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四问”语境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路线实践探究 （黎小弟指导 陈青撰文）

摘要

1944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山东军区副政委兼分局群委会书记的黎玉同志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专题会议上发表了《起来！为广大人民办事！》的讲话，从政权性质、干部定位、阶级立场、工作方法四个维度提出“四问”，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路线走向系统化、制度化的标志性文献。本文立足原始档案，将黎玉“四问”置于山东分局早期群众工作、1940年省联合大会、1942年刘少奇山东临沭朱樊村指导、1941—1943年反“扫荡”艰苦斗争、1944年局部反攻的完整历史链条中，结合减租减息、民主选举、三三制、大生产、拥军支前、反“扫荡”突围等大量史实，系统考察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践行群众路线的政策实践与作风改造，揭示“四问”对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重塑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的关键作用，总结敌后执政条件下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黎玉“四问”；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路线；山东分局；抗日民主政权；刘少奇山东之行。

引言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敌后规模最大、坚持最久、贡献最突出的战略基地。从1937年徂徕山、天福山、黑铁山等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到1945年抗战胜利，山东根据地在日伪军千人以上“扫荡”70余次、万人以上大“扫荡”9次的极端残酷环境中发展为拥有3500万人口、33万军队、30万党员的强大根据地，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坚持群众路线。

1941—1943年，日军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沂蒙、滨海、鲁中、鲁南、胶东实施“铁壁合围”“拉网扫荡”“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于1940年、1942年多次制造“太河惨案”“银厂惨案”等反共摩擦；加之1942—1943年特大旱灾、蝗灾、瘟疫并发，山东根据地面积缩减40%以上，人口锐减，军民以树叶、野菜、地瓜干度日，处境空前艰难。与此同时，山东党政军存在领导不统一、群众发动不充分、减租减息“明减暗不减”、干部强迫命令、政权衙门化等突出问题。

为扭转危局，1942年4—7月，刘少奇化名胡服抵达临沭朱樊村，代表中央作出“群众工作是山东第一位中心工作”的重大指示，推动山东分局颁布“五四决定”，实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成为山东由危转安的转折点。1944年山东转入局部反攻，全年收复县城9座、解放人口930万，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问题依然制约根据地发展。在此背景下，黎玉提出“四问”，成为整风肃纪、深化群众路线的行动纲领。

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界对山东根据地、群众路线、黎玉活动已有较多研究，但多以“三问”代“四问”，对原始文本、历史语境、政策链条、实践细节挖掘不足；尤其缺少将山东分局早期文件、省联合大会纲领、刘少奇讲话、黎玉四问、基层实践数据贯通的系统研究。本文以大量史实为支撑，对“四问”引领下的群众路线实践展开深度探究。

一、黎玉“四问”的历史语境

（一）山东分局与抗日民主政权早期群众路线的实践与理论积淀

1、“群众，这是山东八路军生长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依据。”

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上半年，中共山东省委先后在山东10多个地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共建立10个支队，约2.45万人，另有地方武装1万余人，创建了鲁中、鲁东南、清河、胶东、鲁南、湖西和泰西等抗日根据地。这支由山东老百姓组成的、土生土长的抗日队伍，创建伊始就特别重视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1）1939年3月26、28日《大众日报》载记者吴平的一篇报道《黎政委访问记》，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的黎玉对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有一段这样的论述：“游击队必须依靠民众,与民众打成一片，才能存在，才能提高自己优良的素质，才能不断的袭击敌人，执行游击任务，才能使自己现固和扩大，……所以，我们的口号是，每一个战斗员，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民众宣传鼓动者及组织者；每一个抗日游击部队，都应该把成千成万的群众组织在自己的周围。毛泽东同志曾说，抗日游击部队好象是鱼，而群众就是水；鱼没有水就要死，抗日部队没有群众也就不能存在了。”

（2）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曾针对八路军队伍里“责骂民众，乱拿群众东西”的现象强调：“山东八路军是由山东人民抗日斗争中直接生长起来的，是由山东优秀子弟所组织，是与民众有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必须严格处罚破坏纪律的不良分子。轻视民众、责骂民众、对民众言行不一的分子，绝对不够八路军战士的资格。”

