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移风——解放初期博山区人民公安会道门工作研究

清之 发表于2023-09-20 15:13:49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  梁源

摘要:深处鲁中山区的博山农村,素有组织会道门的历史传统。旧中国,道会门组织多依附于地方乡绅豪强,杂糅了诸多信仰,是统治劳苦大众的“精神鸦片”。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会道门组织在抗日初期形成,是反抗侵略者的自发行为,后来这部分会道门组织积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主动解散编入革命队伍。解放初期,取缔会道门运动开展,它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在山乡清除民众的异端落后思想,彰显了国家政治权威,打碎了各种形式的传统束缚,清除了一批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是无不是人民公安在党的领导下巩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博山会道门组织基本概况

(一)发端于传统社会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并根植于普通百姓代代生活中,其仪式和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融入在各种行为和规范里。博山,现隶属于山东省淄博市,位于山东省中部,鲁中山区北部,三面环山。历史悠久,文化昌盛,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基础厚实。陶瓷、琉璃两大工业宋、元即已兴起。山区较为闭塞的自然环境和经济上的繁荣也催生了民间信仰在乡村的流行。

民间信仰内容繁杂,包含着原始信仰、俗神信仰、祖先信仰、庙会、巫术与禁忌。民间信仰的的思想基础是万物有灵,而从万物有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鬼神信仰就顺理成章的成为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在此背景下,沟通人神的巫觋以及扶乩在本地民众间接受程度很高。由此可见会道门组织的基础核心的信仰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这也是能广泛吸纳信众追随者的根本原因。“对于那些依然保持传统多神崇拜的民众来说,对新神明、新巫术及新的解脱承诺的出现,很容易形成大规模的教派主义运动。”因而,这些道会门为处于战乱、灾荒之下的民众提供的互助、救济、精神安慰、自保,是这些组织得以产生极大吸引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公安内部发行的《会道门简论》中,这样定义会道门,“是以封建迷信为联系的纽带和手段,按照封建家长制的形式,以会、道、门等种种不同的名称建立起来的秘密组织”,“所有的会道门组织都是封建的、政治的和秘密的统一体。它们既不同于一般的封建迷信组织,也有别有旧中国的帮会组织,更不能同宗教团体混为一谈”。这表示着会道门组织同传统民间信仰的区别所在,所以会道门组织的起源同传统民间信仰的土壤密不可分,但其本身性质及组织又将其自身与传统民间信仰相区别。

(二)博山本地会道门组织分类

1基于抵御侵略者的自发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在日寇势力进入博山农村后,一些地方上层人士不堪忍受其苦,打起“抗日保家”的名义组织会道门,一时间在博山农村会道门蜂起,主要有“堂天道”、“罡风道”、“天门会”等十几个会道门组织,各村群众参与会道门的人数很多。这些组织在思想上都是信奉神佛。每个会道门都设祭拜神佛的总坛,在各道道友所在村分设坛场,按照道规大都是每天“晨昏三叩头,早晚一炷香”,吞符念咒,以求刀枪不入。但在组织形式上,这些会道门基本上采用班、排、连、营的军事编制。尽管这些会道门组织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和狭隘的地方观念,但他们的抗日热情和积极性却异常高涨,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例如民主战士抗日英烈王其筍组织的“中央戊己会”,他本人之父王允思虽是清末秀才却是一位开明的社会贤达。王其筍又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胸怀大志,立志报国。1906年参加了共和党,1907年参加了同盟会。他率先在当地剪辫子,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1916年又参加中国国民党。1917年他又慷慨解囊为了地方教育事业,捐资义务办学。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退出国民党。1937年七七事变,同年1230日,日寇侵略博山,烧杀抢掠,残暴无比。他又教育子女:“有为的青年,都应当奔赴抗日救国最前线”,并将两儿子送去参加了八路军。1938212日,在外患燃眉,华夏倒悬,民族国家危亡之际,王其筍联合本地有影响的人物建立了“中央戊己会”,借宗教会道门形式,发动群众,保家卫国,成为一支会众达450人的抗日武装。大家公推王其筍为会长兼司令。制定的六条会章为:

第一,抗日救国,邻里团结,保护家园。

第二,至诚敬神,敬尊神训,每天跪香,吞符学咒。

第三,遵守会章,内事不传六耳(即父、妻、子),不食五荤,男女不同寝。

第四,统一指挥,服从神训。

第五,不准打人、骂人,更不能仗势欺人,滋事生非。

第六,体操练武,健身强体,参加军事训练。

该会一建立,就积极投入了抗日工作。配合八路军攻碉堡、扒铁路、割电线、抓汉奸……再到后来直接接受我党改编成为“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三团”

