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敌后战场的特殊访客：梁漱溟1939年沂蒙考察纪实 （黎小弟指导 陈青撰文）

1939年的那个暮春，战争的阴霾沉重地笼罩着华夏大地。此时，一位特殊的访客踏上了山东敌后战场，他就是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先生。这位心系家国、满怀着对社会改良热忱的学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建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创始者之一，毅然踏上了前往沂蒙山区的考察之路。他的行囊简单，却装满了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关切与期待。彼时，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华大地，中华儿女在屈辱中奋起反抗。

沂蒙地区作为山东重要的敌后战场，正经历着血与火的洗礼，同时也孕育着无尽的希望与力量。这一切都深深吸引着梁漱溟，促使他毅然奔赴而来，为探寻这片土地上军民抗战的真实图景，为民族的救亡图存寻求更多可能的出路。

梁漱溟沂蒙考察这一段经历，不仅为他的人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那个时代敌后抗战的真实模样，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与细节，也将随着他的脚步缓缓展开。

一、从延安到沂蒙：寻找“中国答案”

1、延安窑洞对话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以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身份视察陕西和河南，“所以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的目的地实是延安。先经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好，又经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遂于1月5日前往延安。”（“五日到陕北，七日到榆县（延安），在延安停留十八天，二十五日回到西安”）

访问延安的目的：“我访问延安的两件事，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一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梁漱溟撰《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第120、121页，以下简称《自述》）。

“先生在延安停留期间，了解当地人民生活情况、教育设施，并参观了政府、党部及司法机关。”（《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 阁秉华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 版，第138页，以下简称《年谱》）“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自述》，第121页）。

“共党人物多半会见……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ー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

“当时我对国家前途是悲观的，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日寇来了，各自逃难，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对全国统一不起来悲观。我是在悲观失望中去延安的。”“在延安看到毛主席谈国家大事，毛是完全乐观的。毛主席指出:日本是个小国，它侵略中国，兵力很有限。我们是大国，地方辽阔，大得很，我们退到西南了，日本的兵力就分散了，它的兵力不够用了。毛主席又指出:日本的野心想独吞中国，欧洲列强不会允许。日本人一定要失败。世界许多国家站在中国一边……毛主席谈的很多，越谈我越兴奋，中国有希望。毛主席完全乐观，我是悲观的，我听他的谈话，也就由悲观变为乐观了。他对我谈话很多，中心是《论持久战》的内容，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抗日谈话，把我心中烦闷一扫而光，完全佩服，非常佩服。毛主席给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

 

1938年1月访问延安，梁漱溟与毛泽东主席畅谈

“但对抗日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彼此所见不同，就争辩……这样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争论就结束了。”（《年谱》第138—140页）

2、蒙山崮下见闻

1939年2月1日，梁漱溟获得国共两党的支持，以国民政府军委会特派员的身份巡历华北华东皖、苏、豫、鲁、冀、晋各省地。“当时随行人员计有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健三、翟茂林、张荫平诸君。其中前五人皆豫鲁乡村工作之同人或同学，相从甚久，唯萌平一人系到洛阳后临时邀其参加。又福溢入鲁不久即潜赴济南工作，于后半旅程未同行。而由鲁南返川途程中却又增一董泮清同学一路随行到川。”（《自述》，第354页）。历时8个多月，到10月23 日返回重庆。

1939年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返回至洛阳时留影。前排右三为作者，右二为黄艮庸（秘书），右四为王靖波（参谋），均为赴敌后随行人员。

（1）目的。梁漱溟在《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文章中是这样表述他到敌后目的的：“但我到敌后去，却非有什么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我在徐州所写“抗战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我们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在从事研究工作——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此文是梁漱溟在1941年主持《光明报》（香港）发表的文章，后收录在《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第三辑“我的主要经历”部分，第140—141页）。

（2）初入沂蒙见闻。梁漱溟一行于4月25日入鲁境单县，5月27日至蒙阴。以下为梁漱溟《敌后游击区域日志》（《自述》第358—359页）记载初入沂蒙三天之活动见闻。

①5月29日“午前十时离蒙阴往刘官庄会晤五十一军一一四师方叔洪师长（范），并参加其前任师长阵亡之追悼会。当日下午，方师长派骑兵护送经旧庄到坦埠。途遇临沂专区工作同人张里元专员靳子钦秘书及曾在邹平受训之陆昇训同学（此时为八路军方面一游击队的团长。即陆升勋，山东昌邑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5年到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参加瓦城武装起义，任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特务队长，后来先后任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第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沂蒙专署专员、1942年10月在赴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的途中遭日军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5岁。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陆升勋名列其中）等来迎。晚宿陆昇训团部内。

