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报视角下山东冀东抗日根据地发展探析 ——基于抗战时期战果与环境的比较 （黎小弟指导 陈青撰文）

一、引言

在梳理山东抗战史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关于山东与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往来电报，引起笔者极大关注。一方面，在抗战初期的华北战略布局中，中央电报呈现出清晰的时序脉络：先是重点关注并部署冀东雾灵山地区，其后才正式作出“派兵去山东”的战略决策；另一方面，抗战胜利后，中央又连续三次电令山东主力部队驰援冀东，挺进东北。从“先冀东、后山东”到“山东驰援冀东”，这些看似一正一反的战略部署大反转，实则彰显出党中央对华北战略格局极为关键的战略考量与部署意图，也道出了山东与冀东两大根据地的实力差异和战略地位，并为两大根据地日后不同发展道路埋下了历史伏笔。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与冀东同处华北敌后战略要地，均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与根据地建设，但发展轨迹呈现鲜明反差：山东根据地逐步实现统一领导、全面建设、巩固扩大，成为华北敌后最稳固、最强大的战略基地之一；冀东根据地孤悬于平津唐敌人统治核心区域，长期在重兵“扫荡”、严密封锁与反复“清剿”中艰苦支撑，始终难以形成连片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反差在中央电报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理解敌后抗战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本文以中央电报为核心视角，系统梳理抗战初期中央对冀东、山东的先后部署，对比两地在军事作战、政权建设、经济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并重点论述抗战胜利后中央电令山东主力出兵冀东、协同挺进东北的战略行动，揭示两大根据地从差异化发展到一体化协同的历史逻辑，丰富敌后抗日根据地整体研究与中共战略指挥研究。

二、当前党史界对山东、冀东抗日根据地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党史学界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冀东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日趋深入，但整体呈现分区域研究多、比较研究少的特点，以中央电报为统一标尺对两地进行系统对照的成果更是极为有限。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方面，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群众动员、财政经济、统一战线等领域。研究普遍认为，山东根据地能够发展成为华北战略支柱，得益于党的统一领导、坚决执行党中央战略决策、“三位一体”军事武装体系的构建、群众基础深厚、地形条件有利以及中央持续稳定的战略指导等。相关研究多利用地方档案、战史资料与中央文电，分析山东根据地的建设成就与历史经验，但多局限于区域内部梳理，较少将其置于华北各根据地比较视野之下，尤其缺乏与冀东这类极端环境下根据地的对照分析。

在冀东抗日根据地研究方面，学界普遍强调其艰苦性、边缘性、高度游击性。研究多围绕冀东暴动、敌后游击战争、隐蔽斗争、敌伪残酷统治等展开，突出冀东根据地“坚持不易、巩固更难”的历史特征。学界普遍承认，冀东紧邻敌占中心城市、交通线密集、敌伪力量强大，导致根据地长期处于高度流动与分散状态，难以开展全面建设。但相关成果仍以区域史为主，较少从中央全局战略角度考察冀东与其他根据地的战略互动与功能互补。

在中央电报与敌后根据地研究方面，学界日益重视电报文献的史料价值，利用电报还原战略部署、战场态势与决策过程。相关研究指出，中央电报不仅是指挥工具，更是判断各根据地强弱、安危、成效的“晴雨表”。然而，现有成果多以单一根据地、单一战役或单一时期电报为研究对象，专门以电报反差为切入点，对山东、冀东进行系统性比较的成果仍不多见，尤其对抗战初期中央先部署冀东雾灵山、后部署山东这一关键时序及其历史意涵，更是缺乏专门比较阐释。

在抗战胜利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研究中，学界普遍肯定山东主力挺进东北的关键作用，也注意到冀东作为进军通道的战略价值，但较少将抗战时期的发展差异与战后战略协同贯通起来，未能充分揭示：正是山东与冀东在抗战时期形成一强一弱、一主一辅、一巩固一游击的差异格局，才使中央在战后能够以山东之力支援冀东、控制通道、抢占东北，完成全国战略布局。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拓展空间：一是缺乏以中央电报为统一视角对山东、冀东进行直接比较的成果；二是对两大根据地反差形成的结构性原因挖掘不够系统；三是未能将抗战初期时序、抗战时期差异、战后战略协同三者贯通解释。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研究状况，以中央电报为核心线索，对山东、冀东根据地发展差异与历史衔接展开专门探讨。