19397月,日本侵略军在鲁南疯狂进行第一次大扫荡。各道会门的处境极为困难。山东纵队派周次温前往博山整编道会门武装。19398月,中共博山县委在池上小峰村召开堂天道、罡风道、善道会、无极道、青山道、天门会、顺天道等各道会门头头骨干会议。会上统一整编了各道会的脱产武装,成立了博山独立团, 近千人,下设3个营。推选李星七任团长,王寿卿任副团长,张敬焘任政委,徐杰三任参谋长,周次温任政治处主任。经过整编,其中大部分正式编入八路军四支队,余下的80余人成立了博山县大队。当时中共博山县委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对博莱边区会道门组织进行了成功的改造,虽然当时本地人民公安机构尚未组建,但是前期会道门组织配合我党我军开展的锄奸反特活动有效的支援了革命。对于会道门组织的改造也有效的吸纳了新生力量参与到革命中来,后期博山人民公安的组建中也有来自原会道门的力量加入其中,他们活跃在锄奸反特、坚持边沿斗争的一线,为我党领导的早期人民公安工作作出了贡献。

2反动会道门组织

据档案资料记载1948年,查清博山有道会门22种,即:一贯道、圣贤道(又名五妹金丹道)、安清道(又名三番子)、中央道(又名中央万善道)、老母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理清会(又名清理会)、长毛道、白阳道、黄沙会、天门道、黑旗会、铁板会、黄经会、皈一道、济公道、玄门道、慈善道、同善社、黄极道、首古善坦等,道徒7884名。这其中例如:一贯道、圣贤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是起源于山东的会道门组织。这些会道门组织中有渗透着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有靠会道门起家,以裹挟会道门群众为政治资本,过去作内战工具,日寇侵华时投靠日伪作为反共和深入侵略的工具;有的在解放初期更是进行一系列反革命活动,反对土改和动员群众参军,破坏经济建设,利用会道门散布谣言;还有些反动道首诱奸妇女、逼死人命、诈骗民财。这些反动组织往往打着宗教、民间信仰的旗号吸引群众,发展成员,建立组织、民间信仰的某些思想常常被会道门所借用,成为发展会道门组织的良好手段。在解放初期,这股力量一直在策划武装暴乱、破坏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活动,成为了一股不得不消灭的反动势力。

二、 解放初期取缔会道门运动的具体开展

(一)取缔会道门宣传:大张旗鼓,直指人心

1948313日,博山第五次获得解放。我淄博特委、专署和博山县委、县政府机关移驻城里。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也开始着手统计调查,同年博山当地人民公安查清博山共有道会门22种。1949620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发布《关于处理封建迷信道会门问题的指示》;6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取缔会门道门的布告》的公告后,博山本地党政积极响应并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人民公安机关深入细致地调查了解本地会道门组织活动的详细信息。取缔会道门工作由党制定政策,集中领导,政府发布布告,在全社会造成影响,公安机关与司法部门具体行动,宣传部门制造舆论,在取缔工作前期与进行中,各民主党派、群众组织发表声明全力支持,各司其职,整体协作。

宣传工作一直与具体取缔工作同步进行,1951511日在本地有极大影响的《大众日报》头版头条便是取缔会道门的社论:《继续镇压反革命 严厉取缔道会门》。该社论以绝大篇幅细数会道门组织的罪恶,有条理,有事实。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让民众彻底地、全方位的看清了会道门及其首领的罪恶,会道门首领原来是“双手染满人民鲜血的军阀、政客、汉奸、特务、流氓头子、反动地主、恶霸”,会道门“从来就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反革命组织。1951511日、12日、15日、16日、17日、18日,《大众日报》均在第一版大幅刊登会道门相关情况,在其他版也多有介绍。除了全省上下齐动的巨大声势,博山也积极开展各项宣传工作,借助墙报、广播、宣传栏、开大会、小话剧等手段,在本地区形成了压倒性宣传优势。

综合来看,利用报纸以及政府性、群众性的各种出版物等媒介,结合展览、控诉会、真人现身说法以及群众喜爱的各类文艺演出,形成全方位的宣传攻势,使大众无论是认字还是文盲,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可以找到自己喜爱并可以读懂、看懂的宣传方式。无疑,这样的宣传方式,建立了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对会道门的瓦解作用十分巨大。通过全方位无死角的宣传攻势,有形无形中传播了我党关于取缔会道门的政策,使政府总结的会道门罪恶深入人心。

 

(二)取缔会道门步骤:分时分地,有条不紊

在解放初期,和全省范围内的其他城市一样对会道门有三次大规模的取缔,其中第一次是在镇反运动开始之前,是对一贯道等较大会道门的重点取缔,结合全国范围来看开始较早,时间较短;第二次取缔是对所有会道门的集中大火力打击,是在中央推动、其他省市影响的氛围中进行,是最为激烈的阶段;第三次是1953年镇反声势稍减之时,对会道门的整理扫尾。