（3）1940年5月1日，黎玉在《抗战两年的山东纵队》中深刻阐述了八路军能够生长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部队的群众纪律，与民众共甘苦的作风。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如同鱼和水；如果把水弄干枯了，游击队是不能生存的，这是一。民众已经不堪日寇汉奸的蹂躏，抗日的部队不去掉军阀时代鱼肉民众的习气，是不会得到民众来拥护来参加的，这是二。群众，这是山东八路军生长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依据。”更发出了“每一个战士都变成民众最爱戴的模范军人”的号召：“在英勇的斗争中已为人民大众所爱戴，我们应该保持住这个传统。应该更进一步地接近群众，深入群众，教育群众，向群众学习，发扬群众的民主精神，排斥高傲自大、旁若无人的态度。应该保护群众团体，与群众团体更密切的合作。应该组织春耕秋收运动，帮助民众生产，减少民众战时的劳役，力求民众负担公平。坚决的为民众爱戴的模范军人而斗争。”

2、山东分局关于群众工作的决策和成效。

1938年12月8日中共山东分局成立后，连续发布《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决议》，要求各地成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职工会，到1940年群众团体成员突破200万人，初步形成群众组织网络。（中共山东分局：《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1938年，山东省档案馆藏。）

3、山东省抗日民主政权“坚决为山东人民的生存与幸福而奋斗到底。”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山东省联合大会在沂南青驼寺召开，出席代表300余人，代表全省3800万人民，他们肩负着全省人民的重托，秉持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要代表山东人民的意志！这次大会历时一个月，盛况空前，意义空前，选举产生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与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省战工会），黎玉当选首席组长（即委员会负责人，次年改称主任委员），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抗日民主政权。

山东共产党八路军代表黎玉在致辞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与山东八路军是坚决为以上抗战目标与任务而奋斗到底。坚决与山东3800万民众共患难，同甘苦，坚决为山东人民的生存与幸福而奋斗到底！”

 

1940年8月19日，《大众日报》刊登黎玉在联合大会上的致词。

李竹如8月5日在联合大会上所作《战斗中的山东人民》的报告振聋发聩地指出：“严防群众领袖的自高自大或自满，严防其脱离群众，防止其新官僚主义的生长。要使得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都能够正确的了解：在你能够代表群众、为着群众的时候，群众可以将你高高的举起；但是当你脱离群众、不能为着群众的利益的时候，群众也可以重重的将你放下。”

 

1940年8月5日，李竹如在山东各界联合大会上所作的《战斗中的山东人民》的报告

“真正群众的领袖，既不可站在群众的头顶上，也不可以跟在群众的后面，而是生长在群众中间，斗争在群众前面。”

大会通过《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之自由；实行廉洁政治，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废除厘金、苛捐杂税。

　根据地民主政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做到了令出法随，严惩不贷。如1942年6月，费南县政府二科仓库主任王俊德，私造收据，贪污田赋税收公款1250元；费南县秘书处某军用代办股长，利用公款贩卖流通券，从中贪污1340元，均受到了严肃惩处。《大众日报》报道了相关处理情况。

同期颁布《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山东省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以法规形式确立群众路线。黎玉在大会明确提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机关。”这一表述，从制度方面奠定群众路线基础，也成为黎玉“四问”的最早理论源头。

正如1944年《鲁中区民主善政通讯》开篇一段话所说：“自从抗日民主政权诞生的那天起，就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在环境较好时是如此，在环境恶化时也是如此。在基本地区如此，在敌游区也同样是如此。”（山东省档案馆藏文献）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先后于1937年9月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1月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和1941年7月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省一级的人民抗日政府，但这均在几省的边界地区，而1940年8月成立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和山东省政府），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的唯一的以一个自然行政省份命名建立的省级人民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档案信息网）

（二）1941—1943年极端困难与群众工作薄弱的尖锐矛盾

1、但受战争环境制约，1938—1941年群众工作存在明显短板：减租减息在60%以上地区未真正落实；干部70%以上出身农民与学生，缺乏群众工作经验；部分政权照搬国民党衙门作风，开会多、下乡少、命令多、服务少。这些问题，为后续危机埋下隐患。

