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四大运动”语境下的沂蒙识字班 ——以莒南县识字班为中心（黎小弟指导 陈青撰文）

摘要

1940年3月，时任山东分局副书记、山东省战工会首席组长、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的黎玉同志在“鲁南妇女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八路军与妇女解放》演讲（《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239页—243页），针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妇女解放问题提出参战运动、参政运动、生产运动、文化提高运动“四大运动”，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领域最早、最系统的纲领性提法，也是山东妇运从零散动员走向制度化、体系化的标志性文件。此前山东妇运多为零散活动，缺乏统一任务框架，四大运动首次将参战、参政、生产、文化四大维度系统整合，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顶层设计，系统规划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与社会动员的总体方向，成为指导根据地基层建设的重要纲领。直接指导了识字班等基层实践的全面展开。

四大运动提出后，山东各地妇救会迅速跟进，莒南等根据地的识字班运动正是在这一框架下系统化推进，成为“文化提高运动”的核心载体，也为后续山东妇运奠定了基本范式。

沂蒙抗日根据地广泛兴起的识字班，尤其是以莒南为核心的实践样本，既是战时民众教育的重要形式，更是黎玉“四大运动”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的关键组织载体。本文以莒南识字班为中心，结合黎玉讲话文献、《大众日报》报道、地方史志与典型人物史料，系统考察识字班在“四大运动”框架下的组织形态、运行机制与社会功能，分析其如何以文化教育为切入点，联动实现妇女解放、生产建设、政治动员与抗战支前的多重目标。研究表明，莒南识字班通过“庄户学”等本土化教育模式，将扫盲识字、思想启蒙、劳动互助、拥军支前、妇女参政融为一体，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沂蒙妇女的文化水平与政治觉悟，更构筑起党联系基层群众、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坚固桥梁，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与群众基础。

关键词：黎玉；四大运动；沂蒙；识字班；莒南；妇女运动；抗日根据地

一、引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民众教育与群众动员运动。其中，以青年妇女为主体的识字班，不仅是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的教育组织，更成为整合乡村力量、推动社会变革、支撑持久抗战的基层枢纽。在沂蒙根据地，识字班发展尤为迅猛，而莒南因其党组织健全、群众基础深厚、典型经验成熟，成为全省识字班运动的示范中心。

既有研究多将识字班作为教育史、妇女史或支前史的单一对象加以考察，或将其笼统归入“群众动员”范畴，较少将其置于高层政策设计与基层实践互动的视野中进行系统解读。事实上，沂蒙识字班的勃兴并非自发形成，而是直接呼应了中共山东党组织核心领导人黎玉提出的“四大运动”战略部署。1940年3月10日，黎玉在鲁南妇女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讲，明确将妇女运动概括为参战、参政、生产、文化提高四大方向，把妇女解放、民族抗战与根据地建设高度统一起来。这一论述，构成了山东妇女工作与乡村社会改造的顶层设计。[1]

本文以莒南识字班为典型个案，将其放回黎玉“四大运动”的完整语境中，重点讨论三个问题：第一，黎玉“四大运动”如何为识字班运动提供思想指导与政策依据；第二，莒南识字班在组织、教学、动员层面如何具体实践“四大运动”；第三，以莒南为代表的沂蒙识字班，在妇女解放、根据地巩固与沂蒙精神生成中具有何种历史意义。通过文献梳理与典型人物分析，本文力图揭示识字班并非简单的“扫盲班”，而是一套融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动员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实现“组织起来”的经典范例。

二、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界围绕沂蒙根据地识字班、山东妇女运动、黎玉与山东根据地建设等议题已形成一批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史料与理论基础，但仍存在明显拓展空间。

（一）现有研究主要进展

1. 沂蒙识字班的史实梳理与区域史研究

学者多从教育史、社会史视角还原识字班的兴起脉络、组织形式与教学特点。魏本权系统梳理识字班作为红色文化符号的生成过程，指出其兼具教育组织、动员载体与精神象征三重属性[2]；李祥琨等地方史学者考证莒南识字班起源与规模数据，明确1943年莒南识字班达520余个、学员1.57万余人的核心史实[3]；《大众日报》史料辑录与山东省档案馆资料，呈现了“村村办学、户户读书”的运动盛况[4]。研究普遍认可识字班是中共在山东开展民众教育的标志性实践。

