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 1937年9月，仗打到了华北，父亲参加了八路军。从此由一把大刀开始，与硝烟战火为伍，经历百余次战斗，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我军一名指挥员。1965年在广东韶关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记得小时候，受连环画的影响，喜欢缠着父亲讲战斗故事，他满口答应，却从未讲过，总是问我在学校表现怎样，学习有没有进步，还拿出他在解放军速成学校的成绩单和我比较。东拉西扯，我困意上来，竞自睡过去了。次次如此。
1963年暑假，我随父亲回乡，一路并无多语，当列车驶入华北大平原时，他突然来了兴致，不时告诉我，哪里曾经发生过战斗。问他细节，却只有一句“打鬼子痛快！”
在石家庄烈士陵园，父亲站在白求恩大夫墓前久久未动，我十分好奇，问起缘由。父亲道：“孩子，你要记住，这是我的恩人！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我们部队被日军偷袭，我头部中弹，醒来时已躺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护士告诉我，是白求恩大夫亲自手术救下我一命。至今难以忘怀。”无独有偶，我的岳父彭金山在百团大战中，握指挥旗的左手被子弹打成贯通伤造成粉碎性骨折，也是白求恩大夫手术保住了无名指不被截去。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期间，除了国民党正面战场，晋察冀地区亦是日寇重兵集结地，条件之艰苦，环境之恶劣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即使是今天断指再植,在战地医院也是不易的。通过互联网，我们两家人向白求恩大夫的后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愿上帝保佑你们！
回到石家庄交际处的招待所，父亲第一次给我讲起了战斗故事。讲到对日作战，他特别兴奋，“日军打仗是很死板的，士兵看军官指挥刀行动，我们就瞄准当官的打。失去指挥的士兵顿时不知所措，成了无头苍蝇，最后迫使敌人空投军官来指挥。我军又组织神枪手对空中目标进行射击，有些鬼子还未落地就已毙命……”
那一晚父亲格外高兴，讲到平山保卫麦收战斗，又讲到了41年冬季反扫荡，讲他最爱找鬼子军官拼刺刀:“鬼子军官的指挥刀只是摆设，根本抵不过咱的大刀好使。”爸爸骄傲地说:“我身上多是枪伤，刺伤仅两三处，多亏年青时练的功夫。哈哈哈，打鬼子痛快！”
我的老家从石家庄往西行，坐一天汽车，看见大山就到了。来到村口，早有乡亲们站在那迎接了。“金柱（父亲的乳名）回来了！”人们四处奔走相告，整个东苇园村沸腾了。父亲带我见过老人，就随他儿时的伙伴饮酒去了。
那些日子里，村里就像过年一般热闹。通往我家那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上、院落里、土坑上，每天人来人往。人们全无拘束，大家直呼父亲的乳名，说到往事，多能听到父亲爽朗的笑声，山里的孩子们也拉着我，上山摘核桃；下坡撵羔羊。在山坡上摔跤,到河里洗澡。真的是十分开心哩。
离别的日子来得也快，临行前一晚，我们家院落里站满了人。父亲将他随身携带的多年积蓄——二千多元钱和五十斤全国粮票，尽数你十元，他五元地分给乡亲们，我当时很不理解。在家时，为了看《海魂》、《沙漠追匪记》等电影，我多次苦苦央求，甚至保证考试一百分（其实我学习一向不好，极少得一百分），都被他一口拒绝，那仅仅是5分钱哪。可他今天却这样大方。
人们散去后，父亲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南征，这次回来，你看到了我们山里有多穷。那些小孩，要不是陪你玩，他们连穿裤子的机会都没有。”当年的我，并不明白什么叫穷，只是觉得他们缺少点什么。离别时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将我随身带的衣服、书包，包括一把我十分喜爱的阳江小刀分给了和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送别那一天，我看见乡亲们哭了，孩子们也哭了。父亲的眼圈是红的，我的感觉就像那首歌中唱的:“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对往事的回忆停顿在那一刻时,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着，我仿佛听到了大山的呼唤:“回来哟，金柱，你是山的儿子。”大山的另一头，是父亲浓浓的乡音:“回来了，我回来啦。”爸爸,您一定是早早就回去了。
