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不平凡的人生》第五集“从军记之国内篇”(四)

水手 发表于2019-12-21 00:58:12

1974年(上篇)

这一年对我来说真有点流年不利。

从大龙洞,撤回玉溪大本营的那天,我和老安把剩余的物资打包装车。有大半桶用五加仑油桶装着的菜油,我们准备拿回去送给刘股长,感谢他为老安办理的驾驶证。

一辆前苏联嘎斯51车,载着副连长李成秀、老安和我。副连长和车的主人坐在驾驶楼子里,我和老安坐在货箱里。

副连长独出心裁的,选择了一条说是没有走过的,距离玉溪比较近的新路。其实那是一条狭窄的,仅够一车通行的林间当年伐木用的小道。小道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坡徒路窄。

这辆前苏联的老爷车,载着我们和物资们,还有偷着送给大恩人刘股长的半桶菜油。哦,想起来了。车厢里还装了一口大如棺材的红松木做的木箱。是副连长请修理连木工用上好的红松木大板做的,做工粗糙不求美观,只为图财。副连长说,是准备以后转业带回老家拆开打家具用的。呵呵,河南人真是会算计,猴精。我们那半桶菜油就挨着大木箱放着

车,一路颠颠簸簸,七扭八扭,如同行驶在激速漂流的小溪里。不要以为物资们不会说话,它们连同我和老安被颠簸得七荤八素上下翻滚。我真担心成为“泰坦尼克”第二。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在极限中,车、我们和物资们,历时四小时,在黄昏来临的日暮时分,精疲力竭的走出了崎岖的山路。在停车休息时,副连长跌不失声的哀叹着:“失算了,失算了,真不该贪便宜走这条近路。”我笑着说:“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我和安德学差点就把肠子吐出来了。”副连长不好意思的嘿嘿了两声。

走上康庄大道,一路春风得意,在掌灯时分,我们到了玉溪街里部队的家属大院门前。我对副连长说,请他停一下车,等我一会,我送点东西给刘股长。车停下后,我去拿那只装了菜油的油桶,发现油桶倒着。我也没在意,提起油桶就跳下了车。当时就感觉油桶有些轻了,但没大在意。

办完事,车继续往部队营房开去。

在大龙洞这一年的时间里,部队的营房已经建成,我们连队也搬进了新营房。宽敞的停车场和车库,一排排的宿舍整齐的顺山坡排列着。最上面是炊事班和伙房,接着往下是二排的四五六班宿舍,再往下是一排的一二三班宿舍。最前边靠停车场的高埂上是连部。这样的设计,可能是体现了或是便于长官们带领部下,进行全盘掌握连队吧。

车到连队在停车场停下。副连长招呼来一些兵们,七手八脚的先把他的大木箱子抬到他的宿舍里。

这时有人发现,车厢地板上有一大滩油,并散发着浓烈的菜油味,大家感到奇怪,议论起来。等大家把属于炊事班的物资一一送到了炊事班后,也没发现油的来源。

副连长知道后到车上看了情况,有点急眼啦。因为,唯一没检查的地方就剩下他的大木箱子了。他嘴里不停的嘀咕着:“不对!不对!不对!难道油会从我的箱子里跑出来?不行,去把我的箱子打开,叫大家检查检查。”意思是别把偷油的屎盆子扣在他的头上了。

我和老安心知肚明。油,是由于送刘股长的油桶被车颠倒后,从油桶里流出来的。剩下的油和油桶都已经送给了刘股长。这下,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怎么办呀?要有个油桶也好说啊,编个瞎话,说是油桶倒了造成的,就搪塞过去了!现在真是,“活不见油,死不见桶”。当时我们都有点蒙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我叹了口大气,气瘪瘪的对老安说:“无奈了,只有实话实说了。找副连长去,把实情告诉他,任由他处理了。”

