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后，活动在我国东北的抗日部队随即全面配合苏军作战。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于8月20日进入沈阳，接着一些满洲国官员、宗教团体、市民和在沈阳的俄罗斯、格鲁吉亚、犹太、日本、朝鲜、印度等外国侨民代表，就日本投降后的乱局问题，到沈阳“大和旅馆”（现辽宁宾馆）苏军警备司令部，也就是日本关东军策划成立“满洲国”和“9.18事变”的地方，要求见警备司令斯坦克维奇少将。父亲说，苏军进入沈阳后，他看到一些苏军士兵以解放者自居，严重违反军纪，在沈阳大街上抢劫物品买东西不给钱，并闯入民宅强奸日本和中国妇女，一些市民为了阻止“老毛子”骚扰，还自发组织了市民自卫队。
“8.15”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在沈阳的地下组织和地方各种势力，也开始打着旗号公开招兵买马。8月下旬，父亲在沈阳小西边门，看到了一张落款“八路军学兵团”的招生布告，便跑到了报名地“满洲奉天警察学校”，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学兵团，同时参军的还有佟英伯、周武等人。父亲记得，学兵团有三个队，他分在了在学生队。除了学生队外，还有工农队、老头队，当时的学兵团团长叫阎锐，大概40多岁。
1945年10月10日,被我军占领的沈阳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但12月便全部被苏联红军用坦克“请”了出去，原因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前，中苏两国政府有协约，规定战后日伪统治区，统一交中国国民政府接管。据父亲回忆,他们部队被迫从沈阳撤出，到了新民、辽阳、法库、康平、本溪一带，当时撤出沈阳时还有3000学员,可是到新民、辽阳、法库、康平、本溪后，却剩下了不到1000人，原因是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军队不正统，武器装备又差，故纷纷开小差跑回了家或投奔了国军，而父亲却始终跟着我军部队走了下去。
1945年1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发展到了27万人，并设立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4个二级军区。1945年12月隆冬之际，父亲通过学兵团学生队队长赵振福、指导员蔡振东的介绍，身着八路军军服戴着狗皮帽，在党旗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县期间，父亲住在新民县中学，由于在学生队的一次话剧表演，被学兵团“火线剧社”看中，随后父亲加入了“火线剧社”，由延安来的戴碧湘任团长（文化部艺术教育局局长）。后来随着部队建制变化，“火线剧社”被改成了辽西军区文工团和44军文工团。
1946年2月，法库秀水河子战斗之前，父亲在法库县听了一次东总司令林彪的报告，林彪在讲话中语调沉缓时间不长，说得是当时我军东北军事斗争形势。之后，辽西军政学校成立，军区政委陶铸为校长、谭刚为常务副校长。1946年3月军校迁至通辽，父亲由学兵团领导徐树根推荐，从驻扎在双辽县郑家屯的“火线剧社”调到辽西军政学校工作，在军校政治部当了名政教干事。
1946年3月上旬，苏军奉命撤出沈阳去哈尔滨，把沈阳交给了国民党政府管理。1946年4月，“四平保卫战”开始，国共双方共投入兵力40万，东北民主联军在一个多月的保卫战中伤亡4万余人。5月18日，为保存我军实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命令部队撤出四平。敌军占领四平后开始疯狂反攻，又攻占了公主岭、长春、吉林、昌图、八面城、法库等城市，我军在东北的军事区域大片尽失。
1946年6月，父亲因探家归队逾期被疑为“特嫌”，从辽西军政学校调到辽西第五军分区“前锋剧社”当宣传队员。1947年1月，随后五分区与一分区合并，“前锋剧社”改称为辽西第一军分区“挺进剧社”。6月，辽西军区改名辽吉军区，邓华任司令员。原辽西军区第一军分区“挺进剧社”，也被改为了辽吉第一军分区宣传队，父亲随部队先后转战于沈北、康平、法库、彰武、铁岭、通辽、大沁他拉、开鲁、库伦、科左前旗等地。
1947年3月7日、14日，父亲参加了辽西一军分区司令员赵东寰（工程兵部部长）指挥的东进部队收复奈曼、大沁他拉战斗和康平敖力营子反袭击战，击毙了国民党新1军特务团200多人和俘敌350多人。4月8日、5月17日和11月7日，父亲又3次参加了我军攻打康平围城拉锯战，歼灭国民党71军一个骑兵连和一个保安大队，活捉敌保安大队长李执训及官兵430多人。在三打康平战斗中,父亲认识了一位叫白希昌的民间老中医, 正是这位对我军充满同情感的老人, 救活了我军许多在战斗中受伤的官兵。1998年11月2日，在庆祝解放沈阳50周年纪念日中, 父亲还向沈阳军区有关部门提起了当年救治我军官兵的白希昌老人，并希望当地政府能依据有关政策，对这位可能早已作古的老人遗属给予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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