②5月30日“早六时离坦埠往王庄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天主教旧教堂），途见有欢迎标语张贴及欢迎的群众迎来，欢迎于学忠总司令及愚两人。于系应省主席沈鸿烈邀往东里店省政府，路经王庄，适我有一段同路，同时到达。当即会晤纵队指挥员张经武同志，政委郭洪涛同志（张先于1936年相识，郭先于1938年相识.注：郭洪涛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黎玉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于未多停即离去。我留参加群众大会讲话，并午饭，然后去东里店。”

③5月31日，“……午后沈、于又偕来看我，邀同赴群众欢迎大会。沈、于及我各讲话。晚七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从青岛运来之啤酒汽水，绝不似身处山村之中，更鲜坚苦抗敌之意。”

二、“一幕惊险剧”，见证军民鱼水情。

梁漱溟在1941年主持《光明报》（香港）时，发表了《我努力的是什么一一抗战以来自述》。其中第九节“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记述了他在鲁南蒙阴县沂蒙山区转移时敌后历险的经历，原标题为“一幕惊险剧”。

1939年6月，日军对鲁中区发动六一大扫荡，6月7日对东里店狂轰滥炸后，梁漱溟已经在危险中辗转两天，6月9日他们又转回沂水县周家上庄、赵高峪附近。看到形势危急，为避免目标太大引起敌人注意和跟踪，梁漱溟当机立断将他们这些人分作两队行动。他和其他四、五个人先在山上，后来觉得也不是长法，就决定下山隐蔽。一户郑姓人家接纳了他们，还没有喘匀一口气，又出现了危险情况，他们出门跟着一些人扶老携弱又开始转移。这次他们和这些百姓到了村边山下的一个山洞里，这里比较隐蔽，在战争的激烈枪炮声中，日军是无暇顾及这样的地方的，所以临时还比较安全。洞内人很多，梁漱溟他们几个外乡人显得有些特别，老百姓很朴实地指点着让他们躲藏到最里面去，梁漱溟感到心里暖乎乎的。后来他多次感叹：“中国老百姓太好!”

他们刚进洞不久，也就是下午两点左右，周边的山头和他们这个洞所在的山头上，日军和中国军队开始了激烈的交火，飞机轰鸣声、炮弹爆炸声、各种枪声震耳欲聋。双方军队或远或近，往返冲击，有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头顶上。一直持续到下午7点以后，交战双方才渐渐停止行动，枪炮声渐疏渐停。大家都屏息静听外面的动静，天气完全黑了以后枪炮声才全部停下来。

梁漱溟意识到自己这几个人的装束、口音都和当地人不一样，如果继续和这些老百姓掺和在一起，被日军发现的话会给他们造成严重后果，于是就想趁黑夜上路继续转移。当地群众热心地给他们指点一个叫神仙洞的地方，他们出洞以后天色太暗，山路有些崎岖不平，只能手脚并用几乎爬行着。好好观察一下四周，发现尽管战斗暂时停下了，但敌对双方的警戒却都非常严密，一旦弄出动静就会遭到射击，甚至引来日军暴露这个山洞。权衡再三，他们还是又轻轻地回到这个山洞，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

6月25日早晨，经过一夜冒雨行进，当他们转移到蒙阴县对经峪和石人坡一带，刚停下准备烘烤一下湿透的衣服并寻觅一点食物的时候，枪声又响起来。他们这支队伍一部分进入石人坡，梁漱溟等人进入对经峪，很快战斗就在前面不远的石人坡发生了。听着石人坡方向枪声大作，梁漱溟他们丝毫不敢怠慢，赶紧开始向东北方向的一座高山攀登而去。山上没有路，他们登上山顶，敌人就看不见他们了。这时候他们既饥渴，又疲惫寒冷，多亏是骑着马前行的。梁漱溟后来回忆起来感慨地说：“此时大得马力。”他的这匹白马，还是在河南永城书案店会晤新四军司令员彭雪枫和副司令员吴芝圃时，彭雪枫送给他解决代步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加真切地感到了这种关爱的温暖。