三、抗战初期中央电报的战略时序：先冀东雾灵山，后山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华北的战略布局经历了由点到面、由通道到腹地的逐步展开过程。这一过程在中央电报中呈现出清晰时序：最先指向冀东雾灵山，随后才明确决策派兵山东。这一先后顺序，深刻影响了两大根据地的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

（一）中央最早战略部署：出兵冀东雾灵山区，抢占战略要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半壁河山沦入敌手，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使命。毛泽东同志在运筹部署抗日战场布局之时，几次把伟大战略家的目光投向屹立于密云县与兴隆县交界的冀东雾灵山。

1、抗战初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冀东雾灵山区的战略决策

（1）1937年5月，毛泽东见到了京东特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一文后，鼓励李运昌：“你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巩固、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抓紧开展以雾灵山为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壮大抗日根据地。”（《李运昌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版 李运昌本人回忆1937年5月在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并作此指示。）

（2）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这次会议在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同时，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3）1937年8月4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依现实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朱德、周恩来等回电洛甫、毛泽东：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察、绥、晋三角区（争取消灭伪军与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争）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绥远、宁夏的一部）。（《八路军.文献（1937—1938）》 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 第32—33页  ） 

（4）1937年8月5日，洛甫、毛泽东再次致电朱德、周恩来，再次重申了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出击的战略部署，并明确指示要“派一部远出热河，开展冀热边区的游击战争。”（引文同上）

（5）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说，洛川会议研究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问题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第116页 “抗战初期・洛川会议相关章节”）

（6）洛川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发动冀热边地区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发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等同志的电报中，明确地指出：“甲、露（雾）龙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作充分准备。乙、干部除主要的由云臻（即聂荣臻）及你们配备外，后方亦正在选择口口口东北及冀热察籍之干部，同时亦请北方局选派干部。丙、云瑧此刻不能离开察边，但应准备至适当发展时期派高级领导人去（雾）龙山，此事由前方后方共同考虑。丁、徐旅此时在该地域只是寻常的游击战争，可由你们直接指导，林彪同志似可不去。戊、派队到山东须俟露（雾）龙山行动实现后再考虑，此刻亦不宜同时向国民党提出。”《八路军.文献（1937—1938）》 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 第287—288页）

 

（7）1938年5月4日，中央书记处致电聂、彭并告宋、邓（即聂荣臻、彭德怀、宋时轮、邓华）：一、宋邓支队先以冀东为主要发展方向，迅速挺进冀东，配合冀东人民抗日暴动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二、冀东根据地建立后，再以一部兵力转向山东，打通冀东与山东联系，协同山东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三、目前应集中力量于冀东，暂不分散兵力，待冀东局面打开后，再作第二步部署。四、望你们坚决执行此方针，迅速行动，勿失时机。（《八路军.文献（1937—1938）》 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 第456—457页）

（8）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重要文章中，对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燕山地区建立根据地寄予热望。他写道：“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418页）

（9）1938年9月，当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开展初期，第四纵队的负责同志对武汉失守后的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对于坚持冀热边 抗日游击战争动摇了信心，提出：“主力转到潮白河以西，地方武装则尽量拉到平西整训”的想法。

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联名复电，电报中说：“有全国坚持抗战有利形势与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由广大群众的掩护，有雾灵山、燕山、五龙山东西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冀东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与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八路军.文献（1937—1938）》 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 第678—679页）

这是抗战初期中央对华北东部地区最早的战略部署之一，关注重点正是冀东这一扼守平津、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地带。中央之所以率先布局冀东，核心考量在于：冀东是日军进出关的重要通道，也是敌伪统治重心所在，在此开展游击战争，可直接威胁敌人交通命脉与统治中心，形成战略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冀东雾龙山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寄予了极大关注和热切希望。