1950610日,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取缔会道门的布告》公安机关713日在全区采取统一行动,集中逮捕一批罪大恶极的一贯道道首,并分别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反动道首的罪行,号召一般办道人员到政府登记,动员道徒声明退道。195011月, 全区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28月基本结束。对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按罪恶的轻重,认罪态度的好坏,分别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基本上消灭残存的反革命势力。同时,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当地的残余武装力量、土匪及各种反动会道门组织和贩毒犯,取缔“一贯道”、“中央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无极老母会”等反动会道门组织,社会秩序安定,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1951年,中共淄博地委决定全面取缔反动会道门,成立取缔反动会道门指挥部。政法各部门密切配合,分工负责,以势力最大、最为反动的圣贤道、中央万善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无极老母道等为重点,采取“全面取缔,重点掌握”的方针,15天内便基本将反动道首逮捕,摧毁坛场缴获道书、道画、神像、道印及服装等道具一大宗。在道徒比较集中的村镇,均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反动会道门的欺骗手段,支持道徒声明退道。对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煽动反革命暴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骨干分子,给予严厉打击。至1951年摧垮反动道会门组织19种,依法逮捕了点传师以上的头子,批评教育了有轻微罪行一般参与的道徒。

1952年至19536月, 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对漏网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和仍坚持反动立场的道首、骨干分子继续进行取缔打击。以后,又于1956196019631966197119761978诸年,相继利用实物、图片、漫画揭露反动道会门的罪恶以教育群众,将残存在博山区境内的反动道会门彻底摧垮。

结合淄博专区博山县公安局《已捕道会门首领登记表》来看,该卷主要记录了已被逮捕了26个反动道会门的首领的情况,这26人中,有道长与办道员,年龄最小的30岁,最大者73岁。案宗记录全面,包括道会门名称、现任职务、法号、姓名(原名、代名、现名、绰号)、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出身、成份、特征、籍贯(原籍、曾住址、现住址)、左右食指指纹、家庭人口与经济状况、社会经历及入道年月和办道经过、活动地区与道众人数、属何系派及领导人现在情况、社会关系与政治背景、历来之破坏事实、处理情形、群众对其反映意见与备考。综合该案卷来看,这些人尤其是道长等均充任伪职,有伪乡长、保长与村长。这些反动会道门首领均有反动破坏事实存在,除了普遍存在的诈取民财供自己挥霍外,还有类似诱奸妇女、诋毁我党我军和基层政权干部等不利于基层工作的话语。在处理这部分人时人民公安机关也积极听取当地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写入案卷材料,作为综合定罪量刑的重要参考。例如在“中央万善道”的头目韩某某的群众处理意见中写道:“两乡代表群众四千六百六十三人提议判处韩某某有期徒刑十三年”等动辄千人提出的意见来看,便体现出这场运动深入广泛的发动起了群众参与其中。

 

(三)取缔会道门总结:瓦解迷信,打消顾虑

在取缔反动会道门过程中发现,办道人员中,有勾结敌特,进行反动活动的是少数,一般都是思想反动落后,自欺欺人,进行封建迷信骗人的勾当者占多数。对于普通入道人员来说容易接受正面宣传接受所指出的会道门迷信欺骗的罪恶,。但部分极落后的,仍被敬神就是行善的思想约束着,尤其是个别巧合如愿者,其对一贯道的信念比较牢固,不易打破。

 

三、 取缔会道门运动对在社会基层进行国家建设与社会重塑的意义

(一)取缔会道门在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后开展,是部分民众的又一次“翻身”

解放初期,对于千疮百孔的基层传统社会来讲,土改运动可谓是重塑了社会,奠定了阶级基础,打通了民众的思想。这也是取缔会道门运动必须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的重要原因。通过全面而深刻的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乃至于共产主义的土地制度。但是,仍受传统思想主宰的农民,难以适应革命的话语,因此土改除了分地,还必须让农民翻身尤其是“翻心”,即让农民产生阶级意识,学会以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眼光看问题。通过土改,有了阶级斗争经验的民众,对阶级敌人深恶痛绝。因而,属于反动组织的道会门首领,能被普通民众迅速识别,通过接受政府的宣传,迅速把他们打入阶级敌人之列。这对一直在传统思想笼罩下的传统山村来说,这是一场彻底的移风易俗,旧的权力格局完全被粉碎,山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大部分旧的精英阶层成为了社会底层。因此,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可看作是继土改之后,对民众阶级意识的进一步深化,是部分民众的又一次“翻身”。

(二)取缔会道门运动促使完成国家政权的建设与巩固

取缔会道门运动与土改等运动一起,打破了山村之间一直存在的“族权”、“夫权”、“神权”,打破了一切权威与禁忌,实现了权力的转移,使民众摆脱了任何传统势力的人身与思想控制,使民众以一个翻身做主的新姿态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取缔会道门运动的功绩不可磨灭,它成功解决了千余年来的邪教问题,稳定了新政权的根基。而且在取缔过程中,形成的决策出台的办法、各级政府机关与群众团体行动的方式、宣传方式等,为我们之后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处理方法和宝贵经验。取缔会道门运动,在解放初期有效的把传播谣言、阴谋叛乱、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组织彻底清除,不仅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定,而且清除了控制民众思想的异端组织与异端思想,实现了国家对社会控制的绝对权威,破除了党与民众之间的各种障碍,重塑了社会,使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拓展并强化对社会控制,完成了不断推进的国家建设与国家证券的建设与巩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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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抗日撷英》[M].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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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M].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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