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解放区农民缴纳财粮收据释读（下篇）黎小弟指导/陈青撰文/ 刘希彬藏品

以下为1948年鹿仁山的财粮缴纳收据，无论是从次数、税种、数量上都远远大于前两年。分春夏季和秋季两部分说明。

本收据是1948年10、11月份鹿仁山缴纳的田赋和柴草代金凭证，税种有公粮、田赋、附加、柴草等，田赋公粮一百四三斤十二两，柴草一百六十五斤（代金六千六百元北海币）。

它反映的历史现实是，山东农民在熬过春夏粮食严重短缺之苦后，迎来秋收。前述上年秋季麦种偏低，大量土地荒芜，不过，这些荒地在该年春季政府组织的生产救灾中大部分种植了作物。据华东局秘书处6月间统计，年初山东解放区荒地多达200余万亩，经春季生产救灾，减少了近140万亩。夏季继续灭荒，7月间，灭荒数已达到150万亩。受气温等条件限制，这些春夏间被消灭的荒地，除了种植早熟瓜菜外，多为秋熟作物，事实上，即便种植早熟瓜菜，也可在收获后接茬种植晚秋成熟作物。如此，无形增加了该年秋熟作物的种植量。又因夏秋水旱灾害较少，该年秋季收成大好。11月27日，饶漱石向中央汇报“今年华东秋收一般约七八成，为四年来最好年景”。据后来山东省实业厅分析，“1948年秋季收成，除部分灾区外，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个别地区达到九成年景。胶东一般地区1948年秋季收成较1947年增产1/3到1/2，接近1946年的生产水平。”粮食丰产，加之上半年制定的公粮征收标准不高，相对缓解了农民春夏缺粮的困境。不过，战争仍然在继续，相较胶东与渤海两区，此时大鲁南作为济南战役的作战地和此后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的邻近地，仍然承担着较大压力。

为了尽快解放山东，继7月中旬兖州战役后，中共中央要求许世友、谭震林率领华野东兵团乘胜拿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济南。许、谭计划于7月22日进攻济南，但是，远在豫皖苏作战的华野代司令粟裕认为，以许谭现有兵力“攻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休整一个月后，由华野东、西兵团合力进攻济南。有鉴于此，中央否决了许谭计划。攻打济南的时间拖延了下来，但是，相应的进攻部队仍在临近济南的泰安、兖州等地集结。而且，为增强作战兵力，原本已经南下豫皖苏作战的华野西兵团回撤山东，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也北调参战。据粟裕称，在济南战役中，中共在山东总兵力达到32万人，国民党守城和可能增援兵力仅28万人。然而，对后勤供给而言，大军云集对财粮的需求必然增加。山东省政府除从渤海地区调运部分粮食外，只得向战争所在地的大鲁南地区就近预征秋粮。按照省支前委员会要求，大鲁南地区需供应担任“打援”任务的华野6个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以及鲁中南部队共8支部队的粮食需求。根据预计，8支部队和支前民工每日需粮70万斤，供应3个月即需6300万斤，而当时鲁中南靠近作战区的二、四、五专署粮库仅有存粮2800万斤，缺口在一半以上。

资料显示，山东省政府于8月即下发预征指示，限月底完成。此时“高粱才上场，谷子还未收”，农民手中粮食有限，预征工作延缓至9月。9月15日，省支前委员会再次分派预征任务，但由于部队过境紧急，预征作为突击任务，还是给当地农民带来不小困难。第四专署反映泗水和济北两县麦粮全部吃光，“尤其是济北，部队过路，他们一点麦粮没有，部队非吃不可，有的直接向老百姓要、扒，有的找区部”。

   经过8昼夜激战，9月24日，中共顺利攻下济南。此后不久，临沂城和烟台市也相继解放，山东境内的国共战争基本结束。不过，随之进行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依然需要山东解放区的财粮支持。对于淮海战役，华野指挥官认为，“继济南战役胜利之后，根据目前全国形势与部队的思想情绪，均有胜利条件与信心，所感困难者，唯有粮食问题”，由此可知后勤供给压力之大。据战后统计，在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中，中共军队和民工实际用粮4.3亿斤，但为了保障供给，山东、冀鲁豫和豫皖苏等解放区共筹集粮食9.6亿斤，是实际用粮的2倍还多。在上述各解放区中，山东筹粮最多，为3.9亿斤，占战争供应总量的40%。那么，山东从哪些地区，以何种方式筹集到如此多的粮食？就地区而言，距战场较远的渤海区筹粮1.1亿斤，胶东滨北区筹粮1000万斤，剩余2.7亿斤则全部靠距战场相对较近的大鲁南供应。对于筹粮方式，现有分析多指出农民积极支前，捐粮献粮。实际上，济南战役的预征和正常的秋季公粮征收是粮食筹集最主要的途径。

