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徕山起义青岛座谈会记录(根据录音整理)/1982年8月20日青岛疗养院

含山 发表于2023-11-12 22:37:54

根据1982年8月青岛疗养院座谈会记录整理,2022年5月重新整理修订,7月定稿。

参会人员简介

黎玉: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离休前任全国政协常委。

李林:时任山东省委机关人员,离休前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孙陶林:时任第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主任,离休前任安徽大学校长。

李萍:时任第四支队第1中队副指导员,离休前任外交部外事服务局常务副局长。

张一民:时任第四支队司令部军医,离休前任陕西省科委顾问。

李烈炎:时任第四支队排政治战士,离休前任南京市监察委员会书记。

亓善青:时任第四支队第3中队司务长,离休前曾任山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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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20日,在青岛疗养院召开徂徕山起义座谈会并合影。图中一排左1亓善青、2李萍、3黎玉、4李林、5孙陶林,二排左1李烈炎、2张一民。


黎玉:山东的一些同志,要求我写些回忆录,《红旗飘飘》也要我的回忆。在北京有一些同志提出一一五师在山东是怎样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和打仗的。山东党史怎么搞,我与高克亭同志谈过。怎么写,今后怎么组织,还得研究。社会科学院也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今天,咱们谈谈以下几个题目:

蓖子店的会议;到程兆轩家;上山;山上宣布起义;给养问题;募集队;会合;山上的教育;当时的主要成员;起义后打了几次小仗;捉汉奸;统战;新泰扩军;到延安汇报;与廖容标会师。

到平邑找地下党,找费城县地下党。边走边演戏《放下你的鞭子》。

孙陶林:有一家兄弟五人,老五有党的关系。从训练班出来的张XX派去费城县接关系,他们接上头了。

黎玉:去延安汇报,我记得是三月底,从万寿宫走的,那时中国军队驻在费县城。敌人正在开炮,兵分几路,离我们有三里路。我们转到万寿宫的南边, 由封振武带队,他原是军人出身,熟悉蒙山前边的情况,我们是从柳树沟村分开的。武思平是省委交通员,从延安回来,说三月底要向中央汇报山东抗日武装发动的情况。去延安向中央要军事指挥干部,来山东指挥军队。郅云清(捷克斯)和我们一起去延安的,刘少傥未去。  

到延安后,我向毛主席汇报。后来,第二次毛主席听了党组织恢复的情况,他把地图挂起来,我一边说,他一边看,毛主席对山东地图还不是很熟悉。我向他提出得给个军事指挥员,我不懂军事,他说给罗炳辉。罗炳辉,有名气,是个老红军。这样,我们就不是土八路了。毛主席说,你到武汉去找周恩来同志,向他要。缺干部吗,我就到了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

李萍:当时山东各地都有了武装,黎玉同志也知道,党在农村里动员群众参军 ,从徂徕山起义那一天,一月一号开始行动,我们连有武中奇,武中奇当连长,把两个连组织起来以后,我们就带部队下去发动,很快就扩大了。林浩当政治部主任,那时各种群众组织都发动起来了,进行全军教育,不到三个月发展很快。我在二连工作,黎玉同志,你走的时候,就有好几个连了。经过打仗,锻炼了队伍。武中奇过去当过兵,懂得军事。武中奇受伤时,你已离开了。

孙陶林: 1938年1月1日,光化寺,大寺,司令部、指挥部设在大寺。那天,人去的多。从地主那里收集到二三十条枪,有大刀、红缨枪,有六七十人,不到100人,这中间有王士安、徐大班[徐仑],背油印机的,我背几筒油墨、腊纸、被子、棉袍,带到大寺队伍。以后二中队(泰安的)鲁宝琪搞了一支盒子枪,还有人搞了一支盒子枪,我说不留下,都要带走。封振武从路北发动四十至五十人,30来条枪。

黎玉:省委布置的发动武装,泰安北为山东第一军、第二军,后觉得名声太大,就改为支队。

那时,叫不叫八路军,就是看队伍的纪律好不好。好就叫八路军。平型关大战以后,八路军的声誉大振,万一队伍纪律不好,怕影响八路军的声誉。

孙陶林:徂徕山起义叫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一到大寺,说得有个符号,王士安刻的腊板,是油墨,用白布印的“八路”,没有别的字。从泰安出发,就到了蓖子店。31日到山阳,1日早晨上山。先到是一中队,二中队当天晚上到。

