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解放区农民缴纳财粮收据释读（上篇）黎小弟指导/陈青撰文/ 刘希彬藏品

莒南县永泰茶具文化博物馆馆长刘希彬收藏有一套七张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滨北区（抗战时期属滨海行政区，后属胶东行政区）一位农民鹿仁山的缴纳财粮收据凭证，时间涵盖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十六年（1947年）、三十七年（1948年）、三十八年（1949年），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山东解放区农民在战时“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也能体现出山东解放区人民政府赋税税种、政策的调整变化情况，是研究解放区政治军事形势、经济政策调整变化的真实历史凭据，像这样保存完好而又成套的单据，在目前极其罕见，是重要的革命文物，有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收据解读

下面，以一年为单位诸次解读，以方便读者朋友们能更好地识读、理解单据内容。

             

这张单据竖长14cm，横宽8cm，毛边纸质。文字上横下竖排版，繁体字。题头：高密县部队复原费收据；正文文字：户主，鹿仁山，牛沟区鹿家村，中亩地数，十亩八分二厘，金额，七十三元。县长盖章：祝恺然；时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1946年10月）；钤印：高密县政府印。

该收据反映的历史现实是，抗战胜利后，山东解放区面积迅速扩大。据统计，1945年上半年，山东根据地尚不及全省面积总数的70%；至1946年3月，已超全省面积的90%。可以说，至1946年春，中共已经控制了山东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随着占领区扩大，中共党政军人员也迅速增加。战后原应控制在8万人左右的地方工作人员（不包括部队），在1946年春省粮食局统计时却有18万之多，超过编制1倍以上。军队人数也大量增加。1944年末山东根据地正规军为15万，经1945年春季作战，发展至20万，抗战胜利初期，一度达到27万。其后虽有大批调往东北，但南方新四军迅速北移填充，再加地方扩军，实际山东兵力仍旧维持在27万左右。两项合计，1946年春山东党政军脱产人员达到45万，约占解放区人口总数的1.55%。上述情形使得财粮征收预算出现相互抵消的可能，一方面脱产人员增多，提高了财粮需求总量；另一方面解放区面积扩大，财粮负担面增加，又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

这只是从理论上估算，当时的实际财政情况却不然。据史料记载，1946年1月，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分析该年上半年的财经情况时，指出“自去秋大进军以来，地区空前扩大，人口增加，这在财经工作上说来，实已具备了克服困难的客观条件”，但几个月时间，因“军费空前的庞大，造成财政上亏空很大”。当年春天，山东省实业厅厅长薛暮桥进一步告诫说，新收复地区“由于长期受敌伪压榨，不仅不能负担，还需要救济，更需要建设”，同时，他又提到，战后山东根据地一度用有限的农村财粮去发展城市经济和矿业生产，投入过大但效益不显。上述情形造成的后果是，“在经费方面五个月的开支多于抗战八年的总和，比去年一年多二十倍”。用他的话讲，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到不能支持的地步”。

在此种财粮紧缺的情况下，征收政策如何制定，还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年初马歇尔访华成功调停国共争端，国共两党实现了关内停战，加之1月全国政协的召开，使得国内和平氛围高涨。经过八年战争破坏，为减轻农民负担和休养生息，全国政协会议通过了“免征田赋一年”的决定。山东解放区的干部、群众普遍相信和平时期不应再征田赋。然而，面对财粮困难的现实，山东省政府没有依照政协决议行事，而是继续征收。当征收办法公布后，不仅引起了解放区民众的不满，而且也引发了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华东局不得不出面“登报声明停止征收”。“开支庞大，财政上困难”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最终，山东省政府“将田赋名称改为部队复员费”，进行了事实上的征收。

1946年6月国共内战正式爆发，华东解放区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集中了近半数的华东进攻兵力。在山东，该年国民党军的进攻主要集中在津浦和胶济两条铁路线附近，意图先打通交通线，分割解放区，再依托铁路侵入内地。随着战争全面展开，山东省政府的财粮开支急剧增加，战争爆发不足3个月，财粮紧缺的问题就严重暴露。