2. 妇女动员与红嫂群体研究

相关成果聚焦妇女支前、拥军参军与社会觉醒，重点分析梁怀玉、林守英等典型人物，揭示识字班学员向支前模范、妇救骨干的转化路径[5]。研究强调，识字班为妇女突破封建束缚、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组织平台，是沂蒙红嫂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6]。

3. 根据地教育模式与“庄户学”研究

学界对莒南莲子坡张健华“庄户学”关注较多，肯定其“教育与生产结合、农闲办学、小先生制”的战时教育创新，认为这一模式被山东分局推广，成为全省民众教育典范[7]。部分成果从成人教育、乡村治理角度，讨论识字班对基层社会改造的作用[8]。

4. 黎玉与山东根据地政策研究

相关论著涉及黎玉在山东建党、建军、建政中的贡献，提及“四大运动”对妇女工作的指导意义，但多为概述性提及，未将其作为分析识字班的核心政策框架展开[9]。

（二）现有研究不足与本文创新点

1. 政策—实践联动研究薄弱。多数成果孤立讨论识字班或妇女运动，未将识字班置于黎玉“四大运动”的完整政策语境中，缺乏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互证分析。

2. 区域中心样本挖掘不足。虽有莒南相关史料整理，但以莒南为中心、聚焦“四大运动”一体化实践的专题研究仍较缺乏，对组织机制、运行逻辑的提炼不够。

3. 功能整合视角欠缺。现有研究多侧重扫盲或支前单一维度，较少系统论证识字班如何同时承载文化提高、生产、参战、参政四大功能，对其“动员闭环”揭示不足。

基于以上不足，本文以黎玉“四大运动”为分析框架，以莒南为中心案例，系统阐释识字班如何成为政策落地的组织载体，弥补“高层政策—基层实践”衔接研究的短板，深化对沂蒙根据地动员体系与妇女解放路径的认识。

三、黎玉“四大运动”的提出与沂蒙根据地的历史语境

（一）“四大运动”的提出：黎玉关于妇女与根据地建设的系统构想和践行

第一、构想：1940年3月10日，黎玉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在鲁南妇女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山东妇女在抗战中的地位、任务与前途[1]。他指出，山东妇女面临日本侵略者、封建势力、顽固派三重压迫，必须通过系统性的群众运动实现解放与觉醒。为此，他明确提出妇女工作的“四大运动”：

1. 参战运动：普遍建立妇女抗日团体，拥军支前，侦察放哨，救护伤员，动员亲人参军参战。

2. 参政运动：推动妇女参与各级政权与民意机关，争取男女平等，实现民主权利。

3. 生产运动：发展手工业、纺织、养殖与农业生产，组织合作社，实现自给自足，支持长期抗战。

4. 文化提高运动：开展识字教育，反对封建陋习，普及政治常识，提高妇女政治文化水平。

“四大运动”内在逻辑清晰：文化提高是前提，生产运动是基础，参战与参政是目标。只有先让妇女“识字明理”，才能有效组织生产、参与政治、投身抗战。这一思想，与毛泽东“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高度契合，也为沂蒙各地大规模开办识字班提供了直接的政治依据与行动纲领。[10]

第二、践行：

1、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1940年8月,山东省战工会成立，黎玉签署了大量规范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法规法令,对教育方针、实施原则、教育内容、师资、经费、教育行政均作了详细规定。1941年5月,黎玉在谈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问题时特别提出要开展新文化运动,村村户户都要识字,了解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大道理,把文化教育提到建设民主政权中心工作的高度，而妇女儿童是村户学文化的重要部分。1942年6月20日,黎玉签署《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加强社教工作的指示》,要求用行政的力量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发展社会教育,提高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积极性。（《黎玉画传》第143页）

2、积极宣传推动。

1941年3月8日，黎玉在费县桃峪给女干部作“积极参加抗日支前活动,把争取妇女解放斗争进行到底的报告（黎玉画传.罗东进 黎小弟.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第121页）

黎玉《关于动员生产问题——黎玉同志在三八节纪念大会上一段讲话》载《大众日报》（1944年3月23日）

原文：现在我再来说要生产运动，县区干部如何进行的问题。我们应当抓紧春耕时节，帮助组织作怎么样呢？家庭计划打了多少？也可以回答：很少。劳动互助组织了多少？也不够。许多机关还没有进行生产工作，还没有很好的对待这个运动。目前根据地党政军民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大生产运动，马上领导起来，行动起来。这些方面已有很多的文件和报告说明很清楚，大家可以研究，我不去谈他。我只讲在动员中即使号召群众动员起来要注意那些事。