副连长带着兵们往他的宿舍走去。我紧几步,走到副连长身边拉了拉他的衣角,小声对他说:“副连长等一下,我有话给你说。”并对他摆了下头。然后,对身后的兵们说:“大家先回去休息,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兵们走后,我接着把油的问题的前因后果给副连长作了汇报。副连长听后“哦”了一声说:“原来如此啊,此事到此为止,别再与别人提起。”我舒了口气。对副连长说了声:“是!”并举手敬了个礼。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说心里话,副连长与刘股长与我的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刘股长是副连长的老上级,由刘股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我是副连长得意的兵。一年多的大龙洞外勤基本都是我为他顶着班,扛着事。才让他得与家属团聚。而我又有着管刘股长叫着叔叔的叔侄关系。所以一了百了,善莫大焉。

这以后,我被安排在炊事班协助连队司务长工作。老安回到了炊事班继续做他的火头军。

这一年的春节前,连队安排我回家探亲。

入伍整整四年了,近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我的亲人,我的家乡,我的同学,我的发小们。你们好吗!

怀着久别重逢,喜上眉梢的心情,回到了思茅。见到了父母和久别的亲人们。

入伍前的那个家,在父母被下放五七干校后,已不复存在。回来走进的是他们从五七干校“毕业”回到工作岗位后,分配到的一间三十多平米的,思茅商业局职工宿舍的陋室。陋室处于思茅红旗广场旁,商业局办公楼的后边的一条阴暗的水沟旁。当时就只有父母亲蜗居在里边。妹妹们都住在自己的单位,弟弟大概住校。我要回来之前。母亲向同事借了一间旁边一样的屋,权当我回到了家。

无论家怎么样,大厦也好,陋室也罢。总是家!总挡不住久别重逢后的美好心情。一家人在方寸陋室里重欢聚,说不完的心里话,笑不完的重逢喜。久离家门的游子才会体会到的一切,那时我都体会到了,真是无语言表。

一切安排就绪后,接下来就是想着早日见到那些久别的同学发小们。

请大妹妹帮着安排见面的机会。她把我回家探亲的事告诉了他们文工团的杨健,杨健找来了王本柱,张凯东。他们都是我的发小加同学,也是文革中一起“为非作歹”的战友,所以一见如故,比较融洽随和。大家在一起天南地北,无所不吹。

这些年,杨健在文工团,张凯东在机械厂,他们都拉得一手好提琴。没事聚在一起时,我和王本柱就静静地听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拉着小提琴,大家回忆着儿时的往事,喜怒哀乐随心所欲。

一天大妹回来说:“她约了几位女同学说好大家聚一聚。她们都是文工团的,也都是发小加同学。她们是吴宝兰、宋卓见、还有一个文工团的小傣族姑娘。说好,周六的傍晚大家到洗马河去玩。并叫我请上杨健、张凯东、王本柱一起前往。”

那一个周六的傍晚大家聚齐。杨健、张凯东带上了他们的小提琴,大家都带了一些小吃食。来到洗马河边上,水库管理处的后面。选择了一个比较僻静水边。大家席地而坐,先是聊天吃零食,后来天渐渐的黑下来。我们找来一些柴火,烧起了一堆篝火。杨健、张凯东拉响了他们的小提琴,悦耳的琴声中女同学的歌喉唤醒着我们的童年,召唤着我们的青春。哦,青春真美,她真的来了。

说实在的,在此之前的岁月里,作为一个男孩,我还从没有与女孩们相处的哪怕一丁点的经历。此时此刻,注入我灵魂的是一份全新的感知,一份青春的活力,和朦胧的渴望。

夜渐深,歌正酣,情正浓。大家忘记了夜的存在,忘记了彼此的拘束,你方唱罢我登台。待到月儿偏西方尽兴。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同学发小的欢聚。几十年后的同学聚会,总也体会不出那时那样的情怀。

走在回家的路上,张凯东悄悄的问我:“怎么样,有女朋友了吗?能看上他们其中的谁吗?”