张一民:新泰是一中队,三中队,晚一天来徂徕山。后来编的歌是“一夜一百三”。董林汉是队长,陆干是政治战士,后来陆干到政治处去了。李伯秋就来了,担任二排政治战士。

孙陶林:一中队队长是李怀英。离开大寺的四五天,韩复榘的一个连被打散了,不到100人,被我们的哨兵发现了,派人去接头联系,派刘居英去的,把他们收编了,就成立了四中队,林浩当指导员,成立政治部没有主任,你(指黎玉同志)任政委,林浩组织委员,我(指孙陶林)是宣传科长,景晓村是秘书。在山上住了几天,准备下山,洪涛同志集合队伍作动员。这时候,队伍就不得了了,群众也说徂徕山不得了了,八路军有上万人了。

从光华寺下来到了良庄、茅茨,本打算在那里住一夜,鬼子来了,我们就提前走了。

那时政治机关也好,宣传队也好,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队伍没出发,宣传队就先走了。在路上搞宣传,为战士准备茶水。部队一到就有茶水喝,他们又先走了,为部队安排好住处,一有好房子就让给部队住,他们自己住小茅草屋子。政治部十来个人,人挨人地住。晚上战士没有被子,他们就把被子让给战士用。弄到馒头,就让给战士们吃,自己吃煎饼。都是馒头的时候,战士吃三个,自己吃两个。那时真能团结群众,农民队伍,没有这一手,是很难团结起来的。

张一民:战士病了,我们做病号饭,烧了老百姓二根高粱秸,我们就付钱。老百姓见到这么好的军队,都高兴地哭了。

李萍:山东徂徕山抗日武装发动,我记得当天开大会,你(指黎玉同志)讲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发动抗战。马馥塘、朱毓淦、鲁宝琪在蓖子店准备上山,还有些旗子,武中奇同志回忆是绣的“游击”,还有红五星,后来是什么时候改的青天白日旗了?

孙陶林:从泰安出来,弄了一头小驴子,小红车,临出来的头一天,买了三领纸,驮在上面,还驮了油印机,还有一些书。

黎玉:刻图章,是在蓖子店准备的。武中奇同志说印章已经找到了,是用一块砚台刻的,那时募集队出去,得有个章子,要不人家不相信。马馥塘是募集队的队长,他说我那时给他十八元钱,我记得存在程兆轩家里有七、八十元。

孙陶林:募集队在地方上捐粮、捐钱、捐武器。封振武同志是今天在山上,明天就回家,到家乡去组织发动群众,搞武器,那是流动的。有个姓刘的,叫什么名字忘了,是在泰安死的。

张一民:那时咱们用油墨印的借枪证,就拿着这个证,到处去借枪。

黎玉:刘正禄[刘子正]是发动的头一天,还是头二天,由济南赶来的了。

孙陶林:省委从济南迁到泰安,平津流亡的学生也迁到泰安来,这时来的也是少数的。记得10月底,有的到泰安下了车,也有的到南方去了,坐火车走了。韩复榘的通讯班,为了保他的政治资本,拉到济宁去了。许士宁是第二中队,周兰田、管戈、单洪、韩顾三是一中队。程鹏那时搞了一个中队,新泰来的人一部分编到一中队。往南是四个中队,二、五、七、八中队,有王迫悟、董林汉、王宪廷。往北也是四个中队,新泰又搞了两个中队,土门龙廷、新泰蒙阴之间,拉了一个中队。

张一民:有八个中队,往北去四个中队,南下是四个中队。南下时,队伍就多了,汪洋、张岗、谢辉都在。

孙陶林:到莱芜前,就有八个中队。四支队打了三个仗,打寺岭是精选的,不到一百人,赵杰带上去的,打下来,三中队的一个排长姓杨(指杨桂芳),形象我还记得,瘦瘦的,带个小帽子,牺牲了,很了不起,后来开了追悼会,搞了一口大棺材,杀了汉奸朱奎声祭灵,我主持的。黎玉同志讲话,追悼会是由宣传科主持的。第二仗打宫里,因为要打一个利索的伏击,洪涛看队伍没打过仗,要练练胆子,就说宫里有敌人,组织三十人,我带手枪去的,到了那里,也没有动静,从墙外往墙里扔了一颗手榴弹,扛了两根电杆子回来了。这是练胆子。第三仗,是赵玉去的。