2、“冀东大暴动”。1937年10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党组织按照上级指示，全面开展了发动冀热边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各县各阶层群众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另一方面，积蓄力量，培训骨干，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为策应起义，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与第120师宋时轮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简称4纵，于1938年6月从平西出发向冀东挺进。当月下旬，冀东抗日联军成立，无党派人士、民团首领高志远为抗联总司令，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为副总司令，国民党爱国人士洪麟阁为副总司令。7月6日滦县港北村，7日丰润、迁安交界的岩口镇爆发起义。短短两个月，东起山海关，西到潮白河，北从雾灵山，南至渤海滨，大起义遍及20多个县。这次大起义有工农群众、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各民主党派武装力量达20余万人，抗日联军发展到7万余人，其他抗日武装近3万人。起义军与八路军协同作战，收复迁安等9座县城，动摇了日伪的统治。8月中旬，4纵与抗联主力在遵化铁厂镇胜利会师。

 

冀东抗日大暴动场景（网络）

冀热边人民武装大起义，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民武装抗日起义，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起义的胜利，是党中央、毛泽东发动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决策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虽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没有尽可能地保持与发展，但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中央后续战略决策：“派兵去山东”

在对冀东作出部署之后，随着华北战局发展，中共中央逐步认识到山东腹地的巨大战略潜力，并正式以电报形式作出“派兵去山东”的全局性决策，但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与作出“派兵去山东”建立根据地的决策，从现掌握的档案文献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并非以往有的文章所说是一步到位。

1、党中央和毛主席“派兵去山东”的战略部署

（1）1937年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毛泽东到招待所看望，指示：“山东是有基础的。当前一定要搞好统战工作，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

（2）1937年12月30日，洛康陈毛致电陈周项博叶，提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是建立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

两个主要军区是苏浙皖赣边军区和鄂豫皖军区。六个辅助军区： ① 苏浙皖赣边军区；② 鄂豫皖军区；③ 浙南军区；④ 鄂赣军区；⑤ 汉水军区；⑥ 豫西军区。

为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牵制作用，建立：① 苏鲁军区，以苏鲁交界为中心，指挥鲁东游击战争。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我们派人辅助之。② 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

（3）1938年2月15日，毛滕致电朱彭林左并告周叶，提出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第一步：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７〕间活动一时期；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臀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一一五师最后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第一步出河北，第二步入山东，第三步入安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157页。）

（4）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电朱彭，115师，120师、129师、长江局，提出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这是设想在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被敌进攻及万一不守时，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

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160页。）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毛主席在1938年4月2日黎玉代表山东省委赴延安汇报工作之前，考虑的六个战略支点，有热冀地区，而并无山东区域。在黎玉汇报工作之后，毛主席经略山东、布局全国抗战的战略思路逐渐明朗起来。

（5）1938年4月5日，黎玉在延安就山东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你们能抓住时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并要求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黎玉提出派干部去山东领导抗日武装的请求，毛泽东高兴地说，中央支持你们。黎玉请求派一个主力团到山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认为：“一个团是不够的。看来还要多去一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48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6）1938年4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内由七十人发展至一千两百人、八百支枪。除决定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外，正选派政治部主任一人及中级以下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二三十人前去。”

（7）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联名向八路军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的指示，要求“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应坚決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民主政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217～218页。）

（8）1938年5月6日，毛泽东又特别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上意义重大，决以张经武同志去山东。”他充分肯定了山东的抗日武装起义，还在延安的一次高干会上介绍黎玉，高度赞扬山东省委所做的工作。（黎玉：《山东人民武装起义与山东纵队的建立和发展》，载《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27页，济南，山东出版社，1991。）

（9）1938年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朱彭，刘徐邓并告陈周叶，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彼时蒋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之后方活动。刘林两师将作整个新的部署。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五六十人及电台两个去，今日可越津浦路至泰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得一两个营去作基干则更好，但需准备长期留下不还建制。（《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225页。）

（10）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指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日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88页）。

（11）1938年6月6日毛泽东电示：“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建支队，恢复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番号，目前可组成四至五个支队，县区武装则以支队领导下的游击队名义出现，用抗日联军名义不好。”此电发出后，仍感不放心，8日又发一电，强调“凡属我党领导，已取得广大群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