但这时雨仍很大，风也很大，在山上没法待时间长了。看敌人远去，他们就慢慢寻路下山，刚到人家准备休息一下，随行人员报告敌人又来了。他们只得赶紧出来，藏身于茂密的草树之间。敌人越来越近，他们看见一些老百姓正向一山谷逃避，梁漱溟他们6人随之也藏入了一个大山洞内。老百姓对他们也都很友好热情，看他们服装不一样容易被认出来，就给他们几件衣服让他们换上以作掩蔽。

两军开火后，自早到晚一停未停。直到黄昏后才枪声渐稀，入夜后才全停。第二天天尚未明，他们醒来睁眼看时，老百姓已大多不知去向，梁漱溟发现洞中只剩下他们一起的6个人了。他们看看四周，相对笑了笑。大约到了早上7点左右，敌我双方再次开火，枪炮声再次激烈地响起来。他们走到洞口向外瞭望，对面山头上竖立着日军的旗帜，连军官的面目都能看得很清楚。十几分钟后，枪炮声又稀疏下来，敌人的旗帜不见了，有些日军三三两两下山，竟然有两次都经过了这个洞口。他们几人都拔出枪，手指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大皮靴声音直从洞口过去，但日军根本无暇顾及这里。他们每次也都感到紧张，但并没有遭遇危险。

直到下午3点以后，四周才都安静下来。他们出洞观察，两山上敌我双方皆已撤退。这时才想起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点东西了。他们实在太饿了，看到有些群众遗留在这里的筐子、提篮还有几个，于是就开始翻找可以吃的东西。结果正翻着吃着，老百姓又陆续回来取他们留在这里的东西，梁漱溟等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尴尬地笑了。老百姓笑语相慰，赶紧把篮子里可吃的东西都取出留给他们。梁漱溟一行又一次被这种真情打动。

三、“500人红薯粥大餐”里的伦理，两个政权的民心秤。

1939年6月11日，在沂水在虎崖庄，梁漱溟经历了一顿终生难忘的大餐。经过从下半夜开始的紧急转移，大家早已饥渴难耐。八路军工作团派人进村联系，庄长很快就过来对接。由于人员众多，为避免目标过大引来敌人，庄长建议大家不要进村，并提议到不远处的山沟中隐蔽，等饭做好了再送过来。看着山谷中聚集的500多人，梁漱溟不禁疑惑，庄长要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出这么多人的饭。然而，一个多小时后，村民们就陆续用钩担挑着瓦罐向这里走来，里面装的是用小米、蔓豆、红薯制成的浓稠粥饭。工作团负责人张天民安排大家按班组顺序分发午饭，先给梁漱溟一行分发了热粥。梁漱溟等品尝着这顿简单却又充满温暧的饭菜，深刻地看到了藴藏在民间的巨大能量，百姓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为500多人准备好饭菜，这充分体现了大家对抗日军队、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热爱，也让他坚信得民心者得天下，日寇必败无疑。

这样的情景，梁漱溟还记录过几次。“又一次夜行军至天明，饥渴非常，乞食于老百姓，不问内容，先行吞咽。细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饼，加以树叶煮成粥。这在我们，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望此望不到啊!”（《自述》第147页）

“八月十一日，往张坊，与罗荣桓政委、陈光师长会晤，并承苏孝顺（苏静）秘书长招待一切。先生住胡楼。先生讲:‘据我记忆，当时缺乏粮食，生活艰苦之极，所云用膳，其实只有水煮南瓜一味，无所谓饭，无所谓菜。’”（《年谱》第155页）八路军与民同甘共苦的情形跃然纸上。

多年后，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回忆：“沂蒙的红薯粥，比任何理论都更教我明白——中国的希望，不在书斋里的伦理，而在千万百姓用脊梁撑起的山河。”

四、归途余音：一场考察改变的“救国路径”。

1、八路军护送离鲁。以下为梁漱溟《敌后游击区域日志》（《自述》第364—370页）记载：

（1）七月五日嘱靖波、泮清往鲁家庄访鲁迪哲，并往太平集访晤东进支队王秉璋参谋长。晚八时泮清回，报告接洽已妥，东进支队允护送我等赴鲁西,作回川之计。

（2）七月六日九时移住鲁家庄。初意在此小留数日，后知附近各庄国军云集，恐不日将有战争，仍以迁地为妥。遂径往投东进支队部（对河南太平集属泰安境），会晤王参谋长及卢、张两科长，备承招待。下午七时半参加其“七七”两周年纪念会，被邀讲话。从对经峪遇敌以来，久在蒙阴县境内盘旋，至此已出蒙阴境，竹川由鲁庄折回坦埠，不再相送。