2、1941年11月，日军5.3万兵力对沂蒙山区实施“铁壁合围”大扫荡，沂蒙根据地被分割破碎；1942年日军继续对鲁中、鲁南、清河区实施“蚕食”，根据地进入“黎明前最黑暗”时期。据山东军区统计：1941—1942年，根据地人口由1200万降至700万；军队减员、干部牺牲、群众被杀被抓数十万人；粮食减产50%以上，野菜、树叶成为主食。

3、与此同时，群众工作薄弱暴露无遗：部分干部“只向上负责，不向群众负责”； 征粮、征兵、动员工作简单粗暴、强迫摊派；少数干部优亲厚友、贪污公粮、侵占群众利益。山东分局后来在整风文件中直言：“脱离群众，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三）刘少奇1942年山东之行：群众路线的历史性转折

1、1942年4月，刘少奇受中央与毛泽东委托抵达临沭县朱樊村，驻留3个月，召开分局扩大会议、干部座谈会、群众座谈会达20余次。他尖锐指出：“山东工作最大的弱点，就是群众运动没有真正开展。”并提出三条决定性指示：（1）、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全面发动群众；（2）、实现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3）、整顿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2、在刘少奇直接主持下，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正式通过《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简称“五四决定”）将发动群众提升到战略高度，同时理顺党政军关系，确立一元化领导，从思想、政策、组织上为群众路线落实扫清障碍，成为山东根据地由危转安、由弱变强的历史转折点。（《罗荣桓年谱》黄瑶主编 人民出版社 2202年11月第1版 第221、222页）

3、此后，各地抽调3000余名干部下乡，组成工作团； 减租减息在80%以上根据地推开；农救会成员一年内由100万增至300万；群众参军、支前、参战、破路、送情报形成热潮。刘少奇山东之行，从根本上奠定了黎玉“四问”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前提。

（四）延安整风运动在山东的深化落实

1、新问题滋生。1943年罗荣桓全面主持山东工作，实现一元化领导；1944年日军被迫收缩兵力，山东军区发动春、夏、秋、冬四大攻势，歼敌7万余人，攻克据点千余处，根据地全面恢复扩大。但胜利形势下，新问题滋生：部分干部居功自傲、摆官架子、贪图安逸； 一些县区恢复旧衙门仪式，群众称“新官府”；动员工作仍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形式主义。

2、思想理论基础。1942年中共中央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树立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又称《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经典论述。黎玉“四问”正是延安整风和毛泽东主席经典论述在山东群众工作领域的具体化、问题化与制度化，是对脱离群众现象的纠偏与思想校准。

为此，黎玉在1943年10月山东分局群工会议上作了题为《群众工作的基本问题》的总结报告（《深切怀念黎玉同志》，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88—316页），这一报告是“四问”的前奏。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11月22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专题会议上，黎玉发表了《起来！为广大人民办事！》（山东省档案馆藏）的讲话，以“四问”直指要害，对全根据地进行思想与作风的再校准。

 三、黎玉“四问”的原始文本与思想内涵

1944年11月22日，黎玉正式提出“四问”：

1、民主政府是站在人民头上统治人民的衙门呢？还是由人民选出，为人民办事的机关呢？

2、政府干部是站在人民头上的上司官员呢？还是为人民不辞风霜劳苦、勤勤恳恳，切切实实，为人民改善生活服务呢？

3、为人民办事是为最少数的封建地主上层服务为首呢？还是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政权组成的基本部分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服务为首呢？

4、为群众办事的态度，是用强迫命令恩赐的方法来指使群众呢？还是用耐心说服群众，通过群众，启发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来团结行动呢？

“四问”分别对应：政权性质、干部定位、阶级立场、工作方法，构成完整的群众路线理论体系。

1944年11月22日黎玉《起来！为人民办事》

1945年初，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在群众运动深入展开之际，仍然暴露出政权干部在思想与作风上的严重偏差。黎玉在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所作《关于政权干部思想建设问题》的报告，系统批判了“超阶级论”“清官思想”“为上级服务论”等旧观念，进一步提出以“群众观念”“民主平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干部教育路径。（黎小弟《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干部教育与当代启示》）