2、由分散游击区到巩固根据地

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及一系列指示，极大鼓舞了山东省委。山东党政军民始终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与战略决策。

 

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示意图（1937年7月—1938年5月）（图选自《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 扉页）

（1）1937年12月下旬，日军分两路渡过黄河，韩复榘和他的10万大军落荒而逃，山东沦陷。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主持紧急会议，指示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上半年，先后在山东10多个地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共建立10个支队，约2万余人。这些由老百姓组成的、土生土长的抗日队伍的发展，为创建山东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1938年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规划》，报请党中央审批。毛泽东在复电中表示，完全同意山东省委所制定的战略计划，希望按这个战略计划去实施。从此，山东开始了有计划地全面创建根据地的新阶段。

（3）1938年6月，山东省委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将山东各地起义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对各地武装实行统一领导，以起义武装为基础组建支队，把起义武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八路军山东纵队史》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7月 第51—54页。）

（4）1938年12月27日，山东纵队（简称山纵）在沂水县西部的王庄宣告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所属部队整编为10个支队，另3个团，共25个团24500人，还有地方武装1万余人。，山纵的创立，标志着山东人民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八路军山东纵队史》，9～10页）

（5）1939年6月，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改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为山东分局（郭洪涛仍为书记）。山东分局建立起沂蒙山区、清河区、胶东蓬黄掖地区等3块抗日根据地以及鲁南、湖西、泰西、鲁东南等若干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到1939年底，山纵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日伪军4.1万余人，收复城镇20座。山东八路军（含冀鲁边区和鲁西北地区）已达近6万人，党员总数达1万余人。

山东纵队是一支在没有八路军主力支持的情况下，由党领导广大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而创建与发展起来的较大的武装力量，初步开创了多块抗日根据地。这是山东根据地的一个显著特点。

（6）1939年3月八路军115师的入鲁，他们与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多次打退日伪军的“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对于坚持和发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建设山东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更加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四、抗战相持阶段后中央电报的战略定位：冀东为高度游击区，山东为华北战略枢纽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山东与冀东抗日根据地均面临日伪顽势力的封锁包围，同时自然灾害频发，处境极为严酷。根据地的军民由此进入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时期。由于两地因环境、定位、条件不同，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力量明显地呈现出巩固壮大与艰苦坚持的鲜明反差。

（一）孤悬敌后的冀东战场

1、悲壮的冀东大西撤

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后，面对日伪军重兵围剿，加之暴动队伍成分复杂、组织松散、武器粮弹匮乏，八路军第4纵队与抗联领导对在冀东坚持斗争的形势估计偏于悲观，于10月8日在丰润九间房会议正式决定西撤平西根据地整训。10月上旬至下旬，数万暴动队伍分批向西转移，途中遭到日伪军围追堵截，部队损失惨重、大部溃散，仅有少数骨干抵达平西，冀东抗日武装一度遭受严重挫折。西撤导致整个起义队伍和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当时转移到平西和冀东保留下来的抗联人员只有3000人，冀东抗战形势一落千丈。

这次西撤在战略上存在明显失误，忽视了冀东的群众基础与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成为华北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但暴动本身沉重打击了日伪统治，保留下来的骨干力量也为后来重建冀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2、历史教训

194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上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一份文件《冀东问题的检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对冀东暴动作了深刻反思并总结原因教训和工作方向。下面选取部分段落内容，作为本小节的内容，同时也能直观地感知到当时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鲜明品格；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调整斗争策略，重新走上立足当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正确道路的勇于自我修正、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智慧的精神。这也是冀东抗日斗争能够继续开展的重要保证。

