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疯狂掠夺，狠心财主的囤积，我的家乡闹起了粮荒。长工一年所挣得的一点点可怜的工钱，很难买上粮食供家养口。面对百姓遭饥挨饿的困境，地下党经过充分的准备，秘密发动长工团结起来跟财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指导“‘长工工会”’在秋收前夕，组织长工集体罢工。财主们眼看地里日渐成熟的粮食无人收割，顿时忙了手脚，慌得六神无主，在同长工近20天的反复较量中，被长工团结一致的斗争所战胜，被迫接受“长工工会”’提出的“支钱变为支粮”的要求。“秋收罢工”的胜利，不仅让长工们扬眉吐气，同时也反映出团结斗争集体力量的强大。同年lO月，因我积极参加“长工工会”和“民兵护村队”的活动，接受和完成了党组织交办的工作任务，在．“秋收罢工”斗争中表现坚决，经受了激烈斗争的考验，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村里成立了秘密党支部，我在三人委员会中担任了锄奸委员，开始进行新的斗争。
在那个时候，环境异常险恶，威胁地下党员生命韵危险谁也无法预料。日寇在遭受八路军的沉重打击后，变得更加凶残，除；空中飞机扫射轰炸进行恐吓骚扰外，把据点炮楼安在距我村不过30余里的集镇，四处出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清乡和扫荡更加频繁。村里阶级成分复杂，顽固分子贼心不死，蠢蠢欲动、白天，村里似乎风平浪静；夜里，经常发生反动分子用石块袭击巡夜的民兵护村队员的事。村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仍然顽强的坚持开展工作。为了避免党组织和党的队伍遭到无谓的损失，党的活动进行得更加秘密，会议时常转移地方；我和其他的党员同志一样，严格遵守“上背父母，下背妻室儿女”和“活动单线联络”的铁的纪律，在1945年民族解放斗争胜利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之前的日子里，不论什么季节和天气，从没在自己家里睡上一个整夜的安稳觉。夜夜都是在外找一处安全的地方，铺上随身携带的一块4尺长的油布，和衣往上躺，休息一两个时辰，就得换一个地方。面对恶劣的斗争环境和重重危险，没有人畏惧退却，都坚持斗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当时，我作为村党支部的锄奸委员，主要是负责“民兵护村队”的活动，保证党组织和村里群众的安全。在那特殊的环境，我深感肩上这付担子的份量，容不得我的工作有丝毫疏忽大意，因此，我在同志们的支持下，大胆细心地工作，带着“民兵护村队”以多种形式开展活动。白天坚持下地干活，安排好队员在进村要道放哨，夜晚，带领骨干队员布暗哨，监视顽固分子，若发现他们有活动，马上便以“民兵护村队”的名义对其进行询问或警告，这样有效地扼制住了顽固分子。为了对付扫荡，每当接到日本鬼子出动的消息，我就指挥“民兵护村队”的队员，一面在进村要道和村口埋设自制的土地雷，一面又有序地组织群众空仓坚壁，疏散转移。并将顽固分子强制押往秘密地方，分散看管起来，防止他们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从而使日本鬼子成了无人牵着的瞎子，乱转碰壁，处处扑空。我们村的做法很快就被相邻的村子采用。为了更好地粉碎日寇的扫荡，减少群众的损失，在上级党组织的协调下，我村与相邻的四个村子建立了联防制度。日寇一有动静，监视哨就迅速地将消息传送到各联防村报警，以争取时间，进行空仓坚壁和组织群众向安全地带疏散转移。日寇撤退回据点后，我就带着“民兵护村队”帮助群众恢复生活秩序，了解村子全面的情况，及时向各村锄奸委员通报，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来分析原因，找出补救的办法。1943年，日本侵略军的手段变得更为凶残，用拉网式战术，从东海一路烧杀，向距我村10余里的马石山合围过来。被“拉网”拉进合围圈的数千名手无寸铁的群众，全部被杀害，无一幸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我们村由于对日本鬼子的扫荡有充分的准备，鬼子刚一出动，就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因此，未受多大损失。邻村有一名村干部，观察鬼子动静遭人告密出卖，被鬼子在其隐蔽藏身处搜出惨遭杀害。事后，发动群众找线索，查明是一名顽固分子，向日本鬼子告的密。经联防会研究，决定将其秘密处死，有力地震慑了其他贼心不死的顽固分子。
身处险恶之地，我们都清醒地看到地下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势逼迫着我们不断地总结和改进工作，在斗争中去掌握工作的技巧，创造新的工作成绩。到1945年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胜利之时，我们绕涧村党支部在斗争中日渐壮大，党员从建立秘密党支部时的9名发展到30余名，村里的抗日军属和群众均未遭到伤害。我们党支部与群众血肉相连，领导群众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革命斗争任务。为党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干部。(谢泽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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