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队一队是政治干部队，是培训营连政工干部的。时值战火纷飞的年代，学校领导强调：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要 迅速为前方培训输送干部。同时还要求做政治工作的同志，刻苦学习军事，获取带兵打仗的发言权。当时，我在七班当副班长，班里的同志有苏中地区来的，也有江南淮北北撤的 地方干部。所以，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大家思想不够统一。不少人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存有模糊认识。尤其是地方来的同志，对大踏步后退，仓促北移，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于是，“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之类的俏皮话就传开了。针对这种情况，学校进行了形势与任务的学习教育，很快统一了认识。使大家明确了要打败蒋介石，就不能计较城地的得失，从而树立了革命战争必胜的信念。为了使大家彻底转变思想，校党委还及时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把我们的思想精力迅速集中到“学会带兵打仗，为革命战争多作贡献”上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学会带兵，首先要当好普通兵，要学会打仗，必须首先搞好基础训练。为此，我们手持步枪，身背装具和手榴弹，开始了兵的生活。我们从列队、射击、刺杀、投弹等课目学起，尔后训练利用地形地物、侦察警戒、行军宿营及拟制简要战斗文书等，进而又在起伏的山丘、村落，苦练班、排、连的攻防战术。特别是连的攻防战术演练，大家的收获更大。使我们学会了了解任务，判断情况，定下决心，部署兵力兵器，选择指挥位置，组织通信联络，相互协同，以及预备队的使用等何题。消化了所学的军事理论，锤练了思想作风，提高了我们带兵打仗的信心。特别是通过开展学习雷保华、井彩运动之后，大家的练兵热情更高。当时，正值北国寒冬，滴水成冰。在这样的气候下搞训练，对南方的同志来说，确非易事。许多同志的手、脚及面部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大家却没有叫苦的，仍龙腾虎跃于练兵场上。这正如同志们当时说的：训练难度大，我们劲更大，训练要求高，大家夺标的心更高。从而把军政训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正因为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因而许多同志毕 业时取得了优异成绩，为愉快走向前线，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华东军大的军政训练，特别重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学校曾先后多次派出学习参观团到作战部队中去，吸取新的经验，丰富学校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1948年底，学校奉命派干部到淮海战役现场实习，我有幸在余伯由政委率领下参加了这次行动。到达淮海前线以后，我们受到粟裕副司令员、张震参谋长、钟期光主任等野战军首长的亲切接见，听取了他们的指示，使我们明确了只有认真学习部队作战经验，加强纪律性、克服游击习气，才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才能够把部队的好作风、好经验带回学校，贯彻到教学中去，以使学校的教学内容更加适应部队的作战需要。首长接见以后，我们经枣庄贾汪，穿过刚刚解放的徐州，到前沿部队学习。沿途见到了成千上万的民工，车轮滚滚，运粮支前。还有一批披着黄军毯无精打彩的俘虏军官和细嫩纤弱 的太太，在战士和民兵的押送下，踟蹰北行。到达前沿以后， 我们被分配到战斗连队。我在四纵十师三十团四连班，不久 又到九连班。在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中，我和干部战士一道总结了溶俘工作的经验，开展对新战士谈心活动的经验，以及做好思想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特别是如何对待几十万被解放蒋军官兵的问题，为我们后来团结、教育、争取、改造、起义解放军官学员，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同时，也使我们从广大干部战士的英雄事迹中，受到了一次我军传统作风教育。
1979年，当我作为陆军某师的政治委员，和指战员一起参加中越自卫反击作战时，我们每个同志没有犹豫和畏缩，打得机智、勇敢、顽强。我联想到，30多年前在华东军大受到的教育训练不仅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具体运 用，而且在现代自卫反击作战中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华东军大是战争中办起来的一所正规军事学校，它的全部生活也是我军建军的一个缩影。回顾当时政治队所进行的政治工作基本问题和战时政治工作课程，实际上是一堂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教育。大队政委余伯由同志为我们作了“政治工作基本问题”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开展立功创模运动”的报告，为我们学好本职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队教导员古竹同志，不辞辛劳，连续挑灯备课，传授我党我军 的建军思想和光荣传统，讲述平时和战时的政治工作。使我们学会了战场鼓动、战地俱乐部工作、民运工作和瓦解敌军 工作。从而系统地掌握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宗旨、任务和做好政治工作的基本知识，促进了全队立功创模运动和群众性思想互助活动的开展。为了配合学习教育，厉力同志还组织俱乐部活动，演出《八仙过海》，表彰八大员，调动了全体人员的积极因素。这次学习，为我长期在院校、机关、部队 组织军政训练打下了基础。