首先是思想动员问题，由于我们机关的同志，大部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来自各种社会，本人不劳动，所以劳动观念不强，体验劳动的重要和领导生产的本事就很差。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检查自己的劳动观念，加强文件的研究，特别是毛主席的《组织起来》，党内的群众工作，总结内开展生产运动的一节，每个干部都要研究。还有毛主席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也要定期研究。此外，在报纸上延安或山东的主要论文与通讯也应该好好讨论。只有经过这样的思想酝酿和方式的了解了，生产运动才能搞好。

其次是组织起来的问题，即劳动互助问题。也就是毛主席讲合作社中所说的第二个革命。组织形式应该采取民间形式，我们的劳模工就等于延安的爱工，应该采取自愿的结合，这是基本的原则。违背了这一点，其结果就搞不好。我们要在每庄组织一组两组以为试验。然后普遍的作起来。现在要求劳动力组织多少呢？还是应该明确提出的。现在要求组织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这是比较高的要求，可是最低限度也要组织起百分之十到十五，每庄平均全劳动力占百分之二十二，半劳动力占百分之十一（四十五岁以上者）共合全百分之三十三。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工作，去年的准备工作不够，现在一方面要完成去年的任务（查缺）；另一方面马上把劳动力以小组为单位自动的组织起来，要求是百分之二十，能作到百分之三十那就更漂亮了。根据延安工的经验，一个人能顶两个人，那么百分之二十就是百分之四十，就超过了过去无组织的劳动力的提高。劳动组织中主要吸收贫农会员，无组织的群众与青救会员都可。劳工形式采取多样的，老的少的人力和牛力都可以变工。这是目前根据地的一个最大的任务。每个村庄支部，党员要起领导作用，成为生产变工的模范。

（二）沂蒙根据地的现实需求与识字班的兴起

1941至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时期。日伪军频繁“扫荡”“蚕食”，经济封锁加剧，根据地财政与军民生活面临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开展大生产运动、强化群众动员、巩固基层政权成为迫切任务。[11]

沂蒙山区乡村社会传统浓厚，妇女长期处于文盲状态，深受封建礼教束缚，难以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要发动广大妇女投入抗战与建设，必须先从文化启蒙入手。于是，以妇女为主体的识字班在沂蒙遍地开花，莒南因其战略稳定、群众基础好，成为识字班运动的重点区域。

据《大众日报》记载： 1941年，沂蒙地区已有识字班225处，学员4502人；到1943年，仅莒南县就发展到520多个识字班，学员达15700余人，形成覆盖全县的教育与动员网络。[12]

识字班的快速扩张，本质上是黎玉“四大运动”从政策文本走向乡村社会的组织化过程。

四、莒南识字班：“四大运动”的基层实践载体

（一）莒南县“识字班”典型故事。

1、梁怀玉的故事

梁怀玉是山东省莒南县洙边村人，是一位伟大的“沂蒙红嫂”，她的故事充满了奉献、担当与坚守。

抗日战争时期，梁怀玉担任莒南县洙边区洙边村识字班队长。1944年，年仅19岁的她思想进步，积极为全国解放贡献力量。当时部队急需补充兵员，在一次参军动员大会上，梁怀玉慷慨激昂地公开承诺：“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她的话掷地有声，让现场气氛瞬间热烈起来。青年刘玉明被她的勇气和决心所打动，第一个站出来报名参军。在刘玉明的带动下，全县共有1488人集体参军，为抗战部队注入了强大的战斗力。

梁怀玉一诺千金，事后她真的嫁给了刘玉明。此后，她主动承担起了刘玉明家庭的劳作，让丈夫能够安心在前线打仗。同时，她组织识字班的成员制作军鞋、抬担架，全力支援八路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她还率领民工担架队参与了淮海战役等前线支援工作，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一次，解放军的流动医院进驻洙边村，家家都住满了伤病员。梁怀玉把家里唯一的一盘炕让给了一位腿部受伤的排长和他的通信员，自己和婆婆、小姑子挤在过道里，公公则睡在灶房。面对排长的谦让，她真诚地说：“同志，俺家也是军属，我是党员，咱们不是外人，你就不要客气了。你为咱们穷人受了伤，住炕还不应该吗？”