特别是为争夺胶济铁路，国共双方在胶东南海和西海地区用兵甚多，胶东财粮开支激增，9月上旬胶东反映“近几个月来的开支，远远超过以往分割局面下游击战争全年所需”。在开支骤增的情况下，财粮收入却大为减少。以粮食为例，该年夏秋近200万亩耕地遭受水灾，再加之被国民党军侵占10个县，使得山东省政府实际可征收地区大为缩减。而且，即便在可征收范围内，伴随着下半年土改的进行，农户土地趋于分散，按农户人均土地累进征收的公粮也必然减少。当时华东局估计，山东省政府原计划征收的9亿斤公粮，减征当在1亿斤以上。如此，造成了“收入大大减少，而开支却无限增加”的紧张局面。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山东省政府在尽量紧缩开支的同时，也不得不在增加征收上做工作。除了提前征收下期田赋外，9月5日，山东省政府委员会又做出“提高本年秋季公粮征收率百分之二十”的决定。该月下旬，又宣布追加田赋并动员农民献棉。

上述单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下出台的。

这张单据竖长15cm，横宽9cm，毛边纸质。文字上横下竖排版，繁体字。题头：高密县三十六年春季田赋收据；正文文字：户主，鹿仁山，牛沟区鹿家村，官亩地数，十一亩八分八厘，中亩地数，八亩九分四厘，金额，五百六十元。县长盖章：祝恺然；时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一日（1947年2月1日）；钤印：高密县政府印。

这张收据，一是与1946年10月的复原费收取时间近，二是金额提高至8倍。该收据反映的历史现实是，进入1947年，国民党军将战火全面烧向山东。继1946年12月的宿北战役，1947年1月的鲁南大战和2月莱芜战役后，国民党军于3月间对山东展开重点进攻，大战接连不断，4月蒙山、临蒙阻击战及泰安战役，5月孟良崮战役，7月南麻、临朐战役，10月胶河战役，11月莱阳战役。这些大战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军队参战，加之大量支前民工，财粮需求量大大高于往年。

1946年12月中旬，经宿北战役后，中共被迫放弃华中根据地，华中主力和后方机关人员大部转入山东解放区。如此，山东脱产人员骤增至近百万之多，这进一步加剧了山东解放区的财粮紧张。据1947年初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华东局财委会书记黎玉在华东财委扩大会议上报告，山东“现存粮食，与今年上半年之吃粮数目，收入不敷在一万万斤以上，实为惊人之巨大亏空”。如此高的脱产人数，农民能否负担得起，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用黎玉的话讲，抗战时山东根据地“脱离生产人员才占人口总数1.7%，至多不超过2%，已经感到困难了”，如今脱产比例猛增到3.2%，困难可想而知。时任晋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薄一波在得知这一情况时惊讶地感叹：“一个省供应这么多人，如何渡过这个难关？！”

 

1947年1月3日，黎玉在华东局财委会扩大会议作的总结报告《动员起来，经济上再打一个胜仗，保证战时供给》，刊登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中共华东局党刊《斗争生活》第44期。

   据1947年3月华北财经会议会议分析，在当时正常情况下，每100个农民只能供养2个脱产人员，即脱产比例最多不能超过2%。按照上述分析，山东3.2%的脱产比例，显然已大大超出了当地农民的负担能力，该年山东解放区的财粮供给甚至为中共中央所担忧。5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专门致电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局负责人陈毅、饶漱石等人，告诫要特别注意粮食问题，称“你处中心关键，用全力解决粮食问题，只要你们能维持27个旅的粮食至秋收以后，以全力在现地区坚持八九个月，必能击破蒋军，根本转变局面。因此，你们应动员地方党政为彻底解决粮食而斗争”。

 