我七岁时就寄宿学校，每年寒、暑假回到分区大院，打架淘气是出了名的，时常闯祸，屡遭父亲训斥，甚至痛打，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极其威严的军人。记得有一次,大孩子肖南下带我们爬树玩儿,我不慎从丈多高树上跌落,疼痛难忍,父亲闻讯赶来,我还强装没事儿一般,父亲根本不说话,只瞪了我一眼,我就被吓的昏过去了。寄宿八年间，父亲仅利用出差的机会看过我一次。但这一切在1964年发生了变化。
64年初，组织找父亲谈话，让他转业到北京或昆明一所单位任党委书记，父亲不从。他爱军队胜过了爱自己的生命。
我从他的自传中看到,“1946年1、2月间，伪政协会议后，当时在冀东分区59团任团长。看到报纸上晋察冀大批复员，抗战胜利了，老粗吃不开了，叫我回家，我就跑到分区自杀也不回家。当年6月间，顽军不断进攻，部队扩大了，自己情绪才恢复正常。”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个多么单纯简单的老兵，他离不开战场，离不开他依恋的军队，他宁愿用生命去换取这一切。
那次谈话后，他的情绪相当消沉，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灯也不开，不说一句话。直到64年4、5月间组织决定他离职休养，仍留在军队，父亲的情绪才有所好转。
64年寒假的一天，父亲早早叫起我说打猎去。我们驱车来到广东南华寺。那时庙内并无什么香火，寺院很大很安静，地上布满落叶，主持亲自带路。父亲枪法极准，一枪一只松鼠击落在地，清脆的小口径步枪声在空荡荡的寺院回响，特别好听。
回家后，父亲为受伤的松鼠疗伤，死鼠则剥皮晒干，串个钥匙环之类的做成工艺品。
开学了，在我离家去火车站前，他拿出自己编织好装有松鼠的笼子和鼠皮做的小玩艺，轻声说：“带到学校玩儿吧。”天啊！听到这话我顿时茫然了，我不相信这话是从我那严厉的父亲口中说出。我偷偷看了他一眼，这一眼让我终生难忘，那是一张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脸，从来总是写满冷峻与刚毅的面孔此时饱含着亲切与慈祥,双眼充溢着关爱,那眼神是一种上年纪老人的眼神，是我记忆中爷爷的眼神。
父亲第一次亲自送我到火车站。在站台上,他比着我的个头说：“南征,你已经14岁了，我看你读书不会出息，还是当兵报效祖国。你的妹妹将来也到部队当护士。你这个学期读完就走吧。”他把谈话引向了正题。“那我还是想再读一年。”其实我早已厌倦读书。这种借口是因为八一中学有我最好的朋友李建国和袁国先。我舍不得他们。我们是桃园三结义的兄弟。
父亲没有说话。火车进站，我背上行囊，提着松鼠笼，欢天喜地地去了。
以后的书信及父子见面，再也离不开这个话题。甚至还有这样的对话。“爸爸,我当兵还是去当骑兵吧！又威风还省得走路。”“骑兵有甚么好，到了宿营地还要找饲料喂马。步兵多自在，找个地方抱着大枪就可以睡觉。”父亲认真解释道,“另外，骑兵部队的编制都取消了。”“程志大哥不是在42军骑兵连吗？”我争辩道。“胡说。谁讲的？”看到父亲认真的样子，我感到眼前站着的不再是那个居高临下威严的父亲,也不是甚么司令员，而是一位极普通、善良、慈祥的老人
65年的夏天，父亲的离休生活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他很快恢复了生气，他教干休所的老同志太极拳、太极剑，到附近的大学和科研单位作传统报告，讲战斗故事，和当地的农民交朋友，学习当地的农活，他承担了所有家务，甚至连踩缝纫机织毛衣这类女红都做得十分娴熟。
由于忙于看房子和搬家，父亲并没有在65年夏季征兵中将我送走，唯一的变化是，我转到湖南省长郡中学读书，一家人团聚了，我可以每个星期六回家，每个星期六吃到父亲亲手做的佳肴（他通常在星期五打猎备好野味）,我和父亲的感情更近了，我可以不再仰视他，可以和他一起平起平坐地谈话了。我们家里也总是充满着欢声笑语。
这样的好日子过得并不久，1965年11月上旬的一天，父亲以前的老首长、老战友王先成同志去世。我随父亲一道参加了王伯伯的追悼会。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他那样悲痛。父亲虽刚强，但极重感情，极富同情心。
回到家中，他对我说：“你王伯伯一家太可怜了，孩子们还那样小……我们今后要尽力帮助他们。”又说，“今后我死了，你可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我大笑道：“爸爸您这话说哪去了。”那时我自觉懂事，为了使他开心，又重提旧话:“爸爸，读完这学期，我就去当兵，了却您的心愿。”
我当时还是太年少，根本不理解他们那辈人在战火中结下的生死友情。战场上战友牺牲，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没有眼泪，只有仇恨。可在和平年代，战友牺牲留下那么一大家子。他们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我再次看到父亲发红的眼圈。
