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父亲的回忆文章《我的童少年》有感

老马刘卫平 发表于2022-04-09 20:19:38

按理说,发布在前辈主页纪念文章中的父亲的回忆录《我的童少年》已经结尾,可以收笔了,但我总觉着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写出来。

这几天思来想去,理出一点头绪来。《我的童少年》看似是写一个家庭,但这个家庭和沂蒙山区千万个家庭的逻辑关系是:战争年代我爷爷和千万个沂蒙人民群众一样,为支援人民军队尽自己的所能;我父亲和千万个沂蒙儿女一样,参加革命反抗压迫。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和军队为什么把根据地稳固地建立在沂蒙山区?父亲刘乃晏多次对我讲过:是因为这里的人民群众基础好,他们爱党拥军。

战争年代,苏鲁边区省委、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抗大一分校、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曾长期驻扎沂蒙山区;我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主政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940年8月在沂南青驼寺成立;这里还是著名革命歌曲《跟着共产党走》的诞生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都曾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过;无数个沂蒙红嫂在这里舍生忘死养护革命军人及后代;栗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在这里全歼国民党74师;我父亲刘乃晏和他的亲戚刘馨、刘丁浦、刘奇和支福田先后在这里参加革命,不顾生死、与敌奋战。等等。这些都充分说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陈毅元帅形象地说过:“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长江。”战争年代,沂蒙儿女积极参军参战,收养红色后代,全力支援前线的红色故事,数不胜数。这些故事,在我父亲的手稿里,就能找到原始的记录。我想选取几个故事,还原沂蒙革命老区的斗争历史。

1、父亲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少年走向革命道路

父亲刘乃晏,参军前没有上过一天学,为什么从沂蒙山区走上革命道路,他做了详细的记述:“我的老家位于山东沂南县一个村庄。我1940年8月参加八路军时还不满16岁,我为什么去当兵?是因为我亲眼所见国破家亡的惨景。

那个年代,日本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今天在东村杀人,明天又在西村杀人,老百姓整日担惊受怕,地种不成,学上不成,人们纷纷弃家逃难,家破人亡。日本鬼子只要来了,他们就把村子里能用的东西抢劫一空,老百姓只能长叹短气,万般无奈,任由蹂躏。有一次,日本鬼子来扫荡,年大体弱的四祖母对我讲:“你赶紧逃吧,我不走了,鬼子抓去就是死,我是逃不出去的,没有吃的,饿死也是死。反正就是个死,我不怕。”我含泪告别四祖母,和老百姓一起去逃难,刚逃出村子,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我立刻趴在豆地里,敌机飞得很低,飞机气浪冲吹得豆子叶摇摇晃晃的,飞机上日军飞行员的狰狞面孔,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不懂飞机性能,生怕被敌人从飞机发现了,下来把我抓走。我紧紧地贴在地上,大气不敢出,心里嘣嘣直跳。飞机盘旋了几圈,飞走了,总算逃过一劫。面对日寇暴行,村子里男女老少,不管在家里在街巷,都在议论,赶不走日子鬼子,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只要是为了打日本鬼子,老百姓拿什么都舍得拿出来。有一年,国民党庞炳勋的军队,攻打跺庄日本鬼子,虽然没有完全消灭日本鬼子,让一部分鬼子跑了,但老百姓把过春节的米面拿出来做饭慰问打鬼子的军队。村里人都在说:只要打鬼子,咱过节喝凉水也心甘情愿。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时,从我们村里抓走两个青年人,当天就在村西北角砍了头。面对同村一起长大的青年人被杀,由此激发了我的民族仇恨和当兵热情,我觉着不抗日就没有出路,一定要去当兵打鬼子为同胞报仇。”

我看过父亲老家沂南县双垢镇东梭庄的村志,解放前,这个村庄85户人家,人口360余人,抗战时期11人参军,解放战争12人参军,抗美援朝5人参战,其中有五位烈士。一个小小的村庄,竟然有这么多人参军走上革命道路,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纵观沂蒙山区,当时420万人口,20万人参军入伍,其中有10万人英勇牺牲。

父亲和许多沂蒙儿女走上革命道路,受党教育后,明白当兵是为了什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消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在战争年代的烽火岁月里,他们投奔到革命斗争的滚滚洪流中,用青春和热血,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锤炼成长为真正的革命军人。