黎玉:张里元与我们拉上关系,统战嘛!我们给他两本延安的解放周报,宣传抗战,刘少傥先与他接头,他送给我们两个地雷,日本鬼子要南去,在新泰县四槐树,他同意我们在半路上打一个伏击,那有一座桥,在泰(安)新(泰)公路上。在刘杜有一个山,我们在山上就看到了,把地雷埋到桥底下,日本鬼子有四辆汽车,放过去三辆,打了他最后一辆,后来看见日本鬼子的脚都挂到树上了。

龟蒙顶,道士很多,山上有鬼子,在万寿宫练兵20多天。

赵新、杨纯、汪瑜、蒋平、何浩、范琳,他们演《放下你的鞭子》,宣传队到哪里都认干娘,是工作手段,老太太一听叫干娘,事情都好办了,老大娘给煎鸡蛋吃。

张晔从监狱里放出来,不想留下,到延安去了。刘泽如曾在省委工作,最后去了延安。

孙陶林:政训处有政训班,招了三期学生,派出了一期。 韩复榘迟迟不派学生,1937年9月,鲁北三专区他派了一批,到鲁西北聊城、惠民、临清等地,因为穿军装,挎武装带,刚到那里,老百姓认为是韩复榘的队伍,刚要去做工作,接触群众,还未在群众中扎根,很快这些地区就被敌人占领了,只好退下来,李伯秋是从惠民退回来的,刘星、刘振、刘春,都是从那跑回来,一部分回到聊城,少数跑回到政训班。1937年10月底,日本鬼子炮击卢沟桥[济南城],要做姿态,迫韩复榘投降,政训处撤到济宁,江明去动员,李伯秋、杨纯、赵新到济南,从政训处出来。向聊城派了一批党员干部,动员一批学生,张郁光、张霖之、张维翰都去了,利用范筑先的统战关系,打下很好基础,齐燕铭也在那里。政训处里有几个左派,张友渔当秘书长在政训处负责。政训班党的组织,现在闹不清,党组织建立了。当时名义上韩复榘任政训处处长,余心清是副处长,真正做工作的是李续刚。党组织是建立起来了,委托我代管,张霖之与我联系,做民先工作,我负责政训班的党的工作,具体与谁接头,我不清楚。我记得是孔繁舟?在教务处里,中国大学学生,第一批分配去的名单是我看的,这里头党组织与孔有关系,哪些人分到哪里,有哪些是党员,我是参与过,其余的都不清楚。

平津流亡学生会,前后来了一批,日期较长的平大的政法学院姓杨的,工作时间长, 他要求走,上延安了。后来孟英工作一段时间,问孟英还可以了解一些。

平津流亡学生会,学生开始自流,我是1937年8月6日从北京来,第一批蒋南翔、黄诚、李昌等在烟台、青岛、济南树牌子,以后一批一批地出来。蒋南翔到南京去了,李昌是民先的,留在北方局去了石家庄。省委研究过,对平津流亡学生有个方针。学生去向二个,一是回家乡;第二到保定、石家庄、太原、留华北,到延安、西安去的,也算留华北的。大量动员留到华北,成立“民先”山东省队部,河北、山西,后转到临汾,每来一批都动员,讲形势,去南京的很少,有蒋南翔、黄诚,是长江局有指示,还是他们自己的意见,不清楚。他们去南京,有他们的理论,我们有过争论,他们以学联为主,我们是以民先为主,平津学生是动员到南京,还是留华北?讨论了三天三夜,吵架了。他们的理由是争取蒋抗日,得把力量充实到南京;我们的理由是全国坚持抗战,就要坚持华北的抗战。是在济南师范的小楼里开辩论会,南京派王宾来济南,后来辩论妥协了,适当地放些人去南京,王宾去南京了。王宾是北大学联常委,学生代表,在湖西区肃托时给活埋了。这个同志过去表现很好,一句半句都是没有胡说,埋他时,他高喊“共产党万岁!”