四、黎玉“四问”引领下群众路线的实践展开

1.、1940—1945年，山东根据地完成3次大规模民主选举，90%以上县、区、乡实现民选，参选率最高达90%。

2、全面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吸收大批开明士绅、知识分子、爱国商人参政。

3、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省战工会颁布《政务人员公约》，明确“不摆官架子、不徇私情、不贪污、不浪费”。在根据地，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厉行节约。1943年10月，《大众日报》报道了黎玉个人省吃俭用计划，包括：每日粮食由2斤6两减至1斤4两；省出细粮给伤病员吃；自配墨水；用大众电讯纸写便条、便信等。在领导同志带动下，根据地从上到下形成了“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过紧日子的信条。

4、减租减息全面落地： 地租由50%降至25%以下； 利息由3—5分降至1分半； 雇工工资平均提高50%—100%。

5、生产救灾力度空前： 1942—1944年发放救济粮数千万斤；组织纺织合作社1.2万个，纺车50万辆；开荒70万亩，修渠327条，打井5.2万眼。

6、重点保护弱势群体： 优待抗属30万户； 安置难民百余万；兴办小学1万余所、识字班数万个。

7、参军动员：“哥劝哥、弟劝弟、娘劝子、妻劝夫”，1944—1945年山东20万青年参军。

8、 支前动员：群众自愿出民工、出担架、出车辆、出粮草，解放战争时期支前民工达百万级。

9、群众创造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车轮战，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五、历史意义与基本经验

黎玉“四问”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路线成熟的重要理论标志。它以鲜明的问题导向，系统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推动群众路线从政洽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从原则要求转化为制度规范，对密切党群关系、现固执政根基、增强抗战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山东根据地的实践充分证明：群众路线的核心是站稳人民立场，基础是依靠工农基本群众，关键是改进干部作风与工作方法，保障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民主政权建设。黎玉“四问”及其引领下的实践，深刻彰显了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重大意义。

六、结语

黎玉“四问”诞生于山东抗战由危转兴、由弱变强的关键节点，是山东分局早期探索、1940年省联合大会、1942年刘少奇指导、延安整风、敌后艰苦实践共同孕育的思想成果。它以四个根本性追问，把群众路线从政治原则转化为可对照、可整改、可考核、可传承的行动标尺。

在“四问”引领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形成党群同心、军民一体、生死与共的铜墙铁壁，创造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民胜敌的辉煌奇迹，为全国抗战与解放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黎玉“四问”所蕴含的人民立场、民主精神、务实作风、科学方法，不仅是中共敌后执政的宝贵财富，更对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众、推进基层治理具有深远启示意义。

“黎玉对山东政权干部的思想整风，不仅是一次战时纠偏，更是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它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在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交织的复杂环境中，如何确保新生政权不蜕变为旧式官僚机器？答案是——以群众为师，以民主为纲，以集体为本，以自我革命为刃。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从革命党转变为长期执政党，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逻辑未变。重温黎玉的报告与笔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面镜子：干部教育的成功，从来不在知识灌输，而在灵魂唤醒；不在职位高低，而在初心是否如磐。正如黎玉所期许：“愿为名符其实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权的战士呢？还是愿为人民所抛弃、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呢？”——这一叩问，穿越时空，依然振聋发聩。”（黎小弟《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干部教育与当代启示》）

（黎小弟指导 陈青撰文）

 参考文献

[1]黎玉．起来！为广大人民办事！[Z]．1944-11-22．山东省档案馆藏．

[2]刘少奇．群众运动问题[Z]．1942-04．山东省档案馆藏．

[3]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Z]．1942-05-04．

[4]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5]山东抗日根据地史编委会．山东抗日根据地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6]黎玉．黎玉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7]《深切怀念黎玉同志》，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8]山东省档案馆．山东抗日根据地档案史料选编·群众工作卷[Z]．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9]黎小弟《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干部教育与当代启示》

[10]山东省档案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