第一次有人问我这样的话。我砰然心跳,无言以对。因为我从懂事到此时此刻真还是一个纯纯的大男孩。虽然已是虚度了二十一个春秋,但进入青春的时光是在纯纯的兵营里度过的。凭着这一纯纯忘记了军旅的艰苦,凭着这一纯纯忘记了生与死的恐惧,凭着这一纯纯走到了今天。那时我才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是,“自古英雄出少年”的真谛。

我不好意思的回答张凯东:“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真不知道怎么说。”他笑着说:“你比我大,又当兵在部队,还是应该多少想着一点哦。不然,错过机会以后后悔来不急,听说,某某当兵的同学已经和谁谁好上了。”我在思考着。

他又接着说:“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我笑着说:“我自己都没有想过,不急不急。”

待到休假完毕,准备回部队的那天。大妹问我:“想介绍我们文工团的那个小傣族姑娘给你们认识,你看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听后,我笑着说:“呵呵呵,怪不得这些天你老带她来家里玩,原来如此啊。”接着说:“算啦算啦,别耽误人家,我还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呢。”

当我回到连队才知道部队已安排安德学退伍。前几天刚离开部队返回家乡了。遗憾的是人生几何,生死与共,战友一场,兄弟一场。最后部队离别没有能送送他。

接下来,我被连队正式任命为连队“上士”。也就是协助连队司务长工作,进行连队炊事班的伙食管理,物资的采购、领取、分配等等。在部队统称“给养员”级别,上士班长。

至此,我的一生,正式的与油盐柴米、五味杂陈打上了交道。

那时,我也真成了自觉的自由战士,出入营区基本不用请示汇报。成天为连队采购油盐柴米,奔走在玉溪的大街小巷、粮食仓库、蔬菜公司、食品公司、甚至屠宰场。为运输连一百多号兄弟,吃好喝好而奔忙。当然,在连队经费管理、名额报送、核准等大政方针问题上,就不像在大龙洞外勤排那样的大权在握了。失落感中更增添了一些轻车熟路的轻松感和与权谋私的成就感。

这个所谓谋私,不过就是利用职务之便,为那些难以随便跨出营区的官兵们,顺便的采购一些小东小西的心爱之物,或者为自己喜欢的长官送上那么一点半点的,公家出钱我做东的小菜、鲜肉等的物件,以博取长官们对在下的青睐。当然,自我感觉,这是人之常情,增进官兵关系的友谊勾当罢了。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差点把我在全连官兵们心目中的伟大形象给毁了。

那一年的中旬,司务长回家探亲。把连队的一应财权暂时交给了我专营。走时还交给了我一本连队的存折,上面有一百二十元钱。

那一个月,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弟兄们拉屎放屁,忙得我四脚朝天,不亦乐乎。

待到事务长探亲休假一月有余,回到连队。我把一应账目,一月采购发票、剩余现金,移交给他。一结账,他说与走时他交给我的账目现金相抵,少了一百二十元钱。

当时我也没在意。因为,这一个月里,我忙的四脚朝天,基本没有扎过账。再说了,也因为忙,平时外出采购往往把自己的钱合并公家的钱一并混杂着使用了。所以心里底气不足,也就认为可能是自己用钱超支了。所以满不在乎地对司务长说:“差的钱记我账上,以后从我每月军贴里扣除就是。”

那时,我当兵四年。每月有十五元的军贴费。算来,用不了一年就扣完了。也是我这个公子哥作风惹的祸。

接下来,我满不在乎的,没事人一样的,该干什么干什么。直到有一天,连队指导员“刘焕彪”(山东泰安人)。正儿八经的找我谈话说:“你那账目的事。连里报告了后勤处。经后勤处派干部,找司务长核对后核实,确实短少了一百二十元钱。之后,从后勤处首长到我们连队领队,一致认为;以你的为人及你的一贯的情况看,你确实不会做出不合时宜的事。但也确实账目上少了那么些钱。而且,你又积极的赔付短缺的款项。大家认为,有可能是你有意无意的挪用了。也就是说,你“挪用公款”啦。”很明显,指导员找我谈话的意思就是说;最后我必须承担“挪用公款”罪名,获得应有的处分。

