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垂死挣扎，对山东解放区进攻日益加剧，华东军大开始在频繁紧张的行军移防中进行教学工作。雪枫文工团也就一直在不安定的战争环境里排练和演出。艰苦伴随着困难，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
当时每到一地演出，都要文工团上下一起动手挖土筑台，借棒埋杆搭布景。尤其是冬天，在田野里，狂风呼啸，恨不能把幕布刮上天去，多少人压着幕布，多少人去搬运大石头大土块，才征服了狂风这个凶神！演出需要服装道具，而我们两手空空，每次排演都要跑遍四乡去找去借。经常为寻找点汽灯的煤油，急得团团转。汽灯上的纱罩是个宝贝，未使用前软软的象个丝网，当你点上火，它就变成一个灯泡似的小硬纱罩，这时就不能碰它，碰就报废了，而当时能买到两个纱罩有多难哪！于是行军时往往要人捧着它小心而行。我们全团同志，不论职务高低，不分男女老小，都是演员也都是舞台工作人员，排戏、练歌、舞台工作同时进行，为此多少同志累垮了，病倒了，摔伤了啊！千度近视眼的王长茂，总是由他搭杆、爬杆、挂幕，不知多少次从杆架上摔下来。王茂连本是团部的通信员，但他专管汽灯，行军时挑着灯，精心保管纱罩，演出时，负责修灯点灯，成了“专业团员”
谭棠在开始以电为光源时负责灯光，经常触电，有次触电倒地半天也缓醒不过来。江帆是个文静的女同志，一次急着上台搬道具，摔在土台下的深沟里，腹部受了伤，以致长期腹腔肿胀。赵趁是个上海姑娘，为了按时给老乡送还服装，骑马夜行，摔伤了左臂。文工团多次行军移防，都是黄更生打前站，当大队到达驻地时，他总是搞好了住房，烧好了热水，让大家早点喝水、洗脚、休息，他因在工作中、行军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曾多次立功受奖。当时全团上下团结心 齐，不管是累垮了还是病倒了，只要台上大幕拉开，开场的 锣鼓敲响，人们就会一跃而起，走上自己的岗位，谁说这不是战斗？每当此时，我们看着这些可爱的年轻伙伴们，总不免心头发热，眼角湿润，从内心赞叹声：多好的同志啊！
战争时期，行军自是家常便饭，但1947年8月，华东军大由胶东向渤海地区转移却是值得追忆的。
1947年8月的一天，经过一番紧张而又精心排练好的《白毛女》第一天上演，新置的金黄色的内景幕布和蓝色天幕，把舞台衬托得富丽堂皇，观众坐满河滩，演出效果极好。但在演出中间，夏虹在后台悄悄通知台下的共产党员紧急集合，告知大家局势紧急，全校明日转移，当晚演出结束就要马上处理所有演出物资，天亮后立即出发。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一下子改变了。后台的气氛，在舞台上锣鼓铿锵演出的同时，后台却都在悄悄地紧张安排善后事项了。当大幕刚刚落下，观众还在鼓掌，恋恋不肯离去时，文工团送还服装道具的马蹄声已经远去了。天刚拂晓，全团整队出发时，一座色彩纷呈的舞台，己变成一座空落落的土台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回味起当时那种怅然若失的心情。
这次行军，战情紧急，要求行动快速，我们总是夜行晓宿，一天走10多里。文工团里女同志、小同志多，舞台器材大多需要每人分散背着走，再加上正是雨季，几乎天天倾盆大雨，道路泥泞难行。但人们宁可淋湿身子，也不叫乐器淋湿，宁可丢掉自己的东西，也不丢掉幕布汽灯。这样的队伍在这样的环境中行军确是够难的了。加上匪特骚扰，就更使这次行军充满了紧张不安的气氛。但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不是害怕恐惧，而是精神抖擞，感觉敏锐，处于一种临战的兴奋状态。
此时团里布置，每个班组成一个战斗集体，每个身强力壮的男同志，负责协助两个个小体弱的同志，三人为一个战斗小组。同志们在风雨中互相搀扶着在泥水里滑行，有的同志鞋子陷在里面找不着了，别的同志立即从背包上拿下自己的新鞋让他穿上赶路。过河时手拉手连成一串，一个矮的女同志和小同志，总有男同志用皮腰带拽着走。
一天，我们冒着瓢泼大雨，淌过齐腰深的积水和陷脚的泥泞，来到黄河大堤上，当时船少人多，渡河颇费时间。大雨哗哗地下着，大个子把小同志围起来给他们挡雨，也不知是谁摘来了几张大树叶，盖在毛毛和小凤两个年龄最小的孩子头上、身上淋着雨。直等到黎明之前，接到通知：让文工团速下大堤找个村子隐蔽，明晚再过河。正在这时，体弱的苏醒同志突然发病了，她呼吸困难，无法行动。此时，丁少华同志背起苏醒飞快地撤下大堤。同时，几个身体壮的同志又把小同志架起来往下撤等。我们找到村落住进房时，天已大亮，敌机已经在上空盘旋，在河上扫射了。第二天夜晚，我们再赶到黄河渡口，费了好大周折，总算在当天安全地渡过了黄河。（作者：沈之瑜 白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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