1947年3月8日至12日在山东溜川县大矿地召开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师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饶漱石传达中央关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票裕作《莱芜战役初步总结》的报告。黎玉代表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作《关于拥军支前》的报告表示要动员全省的人力物力来满足前线的需要支持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部队在解放战争中争取更大的胜利。舒同作《关于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报告刘瑞龙就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作了发言。陈毅作了会议总结总结8个月的作战经验准备粉碎国民党的新进攻着重强调了增强纪律性、反对不良倾向，加强政治工作制度等问题并对军事建设和搞好整编，整训等方面的工作作了指示。会议合影，左起，陈毅 黎玉 饶漱石 粟裕。

上半年山东境内几次大战均发生在鲁中、鲁南和滨海组成的大鲁南地区，相应地，华野部队和后勤人员也大多集结于此，致使该地财粮紧缺的问题尤为突出。根据年初黎玉报告分析，大鲁南地区脱产人员为山东脱产人员总数的65%，有58.5万人。该地总人口1000万左右，脱产比例高达5.85%，这几乎是2%警戒线的近3倍。加之战争的影响，该地部分地区很快沦为敌占区或边沿区，财粮征收面缩小，情况更加严重。粮食不足的问题，年初就很快出现。

1月31日，山东省政府称：“目前滨海、鲁南几个战场上，粮食已经呈现恐慌。”薛暮桥在5月财粮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大鲁南今春的财粮供给，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到二月底滨海、鲁南两区的公粮已差不多吃完了，鲁中所存的也不多。”按惯例，每年政府首次征粮要等到6月小麦收获后。以薛暮桥所言，大鲁南地区上半年粮食供给缺口竟达3个多月之久，可见缺粮问题已极为严重。

进入4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沂蒙地区，华野活动受限，被压缩在蒙阴、沂源、沂中及沂南等地，特别是这些地区的山间要道成了各主力、民兵、民夫、后勤、伤员以及军工烈属的集结地。据报告，这几个县所存之粮很快就被用光，外粮亦无法尽快转运进来，党政军民几乎把当地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据事后报告，孟良崮战役前，沂中地区“反复借粮数次，借粮数超过应征公粮五六倍，结果造成群众断粮、军民交困的情况”。孟良崮战役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也坦承，“内线作战消灭敌人是好的，但长期在一个地区作战，人力物力总是要枯竭的，莱芜、沂蒙便是如此”。

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对此问题已极为清楚，并尽力为减轻农民负担做出种种努力。针对脱产人员过于集中、驻地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6月8日，鲁中支前司令部明令：部队只有在“预先准备粮食不足，而又一时调运不到”时才能就地食粮，而且必须“以区为单位，进行统一布置筹划”，“尽可能不要驻哪庄吃哪庄，以造成群众负担轻重不均的偏向”。当然，减缓这些地区农民负担最有效的办法是转移军队。该年7月，历经半年苦战的华东野战军分兵，跳出大鲁南。值得注意的是，据华野司令员陈毅后来讲，华野分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为了缓解该地的财粮压力。他指出，当时部队集中，“吃用很大，不能支持好久，以后不得不分散，因为吃光了，山东虽然富庶，也吃不消”。在华野撤离大鲁南后，国民党军主力也随之撤离，该地战勤压力骤减，农民负担相对减轻。

   鉴于农民负担异常沉重，以往靠征收解决政府财粮问题的办法已行不通。华东区工委为减轻农民负担，在没有更多财粮来源的情况下，作出“减除公粮三分之一”的决定，即秋粮征收量由原计划的3.8亿斤减少至2.5亿斤。同样，该年胶东（不包括滨北区）秋征也减征近1.2亿斤，减幅在21%左右。加上受战争因素等影响，该年山东解放区秋季公粮多推迟至1948年一二月间（旧历春节前）才行征收，故秋征对于下半年农民吃粮并未产生实质影响。对于政府本身财粮困难，华东区工委以“精简编制”，降低“供给标准”和“清查物资”的方式解决，在“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配合下，收效极大。

（指导 黎小弟 作者 陈青 收据文物提供 刘希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