热冀察军政委员会区党委并转李运昌并报北局（北方局）、中央并聂：

关于冀东过去及今后工作，冀东同志间仍存在着争论。肖克来后，分局召开此间留（晋察冀）的冀东干部会议，结论如下：

一、四纵队调出冀东问题

（一）四纵队在冀东时的形势

1.敌寇对我正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尚未停止。

2.响应四纵队东进的冀东地方武装暴动，以我党有史以来空前的巨大规模，摧毁了冀东区日伪政权及统治铁道以外占领十余县，并有六个县城。

3.暴动起来的地方抗日武装有人枪十余万。

4.冀东敌人为大暴动和东进纵队所压倒，被迫退守到各重要据点。

5.当时冀东到处处在伟大的抗日高潮，这一高潮直到主力退走后，遭受敌寇镇压屠杀和受主力西退影响而低落。

6.有三个多月的比较安定期间，宋邓及所部在铁厂和迁安城尚安住多日。

（二）以如此良好的客观形势和条件，在三个多月战斗和缓和比较安定的局面下，是可以创造出一个比较大的局面的。 

（三）当时未能巩固已得胜利，在冀东创造巩固的游击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是主观领导上的错误与缺点。

1.领导机关缺乏创造根据地的信心，缺乏建立根据地的政策和具体纲领（没有实行也没有提出），反采取了对根据地的创设极有害的“抓一把”的流寇主义。

2.缺乏创设根据地的军事计划和积极行动，宋邓两支队会合后无必要充分准备。冀东大暴动后对暴动起来的极大地方武装无正确认识忠实对其领导帮助和指挥。

3.党内不团结（地方党与部队党，部队负责同志之间都不团结，党没有集体领导和统一意志与行动）。

4.未能真正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抗日政权，建立抗日秩序。

5.在地方和地方武装中，放松甚至放弃党的（组织）发展和建立工作。

6.无明确财政政策，部队未建立经济制度，军队纪律极坏，特别是地方武装。

7.未找时机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广泛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没有很好的建立。

（资料来源：1、网络，王建忠“冀东抗战研究”个人主页。2、《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结论中在总结冀东暴动西撤教训是，明确指出了战略失误的三个关键问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包括在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之中的，但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情形出发，必须把它单独地提出来加以研究。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是从战争的全体上说的。但是，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又具有战略地位，因为它不仅在敌后起配合正面战场的作用，而且在相持阶段将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

华北的经验证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冀东暴动中，没有尽可能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这一教训，值得全党重视。”（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542页。）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冀东暴动的悲壮结局已形成共识。

3、中央战略定位：冀东（雾灵山区）为“高度游击区”

当冀东斗争受挫后，中央同时作出清醒判断：冀东敌情严重、环境险恶，只能以小股、精干、隐蔽、长期坚持的方式开展斗争，不宜集中重兵、不宜急于求成、不宜盲目扩大。这一早期电报定位，开始规定了冀东根据地游击性、牵制性、艰苦性的基本特征。

（1）1938年9月毛泽东致河北省委：“雾龙山（冀东）有发展前途，但该区系独立作战区，部队须特别精干，不宜过大，不宜急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 第619页）

（2）1939年9月，中央正式确定“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展平北”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冀东的任务以牵制敌人、保存力量、长期支撑为主，不追求大规模扩军与连片建政。（《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

（3）1940年2月11日，中央军委致萧克及挺进军军政委员会电（原文）“萧克及挺进军军政委员会:你们关于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展平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冀东应确定为高度游击区，以分散游击长期坚持为原则，不急于建立大块根据地。平西应切实巩固，作为战略后方；平北应积极开展，打通与平西、冀东之联系。注意培养干部，加强地方工作与经济建设，准备长期斗争。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八路军.文献（1937—1938）》 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 第321—323页）

（4）1940年3月16日，毛泽东、王稼祥（中央军委）电文《中央、军委关于挺进军的战略任务的指示》萧克、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抄送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彭真）：“冀东是高度游击区，敌情特別严重，应在巩固基础上一步一步扩大，不急于大规模扩军与建政。”（《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

（5）中央在1940至1942年间多次电示冀东：“冀东敌情严重，应避免硬拼，以分散游击、隐蔽坚持为主，力求保存有生力量。”（《冀东抗日根据地史》中国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由此可以看出，相持阶段到来后，冀东在中央电报中被定位为极端艰苦的独立游击区与前沿牵制区。多强调谨慎、隐蔽、避免损失；以小股部队分散游击，不断转移、隐蔽，避免与敌主力决战； 以存为主；以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为主，不要求全面建政。中央发给冀东的电报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解决吃饭、穿衣、弹药等生存问题。