2、爷爷为保护“抗大”文件惨遭敌人迫害

抗日战争,我爷爷刘惠厚为了保护“抗大”文件,惨遭敌人毒打也不交出来。父亲这样记述:“1941年12月底的一天夜里,我们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进驻了磊石,我在5连任副班长。一天早晨刚吃过早饭,就听见了枪声,接着我们就紧急集合,抢占山头,迎战一百多名伪军。开始时敌人试图攻占我们的阵地,一经交火,敌人不敢贸然进攻了。对峙了一会,敌人便撤退了。

这个时候,敌人的大“扫荡”已经基本结束,敌人围剿我军的势头大大减弱了,我军反“扫荡”斗争的反攻开始了。

磊石离我家双垢镇东梭庄仅仅七八里路,营、连领导悄悄告诉我:一定要尽量少接触熟人。因为我的父亲刘惠厚被敌人抓去,关押在敌人据点里。

那个年代,村长分为三派,大部分人为我方人员,部分人为中间派,少数人为敌伪人员。父亲当时为双垢乡东梭庄村长,为我方村长,他和我母亲宁氏,为当地党组织秘密做了不少事,还经常冒死掩护八路军。我父亲是个老中医,以行医之名做事,比较隐蔽,致使敌人始终不知道我父亲的真实身份,敌人对我父亲只是怀疑。伪军大队副大队长刘乃仕猜测,我父亲给八路军保存了粮食、文件等,派人把我父亲抓去,要他交出公粮,交出给八路军保存的文件。父亲刘惠厚多次组织本村群众,为八路军筹粮送粮,发动群众为八路军做军鞋等。经过二十多天的关押,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父亲不怕敌人威胁,不惧皮肉之苦,什么也没有说。

敌人见什么也问不出来,也就死心了。我家里人,赶紧把家里能变钱的东西全部卖掉,才将父亲赎出来。父亲腰部已被敌人打坏,回到家里,治疗休息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确为山东“抗大”秘密保存了不少书籍、文件等物品。”

我爷爷只是无数沂蒙女儿保护和支援人民军队的其中一员,父亲老家东梭庄村村志记载: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曾住在本村刘日年家堂屋北屋2个多月。鲁中军区参谋长张仁初,曾住在刘日顺家西屋3个多月。

还有,东梭庄村志记载:战争年代,东梭庄出担架30多副,小木轮车21辆,青壮年80多人轮流上阵支前。每家每户做军鞋,织布袿,碾小米,摊煎饼支援前线,许多人参加了支援淮海战役。1947年,鲁南军区、沂南县委授予该村“支前模范村”称号。这个小村庄的支前只是一偶,战争年代,沂蒙儿女有100万人参加了支前,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3、在秘密立足点躲过敌人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父亲任八路军临费边区武工队班长,他们经常深入敌占区活动,多次遇到险情,都是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化险为夷。我只举一例。

父亲记载:“1942年4月的某夜,我们武工队住进了西姜庄,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我们住在一户可靠的人家,即秘密立足点。

天刚一亮,我们拿出随身带的煎饼、咸菜准备吃饭,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天亮以前吃完饭,以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因为敌人一般都是在太阳出来以后才出来活动。

不一会,在外边放风的房东大娘急忙从院子外边回来,告诉我们说伪军快要进村了,催促我们赶快上掉铺,掉铺一般都是在灶房或牛棚里,房子的粱都是用木棍、高粱秆搭的,通常是放东西,不住人的,我们赶紧收拾好东西,顺着梯子上了灶房的掉铺,然后,大娘把梯子搬走了。

说来也巧,这伙伪军进村以后,偏偏要到我们这个住户的院子里集合吃饭,四十多个伪军,在这个不大的院子里,就像一窝蜂,乱哄哄的,其间,有十几个伪军来到灶房,伸头到处张望。当时情形十分紧张,有的伪军距离我们只有几步远,我们五个人在掉铺上,当然有些紧张,子弹都上了膛,手榴弹拉出了弦,做好准备,时刻准备和伪军打一仗。我们还分工两个力气大的同志,一旦被伪军发觉,他们就顶破屋笆,我们边打边突围。