李烈炎:莱芜第一仗,你(指黎玉)走后,与林浩联系,莱芜形势是我们群众条件最好的地方,都认为不能放弃,那时我们去蒙阴,吃不上饭,吃酸煎饼,一到莱芜镇,吃白馒头,粉条炖猪肉。莱芜谭远村把马馥塘抓起来了。我们北上,林浩、廖容标率北路部队南下,对莱芜形成夹击。离城门口有七、八里路,我们住下了,赵杰带个中队,到了城边,把门岗给俘虏了,一得手,就进了城。到县政府又把保安队收拾了,把谭远村抓起来了。刘杜会议后,林浩和洪涛率部北上,路过莲花山,把和进步解决了。四中队石成玉投敌要往秦启荣那边拉,咱们那五大兵,与他们拜把兄弟,林浩以政治指导员的身份,上政治课,一下子把他们包围解决了。那时唯一的一挺机关枪在四中队。

亓善青: 1938年正月十五,林浩和洪涛率领北路部队到莲花山的李条庄,开始谈军队与人民的渔水关系。以后南路部队向北来,副支队长赵杰,程兆轩政委,开始准备打莱芜,让进城联系,城很高,开始敌人(保安队)没有看见我们,进城后,敌人端枪就打,我们喊是自己人,不要打,接着冲上去,把枪给缴了,以后把他们景大麻子俘虏了。说愿意跟着走的留下,不愿留的,把枪留下,可以回去,当时的被俘人员就都走了。

我们占了莱芜城,研究决定建立政权组织,由孙启明、亓象岑负责。这时秦启荣来了,要收复莱芜县城,我们就派人给他做统战工作。讲条件,他不干,那好,我们先让一步,争取群众,退到鲁西、寨里去。我与赵笃生是八路军代表与秦启荣谈判,第一次是在在莱芜城红万字会,亓善义也在。林浩同志在,秦启荣刚到莱芜,双方谈判,提出双方都不要进城。当天晚谈判,把底子交了一下,秦启荣抓了我们四支队副中队长刘子升等14人枪,林浩同志就谈这个事。说了后,他们第二次谈判,在莱芜县,第二天秦启荣的秘书王明轩去的,一联系,他让我们一个人进入一个院,谈判代表是陆干,陆没经验,王明轩说昨天抓的人,要全部释放,我们说我们的条件,王不答应,我们非常气愤,冲进会场,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放人。郭庆山是地主,打枪很准,王文山是区队长,秦启荣要逮捕八路军代表,以后也要逮我,我们及早撤出去了,没有逮到。回去后,我们还谈过这事。

七月六日在水北,当时杨希文在水北,以后他还说,我和刘梅岑没填名字,赵笃生和孙陶林是正式代表,他们在里边谈判,外边用树枝子包上大被子,说是大炮,十几把盒子枪,在外做接应,结果谈了一天,没有结果,谈吹了。后来在鹿鸣山进行了反摩擦战斗。

李烈炎:那时,我当政治战士,部队发展到120多人,在莲花山成立五中队,负责宣传教育。一,连队教育战士,保家卫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当好游击队员,完成任务。二,两个人一组,出去发动队伍,当时我们都是靠找亲戚朋友,有的带回来一两个人,或三四个人,刚开始也不注意个子高矮,后来队伍扩大了,就注意个头了。来了人,我们就先给他讲,两三天不吃饭,你能干不能干?有的一听就说,咱干不了,就让他走了。以后队伍又扩大了,提出要精干,找些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一到部队先进行吃苦教育。

小学生那时也不简单,集合起来,团结互助,助相爱护,取长补短,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当时,当干部的就帮助战士,天气一冷,那时没有被子,都穿长衣服,我们就脱下来给战士当被子用,向老百姓宣传,教育老百姓,团结老百姓,发动有钱出钱,有枪出枪。队伍到哪里一住下,帮助老百姓打扫院子,爱护老百姓的一草一木,帮助老百姓推磨、挑水,能干的都去参加。借东西损坏了,就要赔偿。那时的钱都是换捐出来的,有的是家里带来的,家贫的是临来时带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真做到了。在大王庄对群众教育,帮助群众割麦子,一天一干割一千多斤麦子。那时对群众教育,讲敌人的残暴,杀人放火,亡国奴是不好当的。讲八路军的前途是什么?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群众开始还不相信,后来见到八路军爱护老百姓,见到我们不是青面獠牙,说我们是穷苦出身,住在哪个庄,就不是共产共妻!慢慢地就解决了很多思想问题。我们走到哪里就唱歌,演节目,唱双簧,黄河调,游击队歌,一进村就唱,老百姓把部队围起来,他们一来听,我们就宣传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残酷,“亡国奴”不能当,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的队员能演戏,有的队员演不好,他们就去发动群众,帮助老百姓干活、铡草、挑水、垫栏。当时群众中有“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旧影响,年轻一点的不信,听了我们的宣传,就出来当兵。

