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大导报》成为大家喜爱的读物，靠的是全校办报。首先是领导重视。学校筹办时，校的领导同志就把办好校报做为筹备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军大导报》报头这浑厚有力的四个大字，就是学校领导同志面请军区政治部主任、书法家舒同书写的。张云逸兼校长有一次来校，报社约请他为导报写一篇社论，他撰文严谨，字斟句酌，把文章送来报社后，还两次派通信员将稿子抽回，再推敲，反复修改。这种一丝 不苟的负责精神，使报社同志深受教育。主持校党委日常工作的余立金同志，对报纸非常关心，他工作繁忙，仍亲自过问报纸的出版条件，并向上级要来印刷设备，每期报纸送到手，马上详细阅读，发现差错他都指出，有时还来报社问寒问暖。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同志经常强调要通过报纸指导工 作，他隔几天就要到报社来看看，学校领导有什么新的意图， 他及时给报社打招呼，提示各个时期的宣传报道中心。看到报上有比较满意的文章，就问是谁写的，对报社同志的一些 专访总是带着微笑给予鼓励。他把报社同志当作不固定的工 作组常向我们询问下面的思想动态。他反复给我们讲，报纸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要坚持以表扬为主，鼓舞群众的积极性。 记得有一次他以谈自己体会的口气，将毛主席教导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两条最根本的领导方法，给我们做解释和阐述，启示我们将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运用于报纸工作，给我们印象很深，直到 现在还记忆犹新。政治部副主任许彧青在抗日战争前从事 地下工作时，就是一位老报人，办报很有经验。在创模运动中，他和我们交谈，用司马迁写《史记》把典型人物写得绘声绘色的历史经验，启发我们认识搞好典型报道的重要性。当我们一度片面强调重点报道，忽视群众性、多样性时，他 又尖锐指出，报纸要办得有创造性，多样化，才有生气，不能把重点报道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弄得刻板单调，脱离群众。他还结合实际工作，亲自动手和指导写社论。他还强调社论犹如报社与读者讲话，切忌不着边际的泛论，要多用提问式、论辩式，以便把话讲到读者心里。宣传科长卢华同志在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是报社的兼社长，每当编报那一天，尽管白天紧张劳累，但夜晚照例来报社审稿，与报社同志一起熬夜。他逐篇仔细审阅四个版面的全部稿件，并按时保质完成该期的社论或专评写作。他文思敏捷，出手快，而且高度重视遣词用语的准确性。陶稼耘同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有一篇表扬一位行军途中打前战的干部的稿件，原先拟的标题是《一人受苦万人安》，卢华同志把“受”字改为“辛”字，成为《一人辛苦万人安》，一字之差，却提高了思想性。报上有的标题也是卢华同志拟加的。如导报第二期第二版 登裁了几篇稿件介绍学校几个组成部分——东江纵队、淮南随营学校并入军大的情况，卢华同志看稿后，加了四栏肩题：《从黄河到长江，从长江到珠江，我们胜利地汇合在一起》，集中反映了全校人员的共同心声，增强了宣传报道的声势，一时为全校传诵。
大家动手，群众办报，是办好《军大导报》的重要因素。每一期，各个学员队都建立了通讯组，大队成立中心组。报社还在各级干部和机关部门中聘请了特约通讯员。军教部门的祝榆生、张愕、郑绍成，政教部门的黄继群、蒲陆，大队中队的军政干部王韬、汤澈、孙育民、项明、贺鸿勋、古竹、杨力航、苏凝、李习、胡志平、周建之、李习之、高春华、高纪言、厉力第同志都是积极写稿的骨干。报社定期不定期地召开通讯员大会、小型座谈会，印发报道要点，编辑出版《通讯员之窗》、《导报通讯》，交流写作经验，沟通报道信息。如学校第一期曾召开全校通讯员大会，欧阳平主任和陈铁君副教育长都亲自到会讲话。《导报通讯》上曾刊登过写作讲话：《怎样写得更好懂些》，发表过通讯员的写稿体会：《写稿促使我深入调查研究》、《写稿与工作结合》、《一篇稿子一个中心》等。三大队三队有个学员孙忠孝常用快板形式写稿，报上刊登过他写的《射击花棍调》、《说进步》、《夏收快板》、《行军小调》等。《导报通讯》上曾以《介绍一个快板小作家》为题，介绍了他的写作经验。报社和通讯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坚持有稿必复，并经常和通讯员交谈商量。在《军大导报》的通讯员和特约通讯员中，不少同志都是不辞辛苦，认真负责的。有的为一篇稿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而奔走多次，有的为赶上截稿期连夜突击，有的步行几十里亲自送稿件到报社，回不去就睡在报社。校政治部为表彰这些同志，决定在通讯员中开展立功活动，定期评功给奖。曾在军大学习和工作过的周建之同志，平时非常注意做好报道 工作，从不放弃每一个可以报道的材料，同时热心组织稿件。 他不仅自己积极动手写，还经常帮助别人写，往往干到深夜，为此曾立二等功。后来他到部队地方均从事新闻工作，以后在上海担任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副社长。不久前他回顾在军大的经历时还情不自禁地说：“ 我对新闻工作建立感情，就是从当《军大导报》通讯员开始的，我永远忘不了这个起步！"（作者：吴烨 黎鲁 仲文 陶稼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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