伪军在这个院子里持续了个把小时,喝了酒吃了饭,才吵吵闹闹地离开。终于安全了,我们五个人松了一口气,大家多么盼望这个时刻的到来啊。

伪军走了以后,大娘搬来梯子,边树梯子边对我们说:“八路同志,快下来吧,他们滚了。”我们从梯子上下来,刚出灶房门,站在院子里的村长顿时愕然了,村长并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家房东,为了安全和保密,有时候我们进村住在那一户人家,对村长也不说。村长对我们说:“俺那娘哎?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对村长说:“昨天晚上住进来的,这不还没来得及向你报告,敌人就来了。”村长说:“敌人说来就来,你们得小心。”我说:“对于敌人的这一手,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你们的掩护,后果不好说了。”我们带着感激的心情,看着房东大娘,大娘指着北屋催着我们说:“

“快进屋歇一歇,我马上烧水,给你们做饭吃。”

从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父亲他们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冒死掩护,生死很难想象。

4、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战胜敌人

1942年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和鲁中军区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从主力部队抽调一批军事和思想过硬的骨干组建武工队,父亲从1942年至1944年,先后在八路军临费边区武工队、费东县汪沟区中队,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收集情报,打击汉奸和坏人,扩大抗日武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等。

父亲在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体会比较深,他作了如下记载:“敌人为了对付我们,经常不断加强对村干部的威胁,规定各村一旦发现八路军,一定要去报告。若发现了不报告,就惩罚村长。还威胁村干部,说不准留八路军住宿,若发现哪个村留八路军住宿,即拿村长问罪。

当然这只是敌人的一厢情愿,他们致命的要害是没有群众基础,群么是向着我们的。只要不被坏人发现,我们即使住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敌人也发现不了我们。而谁是坏人,是瞒不过群众的,只要群众知道了,就等于是我们知道了,我们很快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所以,敌人的法子再多,威胁再大,也是无用的,难以奏效的。因为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为我们当“耳目”,当“眼晴”,群众处处为我们的行动保密,不向敌人透露一点消息。

敌占区绝大部分的村干部积极拥护我们,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和我们商量对付敌人斗争的办法,积极地给我们送粮送款。既改善了我们的供应,又减少了根据地的负担。经过艰难奋战,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敌人抗粮、抗款、抗夫的斗争力度,压制了敌人。

在敌占区活动,不管我们住在哪村哪家,人民群众都会给我们听风、放哨,从多方关心照顾我们。只要是和我们单独见面,他们什么都和我们说。有时候我住在群众家里,房东就告诉我,他约好一些群众,来找我们了解情况,他们见了我们,问这问那,常常是一间屋子里挤得满满的。在残酷复杂的敌占区斗争环境下,军民依然一家亲,那么亲近、热闹的场面至今令我难忘。他们告诉我:“要是在街上看见你们,我们不敢说话,你可别怪我们,俺村里有坏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群众无奈地保护自己的选择,我们为了保护群众,不当众接触,也是对敌秘密开展斗争的需要。

从1943年春天开始,我们有了比较多的主动权。敌人在据点里是晚出早归,夜间不敢出来,就是白天,在靠近我方的边缘区附近的村子,十个八个的敌人也不敢出来。

我们的活动,由地下、半开公逐渐转向公开,和过去相比,自如多了,群众也开始敢于主动公开的接近我们,向我们反映情况,提供情报,找我们问长问短,探讨对付敌人的方法,军民形成一股劲,共同对付敌人。”

5、父亲在老百姓家养好伤重返部队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父亲跟随部队攻打王洪九战役,不幸负伤,在一家老百姓家养好伤重返部队。父亲作了这样的记载:“1945年8月,我任鲁中军区警备2旅4团2营5连指导员,在围困王洪九部的战斗中,我第一次负伤。

一天晚上,我们5连排以上干部正在连部开会,突然,哨兵进来报告,在敌据点外围出来许多敌人。连长说:“敌人要跑,赶快报告营部。”我对连长说:“我带一排去西南角坟地阻击敌人,你赶快组织部队守住阵地。”

我带领一排来到坟地,发现一些敌人想乘夜色逃跑,我立即带领部队进行阻击。双方用手榴弹来回打击对方,结果我被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炸伤,棉上衣着火了,通讯员和战士们把我身上火扑灭,把我抬到连部,我当时耳朵嗡嗡直叫,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这个时候营长赶过来,蹲下来和我说着什么,但我一点也听不见了。我的面部被烧伤,下颌骨两处以及左胳膊下端、左腿上端、左手、左胸部均被炸伤,我强忍着伤痛,咬紧牙关闭上眼睛不发出声音,我怕影响连队士气。