其时，父亲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症，加之战争年代留下了创伤。我清楚地记得,在广州军区第一招待所（今华泰宾馆）,在他洗澡的时候我仔细数过他身上的枪伤伤疤，有十余处呢。这种失去战友的双重打击对他来说实在太残忍了。
65年11月14日，吃过晚饭要返校了，我说：“爸爸，学校下个星期开运动会，我就不回来了。”父亲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拿出两元钱:“南征，你已经是大人了，要向人家工农子弟学习，以后走路回来，只有二十来里路。”谁知这几句话竟成了父亲诀别的遗言。当我接过钱，望着他日渐苍桑的面孔和满头白发,冥冥中我预感到什么。我的心中一阵酸楚,我把钱仔细放在贴身衣袋里.两个星期中我一分未花。我要让爸爸高兴，星期六走路回家，把两元钱交还给他。
苍天有时真的很无情，把我那么一点点美好的愿望，都打的粉碎。11月26日，天色阴沉，我在学校接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噩耗。我的父亲病危正在抢救。当我赶到医院，看见父亲已安详地躺在太平间那张冰冷的床上。“爸爸，儿子来了，您睁开眼看看。”我不相信这个现实，我手心中还紧紧攥着那两元钱。当邻居原文阿姨将我带出房间告诉我：“你爸爸已经走了，你是个大孩子了,要坚强。”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任由泪水滚落下来……。像山一般的父亲倒下了，我整个人也被击垮打碎了。
那一年长沙的冬天格外的冷，有数千人为这位共和国英烈送行。车队在长沙绕城一周，队伍中有他的首长、战友、部属、乡亲，有地方党、政领导，有大学生、当地农民和素不相识的市民。那一天，濛濛细雨也加入了送别的行列。
向遗体告别时，某部参谋长，一位与他有过些许恩怨的老红军竞哭得昏死过去……。呜呼。
爸爸，那一天您走的可好？
父亲去世后，许多叔叔、伯伯向我提及他，都是百感交集。老资格的程启文、王晓生将军回忆道：“你爸爸是条好汉，是员猛将，打仗勇敢，指挥果断、心细。他的离去，真是让人痛失挚友知心。”陈炎青将军说：“小子，你是刘永元的儿子吧？39年我当团长，你爸爸是我们团的一连长，他那个连最能打，是用在刀刃上的。”我的岳父,29年参加红军,原晋察冀二分区老战士彭金山,在他96岁高龄时仍回忆道：“打鬼子时，你爸爸和我认识，我们共事五年，他是个大好人。为人最讲义气，能打仗，是我们晋察冀有名的“地头蛇。”
是啊，在那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里，共产党要生存发展，人民军队要扩大武装，父亲是当地人，熟识当地习俗，作战胜多负少,又喜好行侠仗义，朋友极多。这种革命的“地头蛇”是不是应该越多越好？是不是值得人们永远记住他呢？
父亲不是完人，他参加革命的历史，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农民成长为我军指挥员的光泽，也无法掩盖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个性缺陷。
他入伍的动机就是为了抗日，打鬼子。同年十一月连长谢洪昌介绍他入党，竞被他拒绝，原因是有旧军队的人告诉他共产党杀人如割草。他曾因部队才改编，第一仗与友军配合，且互不信任，怕吃亏，主动将部队撤出，在冀东独立四师全师营以上干部会上受到口头警告处分。也曾因对领导有意见,产生脱离158师的想法,以致在邵阳剿匪前与政委闹原则纠纷，被首长找去谈话。他把野战军的习气带到了地方部队,曾多次用手枪打猎，在分区党委会上作过检讨。
他刚烈如火的性格，在战争年代可以呼风唤雨，而在和平时期，这种性格和文化的缺失成了致命的弱点。他一度陷入困惑中，当他刚找回过普通人生活的支点时，却被病魔这样轻易夺去了生命。悲哉、痛哉。
父亲是伟大的，他把一生中最闪亮的光点留在了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浴血斗争的战场上。“打鬼子痛快！”今天重温这句话，朦胧中我看到父亲身背大刀，跃马扬鞭的英姿。
作为父亲，爸爸是最完美的，当他清楚自己在军队的使命已经完成,他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他的孩子们。他是天，是地，是大山……。弟弟妹妹，请原谅我词汇的贫乏，帮我找出比这更美的赞语。
斯人已逝,英灵永存。谨以此文献给最最敬爱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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