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干部教育与当代启示( 黎小弟)

摘要

1945年初，山东抗日根据地在群众运动深入展开之际，暴露出政权干部在思想与作风上的严重偏差。黎玉在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所作《关于政权干部思想建设问题》的报告，系统批判了“超阶级论”“清官思想”“为上级服务论”等旧观念，并提出以“群众观念”“民主平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干部教育路径。该报告与其前期思考在黎玉抗战笔记中《群众运动初期中政权干部之思想偏向》构成互文，揭示了山东共产党如何通过整风学习、民主检查、自我批评与群众路线实践，将来自多元社会背景的政务人员改造为“人民公仆”。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战时干部教育的制度机制与意识形态逻辑，并探讨其对新时代干部教育在宗旨意识、群众路线与政治忠诚建设方面的借鉴意义。历史表明，干部教育的本质不仅是技能训练，更是价值重塑；唯有持续“洗尘”“洗脸”，方能确保政权始终“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

关键词：干部教育；群众路线；民主政权；黎玉；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新民主主义

一、引言

1945年1月，抗日战争即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共在各根据地加速推进社会动员与政权建设。然而，在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初期，部分政权干部暴露出严重的脱离群众倾向。时任山东分局副书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黎玉在《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所作《民主思想 民主政策 民主作风》总结报告中，专辟第一部分《关于政权干部思想建设问题》，对干部队伍中的思想混乱进行系统诊断与纠偏。与此同时，黎玉抗战笔记中的《群众运动初期中政权干部之思想偏向》（20条）则为此报告提供了经验基础与问题清单。

这两份文献共同构成观察山东共产党战时干部教育机制的关键文本。既有研究多聚焦延安整风也有土改中的干部问题层面的思想整风实践。本文结合两份原始文献，还原1945年山东干部教育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并反思其对当代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镜鉴价值。

二、问题诊断：政权干部的思想偏向与根源

黎玉指出，尽管抗日民主政权已建立六七年，但“不少同志直至现在还表现了思想上的混乱”，甚至“连基本的思想也还没有打通”。其具体表现可归纳为三重断裂：

（一）政权性质认知的错位

干部将“三三制”误读为“全民的、超阶级的”政体（偏向第1条），忽视其以工农为基础、联合中间阶层的阶级本质。这种“超阶级论”导致统战工作窄化为“团结上层”（第7条），在保障“地权人权”时只护地主、不顾贫农（第6条），背离了“扶持抗日基本势力”的原则。

（二）群众关系的异化

干部“视政府凌驾于群众之上”（第2条），自认享有“不被减租减息”的特权（第3条）；司法采用对质方式使农民“不敢说话”（第14条）；更有因家庭被斗而“企图报复”者（第20条）。黎玉尖锐批评此类行为是“官僚主义的忘本意识”——忘了政权“来自军民对敌斗争与人民选举”的根本来源。

（三）工作方法的极端摇摆

干部或“包办代替”（第4条），剥夺群众主体性；或走向另一极端，“袖手旁观”（第16条），放弃领导责任。在政治判断上，或片面强调“左是主要偏向”（第17条），或滋生“左比右好”的错误观念（第19条），反映出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机械理解。

黎玉认为，这些偏向的根源在于：干部多“来自旧社会各阶层”，封建遗毒与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整风学习未深入基层；对《新民主主义论》缺乏真正理解，仍持“教条主义的认识”。

三、教育路径：新民主主义干部观的建构

针对上述问题，黎玉提出一套系统的干部教育方案，核心是确立三大思想支柱：

（一）树立“为广大群众办事”的群众观念

黎玉强调，干部必须认清：“抗日民主政权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革命权力机关。”他批判“恩赐观点”与“清官思想”，主张政策实现须“通过群众团体组织群众，自愿自动，不要强迫，也不要‘恩赐’”。减租减息不是政府施舍，而是群众“从自己切身利益去体会抗日民主基本的利益”。

（二）确立“民主平等”的政权伦理

黎玉坚决反对“统治权威思想”，指出政府不是“人民的上司”，而是“人民的儿子”“公仆”“勤务员”。他列举种种不民主表现：上级对下级“声色俱厉”，下级对上级“唯唯诺诺”，个人计较“职务贵贱等级”。对此，他倡导“同志态度、平等精神”，主张通过“人民大会”“代表会议”实行普遍平等选举，落实民主集中制。

（三）培育“集体主义”的政治品格

针对“个人英雄主义”“私情观念”“享乐腐化”等小资产阶级习气（报告中详列四类），黎玉呼吁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牺牲精神。他特别指出，行政干部作为“人民选出的典型代表”，必须“服从集体行动”，克服本位主义与宗派主义。

四、实施机制：整风、民主与实践的三位一体

黎玉不仅提出理念，更设计了可操作的教育机制：

有组织的整风反省：要求干部“清算个人一切旧思想”，半年内完成整风，首长负责、骨干带动、典型示范；

发扬民主、检查领导：定期召开下级评议上级会议，贯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纠正“只整下层不整上层”；

强化批评与自我批评：将其视为“增强效能的有力武器”，但强调“与人为善”，避免“烈火炫天”；

业务领导中的思想领导：所有工作“先求得打通思想”，再谈方法；

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干部须“接近下层，深入农村，与群众一起创造实习，在群众中改造自己”。

这一机制将思想改造嵌入日常治理，形成“学习—实践—反思—提升”的闭环，体现了中共“在战斗中改造干部”的鲜明特色。

五、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

1945年山东的干部教育实践，具有双重历史意义：

其一，它成功将多元出身的政务人员整合进新民主主义政治轨道，为根据地巩固与解放战争动员奠定组织基础；

其二，它确立了“群众路线”作为干部教育的核心范式，使“为人民服务”从口号转化为制度实践。

对今日干部教育而言，其借鉴价值尤为突出：

（一）宗旨意识需常抓不懈

黎玉所批判的“为上级服务论”“忘本意识”，在今天仍以“唯上不唯实”“政绩工程”等形式存在。重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仍是干部教育的首要任务。

（二）群众路线不能形式化

当前部分干部“下基层”流于打卡拍照，恰如当年“住地主高楼大厦，吃美酒好菜，就忘了法令”。真正的群众路线，必须如黎玉所言：“深入群众，接近群众，通过群众”，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建立血肉联系。

（三）自我革命精神不可或缺

黎玉强调“洗脸”“洗尘”，正是党的自我革命传统的早期表达。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仍需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防止干部在“围猎”与诱惑中变质。

（四）思想教育须与制度约束结合

山东经验表明，仅靠道德号召不足，必须通过“整风”“检查”“巡视”等制度化手段推动思想落地。今日干部教育亦需强化考核问责，使理想信念转化为行动自觉。

六、结语

1945年1月，黎玉对山东政权干部的思想整风，不仅是一次战时纠偏，更是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它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在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交织的复杂环境中，如何确保新生政权不蜕变为旧式官僚机器？答案是——以群众为师，以民主为纲，以集体为本，以自我革命为刃。

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从革命党转变为长期执政党，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逻辑未变。重温黎玉的报告与笔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面镜子：干部教育的成功，从来不在知识灌输，而在灵魂唤醒；不在职位高低，而在初心是否如磐。正如黎玉所期许：“愿为名副其实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权的战士呢？还是愿为人民所抛弃、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呢？”——这一叩问，穿越时空，依然振聋发聩。

2026年2月28日定稿

参考文献

黎玉：《民主思想 民主政策 民主作风》（1945年1月7日），载《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28页。

黎玉保存的历史资料：《群众运动初期中政权干部之思想偏向》，载《黎玉抗战笔记》。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年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2–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