这时,我也无话可说。因为自己工作大大咧咧成性,造成的后果只好自己去承担了。

也就在这时,我们原来的副指导员,后勤处财务股的老会计,现在的修理连指导员;“苏力坦”(山东泰安人)来我们连队玩。指导员刘唤彪与他说起此事。他一听,说:“不对啊,李明我了解,看他大大咧咧的,但他是个粗中有细的精明人。在大龙洞一年多,那个连里的外勤排,叫他整的规规矩矩,账目一清二白的。他不会出这个差错!叫李明来,我问问他情况。”

刘指导员,叫通信员把我叫去。

苏指导员问我:“李明,你感觉问题出在哪里?”我说:“我现在也说不清了,该交的账目、发票、现金都交给了司务长,怎么就少了一百二十块钱?”

苏指导员让我好好想想回忆一下两次移交前后的情况。

问我:“司务长走时都交给了你那些东西?”

我,一边想,一边数着说:“有连队的账目一本,用过一次,到后勤处财务股领取过一次连队的月粮油供应军用卷。有现金一千元。哦,还有一本连队的存折,存折上有一百二十元钱。就这些!”

他接着问我:“这些东西和钱数,司务长都给你开据了移交数目清单吗?”

我说:“是的 ,一共一千一百二十块钱的清单。我还给他开了一张收据。”

“那你交回给司务长多少钱,多少发票?”苏指导员接着问道。

我说:“交回给他的发票和现金加起来有一千多一点。记不得具体数字了。算下来与他移交给我的清单上少了差不多一百二十元钱。他也给我开了张收据。”

苏指导员对我和刘指导员说:“你们等一下,我找司务长问问情况去。”

不大一会功夫,苏指导员回来了。一进门,就笑着对我和刘指导员说:“好啦,搞清楚了。这个“项富成”真是个昏君。”并指着我说:“你也是个小糊涂虫,平时的聪明劲哪里去了?”

我和刘指导员被他的话,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刘指导员就问:“老苏,什么情况啊?快说说?”

苏指导员,收住笑。把他找司务长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他说道:“找到司务长后,我请司务长把移交清单都拿出来给我看。

两张清单。

司务长移交给李明的清单上是;连队账本一本。现金一千元。存折一本,一百二十元。共合人民币;一千一百二十元整。

项富成、李明签字。

李明移交给司务长的清单上是连队账本一本,现金十二元,发票九百九十一元,共合人民币一千零三元整。

李明、项富成签字。

这两张移交清单总数,前后相减。得出的答案就是李明移交给项富成的移交款项比项富成移交给李明的款项少了一百一十七元。这个数字我相信。因为,李明说过,他平时用钱都是公款私款不分彼此一起用的。所以大概也就是短一百二十元这个数字了。”

我和刘指导员听后一头雾水。刘指导员问苏指导员:“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还是李明的问题啊!”苏指导员笑着说:“问题的关键在后面,你听我说。”

苏指导员接着说:“猛一看,移交清单没什么错。可仔细看,问题就出来了。

项富成移交给李明的清单里有存折一本,一百二十元钱。

李明移交给项富成的清单里怎么就少了存折一本,一百二十元钱呢?我当下就问项富成:“李明给你移交连队存折了吗?”当时项富成就有些蒙了,想了一会,找了一会。把一本存折从抽屉里拿出来。我打开一看,一百二十元钱,分文没动的躺在存折里。”

哦!我和刘指导员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刘指导员说:“明白了,问题就出在存折上。李明移交给项富成的清单是一千多块钱,加上存折上的一百二十块,正合了项富成移交给李明的一千一百二十块钱的数目字了。哈哈……”

当时,我真没有想到存折的问题。怎么移交时,只把存折给了司务长,而没有把存折里的钱也纳入结算呢。笨!笨!笨!

