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我所在的中学，驻进了国民党的军队，大家都回家了。
几天以后，枪炮声更近了。一天早上，打开我家的后门，看到南墙有个大洞，北墙也有个大洞。这是怎么回事？我疑惑不解。这时从南墙洞里钻出两个解放军，他们身穿草绿色 的土布军装，左臂上扎着一条白毛巾。原来他们是通过这些洞一点一点地向前进。突然，天空传来国民党飞机的嗡嗡声， 他们看见飞机就举起机枪射击，一个用双手举着机枪，另一个瞄准射击。他们的枪法很好，果然一架飞机的屁股冒了烟，坠落下去。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他们坚强、勇敢、毫不畏惧的举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经过八天八夜的激烈战斗，济南解放了，学校里又恢复了往日朗朗的读书声。为了庆祝济南解放，有一天，我们学校来了两个女解放军，组织我们排练节目。这两位解放军个子不太高，记得其中一个圆圆脸，大眼睛的叫吴少侠，另一位 显得十分秀气的同志已记不清姓名了。当时排了一个活报《活捉王耀武》。经过几天的排练，我和这两位解放军非常熟悉，她们曾多次动员我报考军大文工团。我觉得自己既不会唱，也不会画，便默不作声。但是一种强烈的参军愿望在心头产生了。
过了几天，华东军政大学文艺系贴出了招生简章，这个简章触动了我的心。于是，我就约了刘秀杰、郭之顺同去报考。经过考试，我被录取，并按规定时间到飞机场报到。
飞机场是当时华东军大的校址。新录取的400多名学员编为四个队，我们文艺系是第三队。三队的指导员名叫夏候魁，队长是吴英敏。当时我们三队住在一排小平房里，房子里什 么也没有，大家只好睡在草铺上面。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套土布绿色军装，但每个人的颜色又不一样，有深有浅，我穿的那件棉衣，颜色也不一致。此外我们每人还发了一副绑腿，一双皮包头的布鞋，据说这还是优待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
我们队有个“泽东室”，正副主任是籍翼和潘国麟同志。这是个能容纳一个连的土房子，它是我们平时上政治课、开展文艺活动、吃饭的地方。那时候天天吃小米饭，每逢星期天也改善伙食，吃一次馒头和肉。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大家的心情却很愉快。我们文艺系所学的课程，先上政治课，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后上文艺理论课，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边学习边讨论，非常热烈。学习中，根据《讲话》的精神，我们还排练了一些小节目，我参加了小歌剧《红布条》的排练。这个剧的主要内容是写如何搞好军民关系的故事。这个小歌剧，剧情不复杂，艺术质量也不算高，但在当时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后我们还带着这个小歌剧参加了当时的土改运动，对群众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1949年元旦的早上，全校集合在一个大飞机库里听形势报告。副校长刘清明讲话，他说：济南解放以后，我军节节胜利，向南推进，已经包围了徐州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全歼徐州国民党军队，然后渡江，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刘副校长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战斗情绪，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当天晚上雪枫文工团演 出了《血泪仇》，我们那个小歌剧也演了。
1949年初，淮海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同时我军还要继续向南进军。在这种情况下，军大要我们提前毕业去支援前方战斗。我们三中队大部分同志分配做文艺工作，有的分配做 医务工作，我分到雪枫文工团美术组。老同志对我们这些新 同志非常关心，把我们当成小弟弟一样。我们的衣服脏了帮我们洗，我们的衣服破了帮我们补，我们充分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那时的工作很紧张，但生活非常活跃充实，每天晚饭后，在院子里敲起锣，打起鼓，扭陕北秧歌。每天晚上还要开个班务会，表扬好的，批评差的，诚心诚意地开展思想互助。
1949年5月，雪枫文工团奉命渡江南下。一天下午我们来到安徽的一个农村，吃过晚饭下起大雨，无法集体行动，只好早些休息，刚刚睡熟，突然传来了命令，国民党的大刀会要暴动，我们必须马上转移。大家冒着倾盆大雨前进，道路泥泞，很难行走，很多人的鞋子沾掉了，只得光着脚走路。一些女同志走不动，就由男同志一边一个架着走。拂晓，过了淮河浮桥，抵达蚌埠市，住进了一所学校里。
过长江的那天，正好传来了青岛解放的消息。过江后，住在南京国民党的海军学校。后又迁到国民党的交通大楼。这座大楼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我们只好睡在地板上。晚上蚊子咬得我们无法入睡，就把被子拆开，取出棉絮，把被子的两个角用绳子吊起来，人钻进去睡觉。这时候，我们文工团忙着庆祝南京解放。一天有暇到玄湖游玩，看到岸边垂柳，随风摆动，心里畅快极了。不久，上级命令我们雪枫文工团抽调一部分人到十兵团，进军福建。我和其他几十人由柯劳、顾其真带队又南下了。由于我们乘坐的火车因故到苏州停下了，便改乘机帆船沿河而行穿过太湖，到达了目的地嘉兴。在嘉兴住了两天，又乘火车南进。火车是闷罐车，上面漏雨，下面是水，走走停停。国民党飞机时常轰炸军用列车。当列车行到江西的江山站（终点站），还没下车，国民党的飞机又来轰炸扫射，幸无伤亡。