1949年后，梁怀玉三次前往徐州寻找丈夫刘玉明，但前两次都未能如愿。直到1950年，她终于找到了时任坦克部队连长的刘玉明。在分别的日子里，梁怀玉多年如一日地照料公婆的生活，让远在前线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她持续组织妇女推米磨面、烙煎饼，为前线提供物资支持。1955年，刘玉明转业到临朐县公安部门工作，直到1980年离休回乡，夫妻俩才真正生活在一起。

 

梁怀玉老年照片

梁怀玉的英勇事迹被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收录。1992年，她获评“山东红嫂”称号及山东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沂蒙红嫂的精神内涵，展现了无私奉献、勇于担当、坚守承诺的高尚品质，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和榜样。

2、林守英的故事

林守英是抗战时期莒南县刘家莲子坡村的女青年，是千千万万识字班学员的代表。全民族抗战初期，八路军来到沂蒙山，为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沂蒙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扫盲运动，识字班就是其中一种形式。林守英和妹妹林守明都积极参与到识字班的学习中。

 

这幅著名照片中是抗战时期一位记者采访莒南县“庄户学”创办者张健华，要拍摄庄户学上课的照片。张健华就把“识字班”组织起来让记者拍照，现在这张照片成为有关山东根据地民众教育的经典照片--一群大辫子姑娘坐在磨盘边上上课，挂在墙上的黑板上写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照片中那位正在授课的姑娘后来被称为“识字班”第一人。教大家识字的老师是林守英的妹妹林守明，而林守英则是后排梳长辫子的学生之一。

林守英本来就是识字班的积极分子，庄户学开办后,她在家又坐不住了，“噶伙”（约请）了林守明、林和芬、圣德英等一块去找张健华老师，由于她的热心积极，张老师在莲子坡成立妇女识字班，林守英当了队长。妹妹林守明聪明好学，成绩突出，成了识字班的“小先生”。姐妹俩是识字班里的学习明星。

 

2007年患有脑血栓后遗症多年、并且半个多世纪没有写过字的老年林守明，对老照片上模模糊糊的字她记得一清二楚,并且用粉笔在自己家的大门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照片上的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选自《莒南县党史资料》）

林守英表现突出，1946年当选为学习英雄，跟老师张健华同台领奖。《大众日报》不仅报道了教育英雄张健华，也报道了学习英雄林守英。

报道中说，林守英的父母保守，庄里成立识字班他们不让林守英去上。晚上儿童上课，林守英偷偷地在窗下听，回家迟了半步，家里就关上门不让进来。林守英刚去上识字班时，她妈妈好几天不给她饭吃，都是她嫂子偷着叫她小侄送个煎饼给她。“但是不管家里怎么统治，她生产不忘学习，织布的时候，机旁的口（原文缺）上写着字，一面织一面学；几个人一块织布，一边织布，一边对着剧词；到吃饭的时候，若饭还未做好，她抽空伏在桌子上写字；在炎热的夏天她不睡午觉来学习；纺线的车旁放着石板写上字,下湖种地拾草，总是带着石板，拾一会学一会。为了进步的快，她又用了互相写信的方法。到如今她能识八九百字，写信、写路条、记个账都能行”。

“她不但自己学习，而且动员了全家上学，大小都能写自己的名字。文化上提高，政治上也提高了。她父亲林庆安过去不准她上学，现在在林守英教育下，也成了区学习模范。上年有天晚上，全家在一块进行测验，林守英提出：’新四军为什么北上？’‘什么叫三模运动？’等，她大大、嫂子答不上来，她给他们解释了。像上了一堂政治课.…….这次来开会，她父母和哥哥都给钱叫捎着花。在家庭她也取得了地位，有什么事全家商量，吃饭男女一块吃。”（旧俗吃饭时女人不上桌，男女一块吃，意味着妇女地位的提高）林守英当队长的识字班成为洙边区第一个模范识字班。她到界首开会，听着新四军北上住在她庄，马上写信给识字班，叫打扫房子,烧洗脚水，缝洗衣服，真诚地拥护主力。全识字班如今都能打路条，已有5个能看懂《滨海农村》，并培养了两个小先生。

1945年林守英在莒中县寨里河召开的“滨海区劳动模范大会”上，林守英被选为滨海区劳动模范。1946年林守英被授予莒南县“特等学习模范”称号。1943年至1947年，林守英当选为刘家莲子坡支部委员。1947年出嫁后，在婆家村庄始终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多次受到中央组织部的表彰和慰问。