但是,司务长项富成也和我一样的笨吗?

那些后勤处查账的长官们也笨吗?

哦,只能说;“世人皆醒我独笨哦!”

我默默地从心里感谢着苏指导员,是苏指导员给了我政治声誉中的一次新生。听说,苏指导员转业后回到了山东泰安老家的一个工厂,做了工会主席。退休后不久,中风得了脑瘫,半身不遂。真想找机会去看看他。不知道此生还有没有这个机会。

这一事件后不久。我因胃病发作,住进了本团卫生队。后转院到了设在宜良县的解放军第六十一医院。经一个多月的治疗、修养。出院时,真是膘肥体壮。体重,从入院时的九十五斤,猛增到出院时的一百二十斤。呵呵呵,第一次,一低眼就能看见自己的“肥”脸蛋。

在住院期间结识了很多各部队的病友,大家成天除了治疗外就是谈天说地。聊得最多的就是女护士们。对她们说长道短,评头论足。再就是我们这些病号谁谁看上了谁谁。总拿他们取乐逗笑。有时候,弄得小护士们都不敢进我们的病房。当然了,那些老护士们也常弄得我们这些大病猫下不了台。

在议论小护士们的时候,我心里,总拿她们与我心目中的她相比较。说实在的,真没有一个能与她相提并论的。哦,那可能是我心中,先入为主的病根作怪吧。呵呵……

这时,我也会常常想到,驾驶训练时付世龙从39医院回来后对我说的,小勐养39医院有一个女护士打听过我的事,说是我的同学。这是一个谜,一个至今解不开的谜。我问过很多那时当兵的女同学,她们都否认了。

说实在的,自从住了六十一医院后,我才逐渐感觉到了男女之间,尤其是那男女青年之间那点秘密与追求的渴望。从此标志着,我,一个男孩长大了,成熟了。

首先,我给心中的她写信。开始,她也给我回信。你来我往……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信中断了。这唯一的维系也中断了。可能是我们都太年轻。也可能是我没有勇气,在一开始就把心里的话对她表白。反正,一后悔就白了头。呵呵呵,下辈子吧,下辈子绝不错过你。

从医院出院后,我从宜良坐滇越小火车到了昆明。

在昆明找到了父亲的老战友、老上级,郭叔叔的家。他们家坐落在翠湖边的一条叫景宏街的巷子里,一栋三层小楼里。我成天到翠湖公园游玩,到圆通山看猴,玩的不亦乐乎。他们家里有五个女儿,一个收养的小儿子。他们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都不大在家。游玩之余,我就为他们一家人做做饭。奇了怪了,我在他们家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把回部队都忘了。反正成天处在那舒适的环境里,想入非非的生活着,真是流连忘返了。

呵呵呵,终于有一天。我想起了,我是一个兵!我有我的部队,我的战友,我的领导,我的纪律。

于是,我回到了久别的连队。有人会问我:“你在出院后不回部队,在外面瞎逛荡那么长时间,领导不怪罪你吗?呵呵呵,我只能告诉你,那时我已经是超期服役两年多的老兵油子了。再说,连队首长为“挪用公款”的事,有愧于我啊。也再说了,我长时间与他们修下的缘份也足够堵住他们的嘴了。反正,平安无事啰……。

回到连队后,长官们让我继续做“上士”工作,并代理“司务长”。原因是,出了“挪用公款”案后,司务长项富成被调离了连队,听说调到昆明军区步校去了。也不知是升官还是发财了。遗憾的是项富成同志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真不该工作“疏忽”,我真不该稀里糊涂。

轻车熟路,小菜一碟。连队后勤工作对于我以不是什么难题了。只要大兵兄弟们、长官们吃得好,喝的好,穿得暖,睡得着。连队经济管理,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就皆大欢喜了。凭着多时积累的经验、人脉、关系,我是足不出户更能摆平。