政治战士给连队战士讲话,进行政治工作。政治战士先是在班里,后来队伍扩大了,排里设政治战士。个别地方,宣传队一进村,先教小孩子唱歌,把小孩子教唱起来,人就多起来了,那时开大会宣传不多,挨家挨户宣传的多,演戏宣传目标大,就搞小型的宣传。后来部队的讲话制度渐渐地建立起来了。郭洪涛来了,才开了一个支部政治大会。

张一民:徂徕山的环境是满艰苦的,精神面貌是满好的。那时我们去了,是很受欢迎的。天很冷,晚上到的,又没吃饭,就生火,烧点开水喝。夜里疲劳睡着了,第二天没起来,就听到歌唱得的很响亮。那时吃饭是很困难的。马馥塘同志背着兜子,搞点钱,买点红薯都困难,有时买到点馒头,分着吃。后来了调剂点花生吃,但部队内部非常活跃,就是一条:革命就是抗日,抗日就是革命。徐大吹[徐仑]最能宣传了,那时黎玉同志也带头吃地瓜。

八里沟出来以后,干部起模范作用。干部把鞋脱下来,给战士穿 。冬天没有行李,把棉衣让给战士盖,下雪把棉衣让给战士穿。那时候的节目,不光老百姓看了哭,就是战士看了都哭,老多人都认为是真的。有钱的人看了都往场里扔钱,捐助。那宣传队里都是女兵,行军当尖兵,她们走到头里,先到村子里做工作,部队一到就有了住的地方。都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到了围子,她们就去做工作,围子不关了,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就不跑了。住上几天后,队伍一走,她们还送到村口,还掉泪,不愿意让我们走了,与老百姓真是鱼水关系。我们给老百姓上药也不要钱,就搞好了群众关系,那时国民党造谣言,我们住了一段时间,群众把我们跟秦启荣一对比,就看清楚了,看出国民党才共产共妻呢。秦启荣才偷鸡摸狗。我们走到哪里,借东西还,损坏了东西就赔。那时给养很困难,我们打了几个胜仗以后,群众就来慰问我们,给大米、白面、猪肉。我们走到哪里就唱歌,平津流亡学生当政治干事,教歌,队伍很活跃,老百姓见我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就拥护八路军,国民党的军队是到处强奸妇女、抓小鸡,游而不击,不打鬼子,老百姓见鬼子来了就逃跑。

黎玉:往南,汪洋在前;上莲花山解决和进步;往北,徐化鲁在前;莱芜会合时,廖容标在磁村镇马棚村。到了莱芜打了一仗,部队的士气很好。日本占领山东,给中国人提出个怎么办的问题 ?就要找出路,一种就是要抗日,党发出脱下长衫,拿起枪杆,保家卫国。我们党提出了,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就跟着走,揭竿而起。廖容标那里就是一个学校长山中学,省委派姚仲明和廖容标去的。

陕北召开民先一个会议,叫谁去呢?陆平在延安,叫唐克去吧,唐克剃个光头,女扮男装,到了延安。到了延安时间不长,她不知怎么自杀了。

莱芜有一百多党员,200多民先队员,基础好。那时走到哪里拜干娘,群众关系好,给包饺子吃。到了新泰过春节,没有给八路军吃好的,给窝头、酸煎饼吃,单洪生气了,要部队做政治工作,新泰党员是少,不如莱芜多,农村没有基础,部队去了是没有吃的。队伍集合起来了,前提是打鬼子,扩大、巩固部队,党员都到部队来,靠的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靠这一条,打日本,队伍搞到八个中队,办了一个干校。要不要创根据地,派林浩去北路,创莱芜根据地,南以刘杜、龙廷为中心,首先是要有干部,有些干部到那里学习不到半个月,就走了。在干校里发展党员。郭洪涛来了,由部队抽一些党员到地方,建立地方党。凡有党员的地方,把党员派下去,把地方党搞起来。新泰、蒙阴、泗水、肥城、莱芜没有派县长,政权也没搞起来。