（3）七月廿二日，今日为旧历六月六日,，鲁南风俗以瓜果祀天。下午四时由马家峪出发在丁家庄（太平集对河泰安境），与干部学生会合。

（4）七月廿八日午后三时，六支队张北华司令派解指导员来接，五时半乘马往上套里六支队司令部与政委董君毅、参谋长于会川晤谈。

（5）七月廿九日午前张北华司令来会，东平四区区长尹鼎新、副区长张仲义同来。

（6）八月十七日晨八时离胡楼行十二里至正海，晤陈光师长，商定由杨勇旅部派队送我等至六团，然后再经翼鲁像支队送我等南行。当即转张坊治晤杨勇。下午四时出发，便衣六名护送，夜二时抵彭庄,值天雨，遂留宿。计自晨至夜行约百里，人疲马乏，以麦秆藉地而睡，是日原定在箕山访问我鲁西支队消息，并往东进支队六团团部而未果。

（7）八月廿八日十时离陈庄入城，下午五时应邀在县府讲演、准备明日离此入豫。八月廿九日晨五时半出发，行四十五里至牡丹街午饭。此地属豫省滑县境。

2、劳功与杂感。

梁漱溟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一抗战以来自述》。其中第九节“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自述》第150页）对沂蒙之行的收获是这样叙述的：“总论此行，劳苦是劳苦了，危险亦危险了，却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当初北行的用意五点，多半未做到。第一点，亲自考察游击区的事实，是否与自己揣想者相合。当然考察了一些，并且知道与自己揣想者不尽相合。这尚不算全无结果。第二点，会晤旧同人同学，抚慰而鼓励之。当然会晤了不少人，而以匆匆来去，不得安住于一地、所以不能召集聚会。因此未得会晤者甚多。又且部分主力(第三政治大队)，即于此时送掉，未达加强抗敌力量的目的。第三点，沿途宣讲国际国内情势，以坚定沦陷区的人心，略收好果。因为我北行之际，正汪精卫投降之时，颇有人以为中国无法支持。经一番讲说，并经我指出大军转至敌后的计划（此计划定于南岳会议,廿八年上半年正在实行），国际增加援助的情形，人心莫不欢悦。所谓八个月中，急促弃跑之时多，从容巡视之时少，因而宣讲的机会有限。第四点，作研究功夫，匆忙中当然说不上。至多得到一点亲身经验，为研究之资而已。第五点，所谓调和各方，其事之无能为力，前已言之矣。至多不过亲见许多事实，更促我努力团结而已。”

“八个月的旅途中，见闻不少，感想亦多。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譬如上文所叙，为了抗战他们所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游击（所谓省保安队等亦在内）随地筹给养，以至像我们过路的军政人员沿途需要招待，并不以为是格外需索，或不愿意负担。他们简直承认，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问题。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是图挽救。这一点，他们全明白。”

3、为救国而奔走

（1）返渝后，他在《大公报》发表《敌后见闻录》，直言：“往日以为乡村建设需避政治，今日方知，没有民族独立，何来乡村复兴?”

（2）1940年11月，他与张澜等人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将延安对话与沂蒙见闻化作抗日洪流中的呐喊。

（3）1941年，他联合张澜等人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把沂蒙考察的感悟化作行动：主张“团结抗日、民主建国”，呼吁国共合作，共同守护百姓的土地。

 1941年初作者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图为1946年与民盟主席张澜合影

五、结束语。

梁漱溟这位“特殊访客”结束了在山东沂蒙敌后战场的考察后，带着满溢的复杂情绪与沉甸甸的收获踏上归程。这次考察，不仅丰富了他对战争局势的理解，更促使他对国家未来的走向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此后，梁漱溟将考察所得融入自己的思想与言论，为推动社会变革和民族觉醒摇旗吶喊。他的沂蒙之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段独特印记。

而沂蒙山区的烽火与炊烟，也因这位学者的到访与记录，让那段军民共生的岁月，多了一份深刻的见证。也会永远记住这位带着追问而来、满载信仰而归的特殊访客。

（黎小弟指导 陈青撰文）

主要参考书目

1、梁漱溟撰《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2、李渊庭 阁秉华编著《梁漱溟先生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