在江山住了几天后，我们继续往福建进军。当时福建有些地方已解放了，但国民党的残留部队及土匪很多，他们经常袭击我们后勤部队。在行军中，我们这些做宣传工作的危险性比较大，但没有畏缩不前的。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胜利到达福州。
不久，上级又把我们几个人派到远离部队的农村去征粮，我们每个人都发了枪。征粮队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动员老百姓把粮食借给部队。一般群众都能积极献粮。但是，地主、富农的工作不好做，他们恨解放军，在明里暗里与我们斗。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一些征粮队的队员，就遭到敌人的杀害。
在征粮队，我们还要同疾病作斗争。我和不少同志都得了疾病。然而这一切困难都被我们征服了，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征粮任务。
我们回到福州以后，由我们雪枫文工团的同志作骨干，从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抽调一部分人，正式组成了十兵团文工团，住在福州市中州岛。就在庆祝建团的这一天，国民党飞机来轰炸，一颗燃烧弹炸中我们住的二层楼房，大火冲天。当敌机走后，火已无法救了。我参军后的全部证件、照片和衣物，付之一炬。
为了避免再遭敌机轰炸，我们文工团迁到了市郊黄歧乡。
在这段时间，文工团分为两个队，我在戏剧队。当时，我们排演了歌剧《赤叶河》，这个剧的内容与《血泪仇》、《白毛女》差不多，主要是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动员农民起来反抗地主的压迫。当时扮演这个戏的主要演员不辞而别，史风团长就让我演这个角色。这可难坏了我这个小青年，我哪会演老头，而且是这么重要的角色！可那时候，只要组织讲了的，没有人讨价还价。在全团同志共同努力下，这个戏很快就排成了，并向首长作了汇报演出，得到了首长的肯定。那时，我们的文化部长是吴强同志（写《红日》的作家）。
此后，我们经常在最前线，到大旦、二旦等岛屿为战士们演出。我们还带着这个戏参加了福州郊区的土改运动，为贫苦农民演出，提高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我在这段工作中立 了二等功。至今我仍然深切的怀念领我走上歌剧表演之路的史风团长，他不幸于“文革”中在上海科技大学被活活打死了。
1953年，上级决定文工团全体团员带职下连队，我和陈大强等同志被派到平潭岛。这个岛分布着几个村庄，驻守着我们一个团。
我到连队后当文化教员，不久，因工作需要，被任命为排长。有一天下午，下着毛毛细雨，黄昏时分，我值班检查岗哨。突然，从远处传来炮声和密集的枪声，并发现海面上一艘艘的船从我们岛边向西南驶去。我判断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便立即向连长作了汇报。连长据根团部的命令，要我们作好战斗准备，立即进入阵地。两天以后，我们才得知了具体情况。原来是国民党一艘军舰袭击了南日岛，当时岛上有我军一个营的兵力，当营长下令进入阵地时，敌人已登上了岛并包围了我们的部队。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陆上的部队派兵前去增援。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机帆船，就是 运载增援的部队。在增援的部队中，有我在华东军大的老战友王伟同志，有在十兵团文工团的戏剧队队长顾雷春、战友陈修德和朱志学同志。由于增援部队对海岛地形不熟悉，有 的船触礁，并且遭到敌人的炮击，我的老战友王伟同志当场牺牲了。这场战斗，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然而，却付出了 血的代价。
1955年，部队文工团进行整编。军委决定撤销福建军区文工团，我和一部分人被调到济南军区文工团。在此期间，我的演出水平有了提高，1956年获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独唱等奖。在这期间，我曾去五里沟看望了在海战中光荣牺牲的 王伟同志的母亲。
为了支援山东省成立歌舞团，我们歌舞队的同志1958年转业组建山东省歌舞团（现改为山东省歌舞剧院），先任独唱歌剧演员，以后又改任声乐教员、艺委会副主任、演唱队长。
光阴茬再，40多年过去了。回忆过去的战斗生活，不少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也都满 头银发，有的退居二线，有的已经离休了。我现在虽然不登台演出了，但每当看到自己的学生在省内、国内和国际上获 得奖励时，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同时也感到，这些成绩都与华东军大的培养教育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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