那时党的支部生活在连队里,还是不公开的。打莱芜以后,连队上的支部还是秘密的,周赤萍来了以后,在岸堤干校,就拉衣角(指悄悄地拽拽衣服角),到墙角开党小组会。当时还不能公开,因为有个别的老百姓,怕他一听是共产党就跑了,以后就有一些老百姓认为,八路军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就是参加共产党了。在蒙阴政治宣传队,印传单时,经常出宣传品、宣传是各式各样的,宣传画到处贴,也能印在纸上,陆干派到连队当政治战士,与战士个别谈话多,主要是谈话、开会,开始是一个班一个政治战士,后来是一个排一个,部队大了,以后中队才有一个政治战士,山东以外的八路军里没有政治战士。地方上发动群众,先唱歌,小孩子唱起来了,其他大人就都唱起来了。有了地方党,部队就有了根。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大扫荡,国民党政权都垮啦,那时咱们才抓政权呢。因为有国民党山东省府主席沈鸿烈,我们不好抓上层政权,在区村抓政权,还搞了一些,有群众,有军队,有青救会。在农村,有了党才有政权,逐步地根据地才有了着落,经过第一次大扫荡的锻炼,因为在泰安区也搞了一次,石友三来了,与他搞统战合作,搞了几个县政权。他搞了县政权,我们就抓区政权。梁竹航是莱芜县长(我们那时候有缺点,在整个过程中,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及时地建立政权,到延安汇报时,说了红军干部起了好大作用,建立政权迟了,是缺点。到武汉汇报时,我也说了一下。日军来了,县长没有了,都藏起来了。我们当时通过国民党的保长、乡长要给养,都是人家掌握的。我们组织一批干部,说建立政权,迟了些。(新泰没有县长,蒙阴没有县长,莱芜其实也没有县长,肥城也没有县长),莒县也没有,实际上那时要抓政权,党的政权,也可以抓起三五个政权。

政权观念,主要是搞军队。一方面扩大,一方面打个小仗,打政治仗,扩大影响,国民党他不抗日吗!不打大仗,我们就搞点小仗打,好宣传哪,群众也就拥护(插话:那群众影响可就大了)。徐化鲁问题要弄清楚,(插话:汪洋是什么时候与我们会合的?)

孙陶林:我因为里头党的情况不掌握,我就回莱芜了。和进步解决了以后,我们往北走了,我们走到那里,他们就跟着我们,可他又不敢打我们。就是我们在苗山一带,洪涛司令员很着急,下了枪就打苗山的南山。到了莱芜根据地,我印象可能是回来了,也是这个时候,徐化鲁改成先遣大队,接受了徐化鲁,但是紧跟着我们就到了博山,打博山,不过山里有一个地方势力强,这个时候我们部队与徐化鲁部联合打(插话:好像组织调了一个联军。)对,就是组织联军,我那时有一个照相机,就是缴了一个照相机,给了洪涛,洪涛病了以后交给了我。大概是二月底。我们打完博山城往北去了,走到了马棚,就那个时候,我们队伍都有裙带关系,拜把兄弟。我们接受的“五大兵”,有二个已经很进步,后来报告给我们,知道四中队石成玉等人要叛变,要投奔秦启荣。林浩这时是四中队指导员,设法给他们上政治课,枪落到一块了,都架起来了,就给他解决了。当时呢,大概要投敌的有一、两个连。还有的说,扔了手榴弹,给踢出去了。总而言之,没有什么大的伤亡。

这时汪洋、张岗、谢辉的队伍来了,紧接着鲁北的廖容标司令过来,在那里汇合以后,这时候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就不小了。有三股,一股越过胶济线,把三支队调过来,再有一股是汪洋。这样一汇合,大军南下,声势浩大。汪洋从张里元那里带过来的,全是正规军,他们穿的是灰军衣,一人一把大刀片,又是毯子,什么都像个样,每人一支步枪,这时一南下,整个一看不得了,往南走一直到莱芜,离莱芜就十来里地,这时听说二、五、八中队下蒙山,是南下的主力。首先占了莱芜城,会合后,庆祝胜利,开群众大会,那时像刘春这些人都编上小调,那几个中队,也唱歌,这时候,究竟有多少人,众说不一。林浩跟我讲过(插话:徐化鲁有600-700人,汪洋那时也有600-700人,一个营吗),一个营300—400人,四支队本身的基础,有几个中队,到新泰时就两个中队,程鹏是后编进来的,100多人。廖容标带来的大约也是300多人,(插话:他那有一个团,700-800人。)到莱芜城以后,还去了些人,不断地集合。林浩同志讲,你们来了不带枪,怎么得了,光吃饭不行啊。没有枪,徒手队伍可不行,以后有人就有枪,后来是扩大了,但有人没有枪,来了人也不能光挑东西,没武器在队伍里跟着走,就是徒手,什么也没有。