华野设想的济南战役，在攻下济南城的同时，歼灭大量由陇海路北上的国民党援军。故华野预计济南战役的作战时间，短则20天1个月，长则3个月。由于济南战役仅用时8天，故济南战役已经完结和尚未完结的预征均转入淮海战役的用粮之中。

接夏粮前，淮海战役并非最后之征收，该战役结束不久，山东省政府就酝酿为即将进行的渡江战役筹集粮食。1949年1月19日，正式下发预借指示，分析“现存公粮距离实际需要约差二亿斤以上”，要求“为了保证部队休整及出击期间的军粮”，争取在2月底前预借公粮2.2亿斤。

通过以上数据，可大体计算一下1948年鹿仁山承担的财粮负担，他有十亩地，麦田六亩，能播种上麦子三亩，平均每亩100斤，收成七至八成，共收240斤左右，夏秋两季共缴239斤，产缴持平，还有即将到来的预征，可以说，鹿仁山一家粮食几乎是颗粒无存。

在夏秋征纳的收据中，出现了柴草征收项目，事实上，征收柴草是过去社会政府一直存在的现象，当时的解放区政府也不例外。

自古以来，近代华北农村的燃料本来就不足，农民仅靠农作物秸秆或拾柴尚不能完全解决自家燃料问题，甚至不得不买柴。资料显示，20世纪20年代，为满足最低限度的燃料需求，鲁中和鲁东的20多个地区每年各自输入东北木材达100万元以上。因此，在农民自家烧柴都不宽松的情况下，难以应对大军云集对柴草的大规模需求。

1947年7月华东局向中央报告也反映，因部队烧柴缺乏，“有拆屋当烧柴”等情况的发生。马草也同样匮乏，马匹的饲养即成问题。情况严重者如孟良崮战役期间，沂源县悦庄无法喂养部队的40匹军马，农户霰义胜把刚盖的三间新房上的草全部扒下来，洗净泥巴，送去喂马。除了“拆新屋”外，沂蒙地委在向上级报告中反映，一些地区甚至“割麦苗，把马放春地”。孟良崮战役后，省支前委员会对高庄村调查，发现该村烧柴、牲口饲料均已枯竭，农民为牲口发愁。为此，沂蒙地委不得不向上级提出，在大军云集，粮草殆尽的情况下，如此就地取粮，“长此下去，势必使群众脱离”。由此可知，该年上半年大鲁南的部分农村几乎陷入财粮枯竭的境地。

不过，正如资源枯竭并非仅局限于财粮，不被注意的柴草问题，在当时也成为困扰中共和农民的难题。1947年2月公粮预征中就已经附带征收了柴草。但由于部队过于集中，调运困难，仍造成了局部地区柴草的严重短缺。3月初，省支前委员会和粮食局称：“根据最近各地反映，烧柴、马草因需要过大，存底已薄，有的地区已经开始发生恐慌，尤其是马草供给更成困难，如不及早做好准备，将来更难解决。”先以烧柴为例，供应紧张的问题并没有因提前被注意而得到扭转。4月初，有公开报道直言，“目前某些地方已发生严重的柴荒”，“某些部队机关已烧过公草三四倍，以致发生了杀果树，烧牛草等现象”。对于驻地马草紧张的问题，鲁中行署在对各地有草户进行预借的同时，要求“各分区进行有计划的调剂，把偏僻村庄的草尽量地搬运到需到的地方上去”。

这就是1948年鹿仁山缴纳柴草的历史前提，战争年代沂蒙区流行一句支前的话：“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还应该再加上两句“最后一把草作马料，最后一捆柴火都上缴。”

本收据是1949年7月，鹿仁山的农业税夏征凭据，应征公粮一百二十四斤八两，减免一百二十四斤八两，县长刘恺。

它出台的历史现实是， 由于1948年秋征以及借粮，至1949年春，山东解放区农民缺粮问题再次发生。仅据公开报道可知，“老区一般缺一个月的粮食”，新区“缺两个月的粮食”。大鲁南地区“灾情已很严重”，胶东自1948年下半年即远离战场，在山东境内该地供应前线的财粮最少。但即便如此，1949年3月间也同样出现农民缺粮和大量逃荒现象。

中共扎根农村，对农村情形极为了解，而且出于一切为贫雇农的“阶级观念”，对农民生活也总是尽力关照。旧历年前，鲁中南行署对军、烈、荣、工属中缺少粮食又无法解决者，提供了300万斤粮食救济。当意识到初春农民普遍吃粮困难后，救济工作也随即展开，7月，减免了农民的公粮征收，以便休养生息。事实上，经历前几年春夏严重灾荒后，山东解放区政府对于救灾工作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应对方案，1949年救灾工作相对更易开展。据7月小麦收获后的报道，“鲁中南二百万灾民……已基本上胜利的度过了严重的灾荒”。