卫生员迅速给我包扎伤口,抬上担架送往医院。到达医院后重新包扎伤口,到半夜时,我整个脸部全部肿了,痛疼难忍。我躺在担架上,虽然难受但咬牙闭眼不发出任何声音。我受伤以后,最为严重的是腿部感染化脓,当天夜里引发持续高烧昏迷不醒了。到了白天,伤痛非常难受,吃不下饭,整日里迷迷糊糊的。

后来,攻打王洪九战役结束,部队转移前,把我安放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养伤。我和通讯员刘学友住房子东边,房东和女儿住西边的房间,房间墙是用土坯隔开的,彼此说话都能听见,就是声音很小的耳语,也能依稀听见。头几天,这一家人看到我伤势严重,以为我活不过来了,他们已经作了后事准备。房东的女儿问她爸爸:“八路军同志死在咱家里怎么办?”我听见房东老人坚定地回答:“八路军同志为咱老百姓打仗负伤,就是死在这里,咱也不能撵他走。”可见战争年代,沂蒙山区人民群众不惜冒险,对八路军战士的热爱和保护。

当时我主要是皮肉伤,因为没有药物治疗,只要没有破伤风,就可以活过来。我算是一个命大的人,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在这家老百姓精心照料下,一个多月以后,退烧、消炎,硬是活过来了。

1945年11月下旬,鲁中军区警备2旅转移到界湖,改为鲁中军区9师,我所在团改为9师26团。部队在界湖进行了战役总结,我受到了师部通令嘉奖。此后,部队将我接回师部医院继续治疗,在住院期间,鲁中军区9师政委李耀文到医院,代表9师慰问了我。

我身体养好以后,专门去养伤的房东家,依依不舍地和这家人告别,返回部队。”

6、沂蒙儿女尽全力支援部队

对于沂蒙山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支援我军作战的情况,父亲作了如下忆述:“战争年代,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每一次打仗,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群众,给部队送粮送菜送水果,部队的隐蔽部里经常有群众送来的各种水果。虽然他们生活十分困难,但尽全力支援子弟兵。地方党政领导同志经常到部队来,看望战士,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攻打王洪九战役中,有两件事让我永远不会忘记。

一次,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时,一对年轻夫妇用一辆小车,两个人一个人推一个人拉,送来了红彤彤的橱子和柜子,帮助部队做工事用,我一看都是新家具,就劝他们拉回去,他们说这是消灭王洪九的一点心意,他们说:“只要能消灭王洪九,我们拿什么都舍得。”然后不管我怎么劝阻,他们执意放下就回去了。连长张德安对我说:“这是陪嫁的嫁妆,我们不能用。”我对连长说:“明天我们派人给这个老乡送回去。”我连一位班长见到此景,对我说:“这是多么好的人民群众啊。”

另一个动人的事例是,有一天上午十点多,一位鬓发斑白的老大爷,挑着担子送来四个篓子,给部队做工事用。我连排长魏玉才一看篓子是新的,劝大爷拿回去,大爷边擦汗水边说:“听说部队打王洪九用这个东西做工事,我赶紧编了四个,你们先用着,我回去再编几个送来。”我连声说谢谢老人家,并让通讯员给大爷端来一碗开水,大爷喝完水,指着远处敌人据点说:“你们要赶快把这些坏蛋拾掇了,给咱庄户人家除害。”我告诉大爷:“这一次,我们部队一定要消灭王洪九,为老百姓报仇。”大爷点了点头笑着说:“我得回去了,还有二十多里地。”

我怀着感激地心情,目送大爷走去,久久没有离开大爷的身影。我想,我们一定要用彻底消灭王洪九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人民群众的期望和支持。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如果没有沂蒙山区根据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是难以取胜的。

老马2022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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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回复
  • 孟新生

    2022-04-13 孟新生

    致敬!革命前辈! 把革命前辈的事迹保存下来, 是我们传承红色精神的重要责任!

  • 甘玛

    2022-04-09 甘玛

    这就是我可爱的沂蒙家乡,军民生死与共,水乳交融,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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