张一民:那时到了莱芜城,买了八角钱的药,基本上还是用我的小药包,除此以外,那就是募捐了,走到哪里,只要有小医院,我们就去募捐。

我那时是大夫,公家还有一个挑夫,林浩那时他也没办法,晚上睡觉连被子都没有,我是医生,还有床被子,晚上到我那里去睡。洪涛死的时候,也很可怜,买了一口木棺材 ,用的是我盖的被子。开了个追悼会,化悲痛为力量。打那以后,郭洪涛也来了,在泰安上河[南上庄]那里,到南边去打仗,打了一仗有点左了,连中间势力都打了。那时到莱芜县,封振武在那地方打的秦启荣。那时很危险,最后我们往北来,基本上这个仗打得不管怎么样,把我们的部队的电台夺了回来。挑夫把行李都不要了,我和挑夫挑的挑,抬的抬,保存药品。汪洋带来的一大批人根本连鞋子都没有,赤着脚。后来到了泰安,建立了妇救会,识字班。五六月份到了莱芜,这才搞募捐。王继武的老婆是组织部长,那时,靠募集队捐钱,以后买了布、自己染色,王继武比较清楚(插话:王继武后来派到青岛,组织青岛支队。)

黎玉:王继武后来回来了,敌人已经占领了青岛。到了淄博,拉起红枪会,红枪会有几挺机关枪。刘莱夫从胶东来了,让他带回来,刘莱夫不愿带,说让吴鼎章掌握机枪,,吴鼎章也有千捌佰人了,他们私人关系也好,刘莱夫掌握底下的关系,所以我批评了刘莱夫,莱芜县委托你事情,你不告而别,这样的组织观念不行!第二回来了,也不愿意走。那时,是叫刘莱夫去莱芜恢复县委,他做了很多工作。

秦化龙(云川)他发动部队,以后呢,不清楚了。现在他在那教书,是新汶煤矿中学,也没给人家安排,当年是有功的。后来到泰安去,刘居英作为省委代表去莱芜后,也没有重视人家,当然还是安排他回去,做地方工作。莱芜还有几个老同志,王玉[王玉珂]、刘子正、都参加了,以后没有适当地提高(插话:刘子正,刘洪清[刘舜卿]发动部队时,还没有什么),他们在莱芜各区,以后回来了,后来秦云川也没有全部知道,因为刘北戈委派了他很多事,逮捕时出了问题,受了点影响。“七七”事变后,抗战了,形势变了,党叫他回来了。金明从监狱里出来的,监狱里李林、张烨、董琰陆陆续续出来了,到泰安城里,我给他们开了个会,那你可能没参加(指孙陶林),那时张北华有十几个人,谈形势,那批出来的还有程兆轩。程兆轩和赵杰、封振武联系的,赵杰还到乡下做了几天工作,泰安就是那些情况。金明是被捕过,起义参加了,是特务队队长(插话:是特务队的指导员吗。) 后来叫他担任交通联络。淄博有七、八支队活动,郭洪涛来了,沿路知道有个工委,淄博还有部分部队,张天民发动铁路工人的部队,以后跟三支队廖容标联系了,他们联系后编到三支队。我们从延安、武汉回来以后,1939年中央决定,安排兵力抢占苏北,我们就抓了苏北、陇海,派了先遣队。组建陇海南进支队,钟辉、杨纯、还有李浩然,把他们派到了南进支队。以后划归苏皖边区军政委领导,就在津浦路东,合编组成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新四军派去现在当副总长的张爱萍在那里领导,杨纯就去苏皖工作了。江华组织苏皖纵队,金明是苏皖区党委书记,以后回到华东。华东局讨论要把林浩拿下来当个副书记,换人当第一书记,我在会上反对,我说你们不了解情况,副书记要夺权。(插话:他那个副书记比正的还说了算),就是这么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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