   由上述几份收据的释读可发现，抗战胜利后，因战争的持续和脱产人员的增加，山东解放区一直处于财粮高度紧张状态。为此，山东省政府不得不经常增加对农村的征收，或追加、或预征、或预借，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部分地区财粮枯竭。但是，三年来，无论财粮及军需紧张到何种程度，政府始终能够注意到农民的实际承受度，当征收力度太大导致农村陷入危机时，总能发现并能够及时地调整政策，或减免或救济，以恢复农民的信心。纵观内战几年，中共山东解放区政权的征收政策明显地存在加征与减免（救济）两个方面，在满足战争对财粮需求的同时，也照顾民生。

究其原因，一是解放区政权，如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都直接工作、生活在农村和农民当中，与农民有着密切的往来，因而很容易发现过度征发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进而及时改变政策，展开各种救助措施。二是抗战八年中中共各级政权关于阶级意识和群众观点的教育，对多数中高级干部来说影响深远，任何可能过度伤害农民的情况，都引起他们的警惕。

行政区划变更

 

滨北区区域行政图

收据发生地牛沟区鹿家村，抗战时期属于滨海区，1946年7月滨海行政区第一（滨北）专区析出划归胶东行政区，鹿家村时属高密县。

胶河县是1948年山东革命根据地由胶县、高密、诸城三县析置，治铺集（今山东胶州市西南铺集）。因胶河发源于境内，故名。1953年撤销，并入胶南、胶县、诸城三县。

时任县长简介

祝恺然，又名祝悦、赵惠东，1916年5月生于山东省诸城县孔戈庄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童年就读于诸城县立第一小学，1932年毕业后考入济南东鲁中学，1935年毕业后又入梁淑溟先生在邹平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期间，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了进步思想，坚定了革命意志。

 

祝恺然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学校投入抗日洪流，加入了老同盟会员王麟阁组建的抗日大队，不久，这个抗日大队参加了八路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九支队，1938年5月，在安丘县的柿子园村，经傅骥、王哲介绍，祝恺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九支队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1939年1月，九支队合并于八支队，恺然调任山东纵队政治部敌工干事；1940年1月任山东纵队直属三大队大队长；11月任山东纵队武装部巡视组组长，1944年6月进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于1945年1月任滨北地区武装部部长。

1945年11月，祝恺然调任高密县民主政府县长。1949年2月升任为滨北专署副专员。

1955年3月，祝恺然又调中央商业部，先任干部局工资处处长，后任劳动工资局副局长。1963年7月，祝恺然任贵州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兼党组书记。1970年2月，无辜的祝恺然被“解放”出来，他被任命为贵州省贸易局局长，不久，改任贵州省商业厅厅长兼党组书记。1979年，被任命为省财办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1981年2月，又改任他为省委研究室副主任。

主纪先（1909—2001），曾用名主敬承、主继先，山东省莒南县石莲子镇主家岭村人。1931年7月考入临沂省立第三乡村师范，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在主家岭村建立党支部，任书记，此间发展主德甫、主永成、主仕三等人入党。后因沂水党组织遭破坏，先后去郯城、邳县一带活动，由马培卿介绍到郯城王家桥小学任教。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逮捕。

主纪先像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国民党当局释放。1938年2月，经谢辉、赵昭等介绍到苏鲁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部所属二十六支队工作，不久到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六大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后因病回家乡，在主家岭一带发展党员，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任莒县老七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1940年5月先后担任莒南行署主任、莒中行署主任等。1941年7月至1947年5月先后任滨海中学教导主任、滨海建国学院师范科主任、滨北中学教导主任。  

1947年6月至1949年4月先后任滨北支前政治部副主任、滨北专署教育科长、胶河县县长、滨北南下干部大队四中队政治指导员。

1949年5月至1958年2月先后担任上海县（首任）县委书记、淞江地委工业部长、淞江专署副专员。1958年3月起担任苏州师范专科学校校长、苏州教育学院院长。1982年离休。

据《黎玉画传》记载：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大局下，黎玉忍辱负重，积极工作，尽一切所能组织山东民众支援前线，表现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坚强党性。历史证明了黎玉为山东解放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有69万青壮年参军入伍，占全国各解放区参军总数的1/4强；从济南战役开始，经淮海战役到宁沪杭战役结束，山东解放区共出动民工173万多人，牲口5万多头，大车2.5万多辆，小车41万多辆，挑子14万多副，共运送粮食8亿多斤，被服36万多件，其他物资5300多万斤。在全省进行的10个较大的战役中，山东人民供应部队（含随军民工）粮食达4亿多斤。其中：济南战役，供应粮食1.6亿多斤；为淮海战役供应粮食2亿多斤；为渡江战役供应粮食1亿斤。山东党政军民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指导 黎小弟 作者 陈青 收据文物提供 刘希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