（二）山东：中央确立的华北战略枢纽

1、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的巨大成就

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根据地军民坚决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残酷“扫荡”与“蚕食”，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牢牢掌握了山东抗战的主动权；构建了“三位一体”军事武装体系；相继建立和发展了鲁西、清河、鲁南、鲁中、湖西、胶东、冀鲁边、滨海等8大根据地，人口约1200万，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最终形成全国唯一以省为主体的完整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起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极大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山东抗日根据地不仅有效牵制和打击了华北日军，有力支援全国抗战，还培养了大批党政军骨干，积累了丰富的根据地建设经验，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和后续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中流砥柱作用。

抗战胜利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最为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到1945年8月，根据地面积达到12.5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2800万，基本解放了山东除少数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以外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完整的战略区域。在党的领导下，山东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主力部队发展到27万人，地方武装10余万、民兵力量更是达到711212人、自卫团达2098207人(数据来源:《山东省人民武装历年情况统计表》,山东省政府秘书处,1945年编印《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264，267页），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支柱。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山东根据地军民对敌作战两万六千余次，歼灭日伪军数60余万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力牵制了华北日军主力，还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后续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抗战时期山东党政军重要领导人黎玉同志在《山东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85年8月26日）》一文中（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在总结山东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山东抗战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是建立和巩固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是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执行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几条基本经验，是山东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长期斗争实践的结晶，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展。”（黎玉《山东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黎玉回忆录》中国党史出版社 1992年 第285—286页）

3、华北战略枢纽

（1）1938年5月6日，毛泽东又特别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上意义重大，决以张经武同志去山东。”他充分肯定了山东的抗日武装起义，还在延安的一次高干会上介绍黎玉，高度赞扬山东省委所做的工作。（黎玉：《山东人民武装起义与山东纵队的建立和发展》，载《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27页，济南，山东出版社，1991。）

（2）1939年12月6日毛泽东、王稼祥等致山东纵队电报：“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的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43—194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3）194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致电山东分局诸同志并报中央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山东工作的意见》中对山东根据地有如此评价：“分局诸同志并报中央：我们完全同意12月9日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指示。听了郭、张同志报告，有以下补充意见：甲、 山东是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基点之一，是开展华中、与新四军打成一片的枢纽，是八路军兵力、枪支、经济补充与开展的重要地区，必须抓紧目前敌军旧军及顽固分子新的力量尚未增加的有利时机，大胆的放手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创造我们的伟大力量使游击区迅速成为自已的根据地，准备在更严重的情况之下，独力坚持山东的游击战争，向苏北、皖北、豫东开展，巩固鲁西北，与冀南联接。……”（《齐鲁烽火》2007年第1期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主办）

（4）1942年7月9日，就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等问题，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出：“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军）的可能，如蒋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军）危险，故掌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罗荣桓年谱》黄瑶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1版 第237页）

（5）1943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嘉奖山东电报：“你们在一九四三年坚持山东抗战，作战有力，根据地巩固扩大，已形成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成绩极大，深堪嘉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6）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总部原参谋长滕代远在致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半年来，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10月7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要求大家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学习。（《罗荣桓年谱》黄瑶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1版 第383—384页 388页）

从以上电文可以看出，山东不仅能够独立支撑战局，还可以向周边地区派出部队策应其他根据地，标志着山东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支柱。

五、抗战胜利后中央电令山东主力出兵冀东的战略部署

 （一）战略背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国内政治军事格局急剧变化。国民党军队迅速调动兵力，企图抢占东北、平津及华北各大城市。中共中央敏锐判断，东北与热河、冀东是决定未来全局的战略要地：控制冀东，就控制了华北进入东北的咽喉通道。

在此背景下，中央迅速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核心任务是：控制冀东、热河，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此时，山东解放区已经上升为向全国进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因此，执行这一任务最可靠、最雄厚的力量，就是经过长期巩固发展的山东根据地。