“代理司务长”这段时间。我的工作重点是抓了连队的生产自助问题。用于补充连队经费不足,生活水平平平的问题。我向连队长官们提出,按班排开荒种菜问题。我们连队驻扎在玉溪东风水库的侧面一个小山坡上。周边有不少生产队留下的荒地,只是多年不种杂草丛生。我们按班排分配了指定的荒地,要大兵们发扬南泥湾精神。

再就是利用炊事班做饭余下的泔水养猪。我建议长官们发动大兵们自己动手,利用部队基建余下的破砖烂瓦建起了猪圈。到附近生产队买回几头小猪养起了猪。

起先还有几个懒汉兵不高兴,在底下叽叽咕咕说我坏话,说我乱出点子,劳民伤财。更有甚者,说我想表现自己升官发财。呵呵呵,想表现自己不假。我这个人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真的总忘不了表现自我价值。也是一种成就感较重的体现吧。但所谓的升官发财这一钻营勾当,在我这一辈子的工作里还真没有体现出来过。后来看着水淋淋的各种蔬菜,香喷喷的猪肉走进连队的餐桌,那些闲言碎语或恶意攻击也就哑雀无声了。

闲来无事总生事。工作一帆风顺,换来心情舒畅。我们连队周边的几个连队里的一些狐朋狗友又联在了一起。他们是,我们运输连的刘树云、李亮,修理连的郑三炮、马春忠,卫生队的李卫东,特务连的周顺祥、左重阳,机二连的陈学平、李跃光,还有临时从工兵五连调到团基建处的邹应民,工兵九连的李应华等等。他们基本都是我的思茅老乡或一年入伍的兵们。

大家常常一到周日就一起邀约着跑到我们连队后边,东风水库山上的松林里嬉戏、聊天、唱歌。当然少不了带上各自准备的吃食、啤酒。爱好乐器的兵们也忘不了带上自己拿手的乐器,哪怕是滥竽充数,我就是那样的家伙。

那时候,大家聊得最多的不外乎女人问题。呵呵呵,那么几个家里备下对象或女朋友已公开化的兵们,总是大家的话题之一,当然无非是对他们的一些调侃而已。

其实在这个话题上,大多数一无所有的兵们总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将来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做老婆好”。围绕这一问题,很多兵的结论是,找一个温柔的,会体贴人的,老实的,能孝敬父母的女人做老婆最理想。但这样的前提是什么?标准从何而来?怎么去选择?谁也说不清楚。我也一样。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接触过,更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当然了,每当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心里总会浮现出她的身影,也因为直到那时,我的生活里还从未进入过别的女孩子的身影。五味杂陈中总是想入非非。

大家聚在一起更多的是唱歌,唱那时的一些流行歌曲。如,前苏联卫国战争的《喀秋莎》《静静的顿河》《山楂树》还有《三套车》等;如,朝鲜歌曲《卖花姑娘》《苹果熟了里的插曲》《阿玛尼》等;再如,我们五十年代的那些抒情歌曲《小河淌水》《山间铃响马帮来插曲》《五朵金花插曲》《冰山上的来客插曲》、王洛宾的那些歌曲,还有《滇池圆舞曲》也是我们的最爱。再就是,那个时代知青们的作品歌曲。呵呵呵,这可能就是我放开脖子唱歌的初级阶段吧。

在这其中又出了一件事。它把我进一步的推向了追求与异性建立某种私人关系的风口浪尖。

那一天中午,连部通信员来叫我,说:“李上士,有一个姑娘找你!”我感觉纳闷,怎么会有什么姑娘找我,在玉溪我没有什么认识的姑娘啊。哪怕……莫非是她?

急冲冲的问道:“什么样的姑娘?哪里口音?”

通信员笑着说:“挺漂亮的,没听清哪里口音。”

“在哪里?”“在连部会议室!”