（二）文化提高运动：识字班作为思想启蒙的主阵地

黎玉将“文化提高运动”置于基础性地位，认为妇女不识字、不明理，便无法真正实现解放与动员。莒南识字班最直接的功能，便是开展扫盲教育与政治启蒙。

1. 教学形式本土化：磨盘课堂、庄户学与小先生制。莒南识字班突破传统学校模式，创造了极具战时特色的教学方式：（1） 课堂设在村口、磨盘、地头、庭院，农闲多学、农忙少学。（2）教材紧密结合生活与抗战，如“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坚持抗战”“男女平等”等；（3） 推行“小先生制”，由进步青年妇女担任教员，如莲子坡的林守明，边学边教，低成本实现普及。[13]

1943年，莒南洙边区莲子坡村教员张健华创办“庄户学”，将教育与生产劳动完全结合，被山东分局确立为省级文教实验区，黎玉在全省行政会议上亲自肯定其经验，张健华被评为“教育英雄”。莒南模式由此推向胶东、鲁中各地。[14]

2. 从文盲到政治觉醒：以林守英为代表的个体蜕变

刘家莲子坡村的林守英是莒南识字班的典型代表。她最初因家庭保守被禁止上学，便在窗外偷学，即便挨饿也坚持学习。她织布时在机旁写字，纺线时在车旁放石板，下地时带字板，最终识字八九百，能写信、写路条、记账、读《滨海农村》报。她不仅自己成为“特等学习模范”，还带动全家学习，促使父亲成为区学习模范，实现了家庭内部男女地位的改善。[15]

林守英的成长路径清晰展现：识字→明理→觉醒→参与公共事务，正是黎玉“文化提高运动”的微观缩影。

（三）生产运动：识字班与劳动互助的组织融合

黎玉在关于生产运动的讲话中强调：“没有生产，就不是模范”，要求机关部队与群众团体开展生产，实现粮食自给。[16]莒南识字班从成立之初便与生产运动紧密结合，形成“学习小组即生产小组”的机制。

1、 生产与学习同步推进。妇女们在识字班学习之余，集体纺线、织布、做军鞋、开荒种地，实行变工互助。识字班既是学习单位，也是劳动单元，有效提高生产效率，缓解根据地物资匮乏。

 

抗战时期莒南县识字班为八路军做军鞋。

2、树立劳动模范，带动生产热潮。莒南在识字班中大力培养劳动英雄与学习模范，如刘兴义、郑信、杨淑珍、林守英等，通过典型示范推动全村、全区开展生产竞赛。许多识字班实现“学习不误生产，生产支持学习”，成为根据地经济自给的重要力量。[17]

（四）参战运动：识字班成为拥军支前的骨干力量

黎玉“参战运动”要求妇女普遍组织起来，慰劳军队、救护伤员、侦察通讯、动员参军。莒南识字班在支前参战中表现尤为突出，诞生了以梁怀玉为代表的沂蒙红嫂典范。

 

莒南县识字班扭秧歌拥军（以上图片均选自《山东抗日根据地历史图片集》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山东省政府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旧址管理处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年1月）

1944年，洙边村识字班队长梁怀玉在参军动员大会上公开宣誓：“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青年刘玉明率先报名，带动全县1488人参军，极大充实了抗日武装。梁怀玉信守承诺，婚后悉心照料公婆、组织识字班做军鞋、抬担架、照料伤员，后来更率担架队参加淮海战役支前，成为载入军史的“沂蒙红嫂”。[18]梁怀玉的行为，是识字班学员将文化觉悟转化为参战行动的集中体现，完美践行了黎玉提出的参战运动要求。

（五）参政运动：识字班推动妇女进入乡村政治舞台

黎玉提出的“参政运动”，核心是让妇女参与政权、争取平等权利。而识字班赋予妇女的读写能力、组织纪律与政治意识，正是妇女参政的前提条件。[19]在莒南，许多识字班骨干成长为妇救会干部、村代表、参议员，参与村政议事，推动放足、反虐待、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妇女从“不上桌、不说话”的封建从属地位，逐步走向公共空间，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了政治地位的历史性提升。

五、莒南识字班的运行机制与组织特征

（一）组织体系：党支部—妇救会—识字班三级联动。莒南识字班并非松散自发团体，而是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运行：党支部负责政治方向与动员部署；妇救会负责组织发动与日常管理；识字班作为最基层单元，具体落实学习、生产、支前任务。这种结构保证了黎玉“四大运动”自上而下贯彻到底，形成严密而高效的动员体系。[20]