（二）中央关于山东解放区出兵的电报

1、1945年抗战胜利后，9月1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宣布：“山东解放区迄今收复80余县，均已实行民选县长，治理民政，只等中央承认加委。”9月19日中共谈判方案“山东应作为由中共方面出任省长的四省之一（其他三省:河北、热河、察哈尔）。”（山东省档案馆编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189页）。山东解放区是重庆谈判的重要砝码。

 2、1945年9月19日 中央《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敌伪，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再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

3、 1945年9月20日 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致山东分局并罗荣桓、黎玉转林彪的电报：“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中央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此任务……要在两个半月之内，以非八路军共产党面目在东北组织二十万至三十万能够作战的军队，要在冀东屯集五万至十万军队，阻绝蒋介石，不能进入满洲。因此，时间非常紧迫，望你们迅速动作，越快越好。你们的部队和干部应寻找一切可能的道路，立即出动，进人东北及冀东。罗荣桓与萧华希望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很快能到冀东。在林彪未到冀东前，中央派程子华到冀东主持。”

4、1945年9月29日，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致罗荣桓、黎玉、彭真、陈云并告许世友、林浩电，指出：“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今后斗争有决定作用。时间决定一切，必须在二十天至一个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战略任务。”（以上电文分别出自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1版 第443、444页）

 这三封电报构成了山东出兵冀东、挺进东北的完整指令体系，强度高、时间紧、任务重，体现了中央极强的战略决断力。

（三）执行成效与战略意义

 山东根据地坚决执行中央电令，迅速抽调约六万主力部队，在极端紧张的时间内，分海路、陆路两路兼程北上。大批部队首先进入冀东地区，与冀热辽军区部队协同作战，肃清敌伪残余，控制山海关、锦州等关键要点，确保了后续部队顺利进入东北。

1945年10月4日，罗荣桓同黎玉、李作鹏就开赴东北和留在山东的部队情况致电中央军委和饶漱石、张云逸：“（一）山东向东北、冀东开进的部队，计有万毅两个团，胶东六个团，渤海六个团，现鲁中两个师六个团，军区特务团一部及教导团全部，亦准备随时出动，共计六万人以上……”（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1版 第448页）

山东主力驰援冀东，具有三层重大意义：一是以山东雄厚兵力弥补了冀东长期力量薄弱的短板；二是控制冀东通道，阻断国民党军队快速进入东北的路线；三是实现华北与东北战略联动，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奠定基础。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在全国各大战略区中熠熠生辉。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战略格局中的关键枢纽，成为进军东北、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

这一战略行动，推动山东与冀东从抗战时期各自为战、发展路径各异的格局，转向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服务全局的新格局，完成了从“先冀东、后山东”到“一枢纽，一坚持”，再到“以山东强援冀东，进军东北”的局部战略布局到全国战略大布局的历史闭环。

 这一完整脉络，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统筹全局、着眼长远的战略智慧。两大根据地看似发展道路迥异，实则统一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与中国革命全局。

八、结语

 以党中央电报为统一视角，可以清晰看到山东与冀东两大抗日根据地的完整历史脉络：抗战初期，中央先部署冀东雾灵山、后决策派兵山东，体现由前沿要地到敌后重地的展开顺序；抗战相持阶段，呈现巩固壮大与艰苦坚持的鲜明反差；抗战胜利后，中央电令山东主力出兵冀东、挺进东北，实现从差异化发展到一体化协同的历史跨越。

山东与冀东的历史表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非均衡发展，而是因环境而变、因任务而变、因全局而变。巩固者成为基地，坚持者成为屏障，强大者承担机动，薄弱者依托支援，最终在统一战略下形成有机整体。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战略智慧的历史彰显。

 （黎小弟指导 陈青撰文）

 主要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937—1938）》 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

8、《八路军山东纵队史》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7月

9、《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济南，山东出版社，1991版

10、《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

11、《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12、《齐鲁烽火》2007年第1期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主办

13、《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14、《罗荣桓年谱》黄瑶主编 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15、《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

16、《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

17、《冀东抗日根据地史》中国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18、《李运昌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