不待他说完,我有些激动的三步并作两步往连部跑去。到连部会议室门口往里一看。愣住了!这谁啊?搞错了吧?里面坐着一位姑娘,可我压根就不认识她,我转身就往回走。

一边走一边嘴里自言自语:“这个小兵崽子,真有意思,也不问清楚就瞎叫老爷。打扰了老子一场美梦。”

刚走到墙拐角处就和往回走的通信员撞了个满怀。我一把抓住通信员“好你个小兔崽子,竟敢忽悠老子,那哪里是找大爷的?”“是找你的啊!”通信员疑惑的眨巴着眼睛问道:“怎么不对吗?”

呵呵呵,我被他那眨巴大眼珠子的一脸窘相逗乐了。“你再去问问人家是找大爷的吗?”我说道。

通信员拉着我说:“走走走,我们一起去问问,刚才她来时,就说的找李明的啊。”

我说:“我认都不认识的人怎么会找我。”说完就准备走。“什么你不认识?”通信员更疑惑了。

接着说道:“不行老兵,你一定得和我去问清楚。”我看着他怪好玩的。也想知道事情的就里。就说:“走吧,问问去,不过你先问她到底找的谁哦。”抱着看热闹的激情跟着通信员走进了连部会议室。

“你到底找谁啊?”一进会议室,通信员就对着坐在椅子上的姑娘大声问道。

姑娘抬头看着我和通信员,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感觉,是不是通信员说话太生硬,吓着人家姑娘了。怜香惜玉的我接着问道:“请问,你是找李明吗?”

姑娘点点头从嘴里蹦出两字“是的”。

“请问,你找哪个连的李明?”我接着问道。

只见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哪个连的,只知道他叫李明”

“那你怎么找到运输连来了?”我继续问道。

姑娘说:“我在你们大门口问过站岗的同志,人家说李明在运输连。么我就找到这里来啦。”

通信员在一旁听得性急,开口指着我问道:“你认识他吗?他就是我们连的李明!”

姑娘又摇摇头说:“不认识。”

“哦豁!”我笑起来,对着通信员说:“怎么样,不是老子吧?”

通信员尴尬的对着我和姑娘说:“还没有搞清楚哪里的李明就到处乱找,害得我给你们假传圣旨。”说完自顾自走出了会议室,扬长而去。

看着姑娘一脸的尴尬像,怪可伶的。再说,通信员那小屁孩跑了,我总得收拾残局啊。

我无话找话的再问道:“你找的李明是哪个连的知道吗?”哦,屁话。知道人家还找到我头上来啊。接着说:“你找的那个李明是哪里人啊?”

姑娘抬起头说:“他说是思茅人。”

啊!我一听惊柱了。向门外看看,看通信员还在吗。

“思茅人”我结结巴巴的说出这三个字。“是啊,思茅人!”姑娘看着我惊讶的面孔又说了一遍。并问道:“你家认识他吗?”

这回轮到我尴尬了。我结巴着说:“我、我就是思茅的李明啊”

这回轮到姑娘笑了。“不要逗我啦,你怎么会是思茅的李明。”我对着门外叫了一声“通信员”!通信员没叫来,把指导员叫来了。

我站起来给指导员敬礼,并叫了声“指导员”。

指导员看着我和姑娘问:“怎么啦,找通信员有事?”接着也大声叫起通信员来。我明白了,指导员为什么也跟着叫通信员的意思了。他是以为我叫通信员给倒茶水呢。

我笑着说:“不是,不是。我是叫通信员来给我做个证。

指导员纳闷的看着我问:“做证,做什么证?”我笑着把那位姑娘找李明事的前因后果给指导员一一说了个明明白白。并指着指导员对姑娘说:“不信,你问问我们领导,我是不是思茅的李明?”

指导员笑着对那位姑娘说:“没错,他就是运输连独一无二的思茅兵李明。”并开了句玩笑“有假包换!”。说完一转身对我一笑也走了出去。这一笑一走更让我一整个尴尬。

我对姑娘说:“看见了吧,我没和骗你,也没和你开玩笑。”接着也学指导员来了一句“有假包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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