名收取。赵芳举在回忆中说,梁有一套特殊的掩护、伪装的手法,在邮寄方面从未出过纰漏,他的遇事机变能力和一贯的乐观主义精神尤为突出。因此,梁作为重庆托派事务上的主持人,托派的一切权利都握在他的手中。

1941年春,王振华到了重庆,重庆的托派力量增强了不少,梁便想到了创办宣传刊物,定名《工人呼声》,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主义同盟 (马克思主义列宁派)重庆小组”的名义出版。梁的“制炮厂为什么不出炮?”就登在第一期创刊号上,署名“艮山”。这篇文章以冷讽热嘲的笔触揭露了国民党五十兵工厂迁厂几年以来 (由广州迁到重庆)所生产的仅有的一门炮。试炮的时候,尽管弹头远远没有落在靶子上,可总算放响了。这一响可好,厂长也私囊中饱“起身”离开高升了。为此,工人们管它叫“起身炮”。这本刊物暂定每月一期,每期印200到250册左右。梁在五十厂发电间做了两个月就请调了。

1941年末到1942年春,国民党对重庆的托派进行了一场大搜捕,重庆托派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不少成员被国民党逮捕。梁没有逃过此劫,他于1941年10月8日(旧历八月十八,刚过了八月十五三天)被捕,关押在陕西路一个看守所。他在这里被拘押了四个星期,经历过多次审讯,后来趁一个雨夜逃跑。从拘押处逃出后,经人介绍,梁在磁器口附近的珑洞湾育婴院打杂。为掩人耳目,改名“孙即隆”,和他的表弟“孙即兴”排行。

1942年三月廿九日,梁逃离珑洞湾,开始了浪迹天涯的逃亡生活。他先是从铜罐驿过江去了桐梓,经遵义、曲靖,乘火车到达昆明。在昆明东郊的昙华寺照测队帮助大修汽车,两个月后又到“山东大饼店”当跑堂。这时招考的广告很多。时值云南电信管理局招考报话员,梁去应考。录取后进了话训班。

1943年春,年前经过毕业考试,学员分发到各县电信局,梁开始被分到滇西的大姚,得知另一位学员不愿到西双版纳的佛海(旧县名,1953年撤销,并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后,两人进行了交换。清明节那天,梁到达西双版纳的佛海小镇。过了泼水节,电信局开张,梁按部就班在电信局上班。佛海乃烟瘴之地,梁在这里安全度过了两个雨季,不仅没病过,身体还越来越健壮,只是心情没有初到时的愉快。1944年底,梁终于病了,这次“夜摆子”康复后,梁在佛海再没患过寒热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狂欢之后,机关开始裁并。那时,雨季刚过,正好适合旅行。于是,梁开始了跨国旅行。他先到了猛兴(今勐醒村,隶属勐腊县勐仑镇),然后进入寮国(老挝)的“南地”,再乘独木舟南下,几经周折到达他河入湄公河的口岸,又经过五天的竹筏旅程,到了龙婆邦(老挝古都),寮国的首都(万象)。第七天,梁辞别龙婆邦。第十二天,梁回到猛兴,结束了寮国之行。

1945年11月,梁回到佛海,接着调回昆明管理局。到昆明管理局报到后,被派在城内零售处值班,宿舍在金马寺。不久,梁决定东归。办了离职手续,领了迁散费和还乡路条,梁乘坐运货汽车到了长沙,又改乘火车去了武汉,然后转江轮到南京,再乘小轮到乌江。梁回到乌江住下来,等候和上海的联络。此后一段时间,梁在上海经商,先后与不少托派骨干“团圆”。

1946年的旧历年底,梁买了去青岛的船票,于1947年的正月初三在青岛上岸,再坐胶济路的火车到张店,准备转车去博山赵庄老家。梁在张店下车,住进了客栈。此时,张博支线正运载李仙洲攻莱芜的辎重(1947年莱芜战役前夕)。第二天,梁回到赵庄,与父亲相聚半日,在三尺深的厚雪下凭吊了亡妻的坟墓,接着经青岛回到上海,那天正好是莱芜的李仙洲被俘,淄博第二次解放。梁回到上海后,参加了郑超麟、王凡西的中国托派少数派,自称“要做一粒铺路的石子”。

1948年1月,梁找着了新的职业,去亚洲实业公司的船厂当电灯匠。厂在杨树浦。初进厂的三个月,梁受尽了讥诮和蔑视。三个月后,名声大噪,成了公司顶呱呱的电灯匠。九月初,公司总工程师要梁跟他到菲律宾的美军基地苏碧湾工作,那里有亚洲公司的上百只船舱,有做不完的工作,月薪加到关金券四十元,而且每半年可以回沪休息一个月。这年的九一八,梁乘亚洲公司的拖驳离开了上海,从此开始流落炎荒。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梁所在的中国托派少数派改组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梁没有进入新党核心,从此淡出江湖,这也是他的《回顾》只写到1948年的重要原因。梁40岁(1951年)时去过英国,最后在香港落脚,晚年撰写了回忆录《回顾》(1918—1948),署名“波臣”。《回顾》(1918—1948)全文20节61095字,详细记述了梁1918—1948这30年间的人生经历及所见所闻,文后特别注明,这本小册子于1982年11月30日完工、1986年4月10日重校。就在《回顾》出版后不久,梁在香港因车祸丧生,具体时间有的说是1986年或1987年,也有的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参考文献

[1]波臣.回顾[DB/OL]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DB/OL]中文马克思

主义文库

[3]重庆托派组织略记.熊安东回忆录[DB/OL]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4]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党史资料(1982年第1期

总第3期)[C]

[5]中共济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济宁地区党史资料(1辑)[C]

[6]张敬焘.中共博山特别支部的重建[DB/OL]烽火 HOME - 革命人物数据库自助建设平台

[7]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淄流滔滔[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2014

[8]山东省沂源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沂源县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6

[9]淄博专署公安处.关于博山以托派乔惠民为活动中心的调查总结[R] 


浏览:1614次

评论回复
  • 卧游斋主

    2023-03-01 卧游斋主

    感谢济宁学院刘振佳教授从繁杂档案中查到梁公衡同班(六级二班)同学文某(名汝纲,字玉舟,阳信人)的资料。

最新来访
  • 卧游斋主
    卧游斋主
  • 清之
    清之
  • Chief
    Chief
  • 通途
    通途
  • Syrena
    Syrena
首页
检索
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