（二）教育内容：政治、文化、生产、支前四位一体。莒南识字班的教学内容高度服务于根据地建设：识字课：结合抗战口号、生产知识、政策条文；政治课：宣传抗日、反投降、反封建、男女平等；生产课：传授积肥、深耕、纺织、养蚕、开荒技术；支前课：学习救护、通讯、拥军、动员方法。这种综合性教育，使识字班成为塑造“新式妇女”的熔炉。[21]

洙边庄户学课本

（三）社会功能：改造乡村习俗，重塑性别关系。识字班运动深刻冲击了沂蒙传统社会结构：

反对缠足，提倡放足；反对男尊女卑，推动男女平等；鼓励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提升妇女家庭地位与社会声望。“识字班”逐渐从组织名称，演变为沂蒙地区对青年进步妇女的代称，成为一个时代进步的文化符号。[22]

六、历史意义与价值启示

（一）对妇女解放：实现从“封建依附”到“阶级与民族主体”的转变

莒南识字班以文化教育为突破口，使数百万沂蒙妇女摆脱蒙昧状态，获得文化权、经济权、政治权，真正从家庭奴隶转变为抗战与建设的主体力量，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实践。

（二）对根据地建设：构筑“组织起来”的基层支撑体系。识字班将分散的乡村妇女组织成有纪律、有目标、有行动能力的集体力量，在大生产、拥军支前、反扫荡、政权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巩固沂蒙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基石。

（三）对沂蒙精神：塑造“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党通过识字班教群众识字、明理、生产、救亡，群众通过识字班支持革命、参军支前、守护干部。梁怀玉、林守英等一批典型人物，共同构成沂蒙精神的重要原型，使“党群同心、军民一家”从口号变为现实。

（四）对中共群众路线：提供敌后社会动员的成熟范式。莒南识字班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最低成本、最本土化方式，将高层战略转化为基层自觉行动，实现教育、动员、生产、战争的高度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社会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七、结语

黎玉提出的参战、参政、生产、文化提高“四大运动”，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与社会建设的系统性纲领。而以莒南为中心的沂蒙识字班群体，沂南为中心的红嫂群体、蒙阴为中心的“沂蒙六姐妹”群体，则是这一纲领在基层最生动、最广泛、最深刻的实践形态。它以文化扫盲为起点，以组织动员为手段，以妇女解放为目标，将黎玉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千万妇女的日常行动，实现了教育赋能、生产自救、政治参与、抗战支前的有机统一。

 莒南识字班不仅是一场教育运动，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重塑了沂蒙乡村的性别关系、权力结构与精神面貌，培育出一代代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沂蒙红嫂，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组织保障。从历史纵深看，识字班运动既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成功典范，也是沂蒙精神得以形成并代代传承的重要历史根基。

（黎小弟指导 陈青撰文）

参考文献

[1] 黎玉. 八路军与妇女解放.在鲁南妇女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M].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239页—243页

[2] 魏本权. 沂蒙精神的生产与传播——以识字班文化为中心[J]. 沂蒙干部教育研究,2018(3):45-52.

[3] 李祥琨. 莒南识字班历史考略[M].临沂文史资料:第25辑. 临沂:临沂市政协文史委,2005:112-125.

[4] 山东省档案馆. 山东抗战档案汇编·民众教育卷[G].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146.

[5] 临沂市档案馆. 沂蒙红嫂史料汇编[G]. 临沂:临沂市档案馆,1999.

[6] 山东省妇女联合会. 山东妇女运动史(1919—1949)[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18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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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黎玉画传.罗东进 黎小弟.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

[10] 毛泽东. 组织起来[M]//毛泽东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28-934.

[11]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沂蒙抗日根据地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217-220.

[12] 沂蒙地区识字班发展情况[N]. 大众日报.1943-12-15.

[13] 莒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莒南县志[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689.

[14] 黎玉. 在全省行政工作会议上关于教育大改革的报告[R]. 1944.

[15] 滨海农村[N]. 1944(18).

[16] 黎玉. 关于生产动员问题的讲话[R]. 1943-03-08.

[17] 沂蒙地区劳动模范史料[G]. 临沂市档案馆藏,MG-1944-027.

[18] 梁怀玉口述史料[G]. 临沂市档案馆藏,MG-1986-112.

[19] 山东省档案馆. 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