华东军大的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活生生的治军、办校、带兵方法的传帮带。当时，各级领导始终把思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每当遇到形势转折，任务变换，他们总是深入群众之中，摆事实讲道理，以提高大家的认识，鼓励。同志们不断前进。在会师鲁南，转移胶东，北撤渤海， 进驻潍坊和济南等关键时刻，我们都曾聆听过张云逸兼校长、余立金副校长、欧阳平主任，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质朴坚定的声音，生动精辟的报告。看到了他们处处以身作则，亲切谦逊的好作风。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如同老农育苗一样， 对我们起着传道、授业、解惑作用。在以后的三四十年里，我总是以这种优良作风为镜，对照和激励自已。做到每逢大事，勇于面向现实，从群众中吸取力量，把一般工作与个别教育结合起来，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次，我所在单位的警卫连发生了老兵复员闹情绪，扬言动刀枪的事故苗头。我想连队就住在附近，应该亲自帮助连队解疙瘩，做工作。当我只身进入挂满武器的战士宿舍时，连队干部比较紧张，一定要警卫伴随。我便同他们分析，那个老兵的主要问题是家庭有困难和没有入党，不是不能解决的矛盾，还是个别谈心解决为好。我按照在军大学到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结合新时期政治工作的特点，同那个老兵谈了心，并和连队 干部一起，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帮助他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使他不仅愉快地接受复员命令，而且还主动检讨了顶牛的错误，带动了连队复补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一件事使我认识到， 华东军大以阶级友爱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深入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十分需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军大政治课程突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取得了显 著效果。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后，教育改造起义、 解放军官，就成了学校的一个新课题。1948年底到1949年初，军大接受了教育改造大批起义解放军官的任务。经过控诉运动后，这批起义解放军官的政治觉悟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的个别同志对这些人能否彻底转变仍抱有怀疑 态度，并持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我们团（三团）政治处 的公务员老王，就扬言要揍一个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政工 人员徐林格，说他是卖狗皮膏药的，专门欺骗士兵。我们以 党的政策和团首长关于对解放军官要通过教育使“昨天的 敌人变成今天的朋友，将来的同志”的指示说服了他。徐格林同志经过学习，又阅读了大量的革命文艺著作，觉悟大大 提高。他写得一手好艺术字，他从办墙报，写标语，做宣传 入手，刻苦自励，最后成为我军名著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在电影《上甘岭》、《霓红灯下的哨兵》和话剧《哥俩好》中，都成功地塑造了我军指导员的形象，受到广大观众的称赞。 我认为，徐格林同志的转变，是军大教育起义解放官兵的成功范例。
军大艰苦奋斗的校风，是治军作战的传家宝，人民军队的本色。它使我们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锻炼出一生奉行并引 以自豪的品德，也使我们获得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武器。我们苏中部队生长在水网之乡，洗个澡是不成问题的。但到了山东，洗澡却成了问题。怎么办？我们学着老乡的办法，十天半月，拣把秫秸烤烤，身上微微出汗，再用手搓搓，既清除了污垢，又活络了血脉。象这种因地制宜“干洗澡”的区区小事，在当时是很多的。但正是这些细微之处和平日的劳动锻炼，磨炼了我们的心灵，使之更有韧劲，更有生命力，环境再苦，苦中有乐，乐在其中。这种信念，使我们从吃惯大米的“南蛮子”，变成了能啃窝窝头，爱吃煎饼卷大葱的子弟兵。华东军大和山东人民所给予我们的这份厚礼，直至今日，仍是我们制服各种困难的法宝。在40多年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有了这种精神和作风，又有高度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能够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而不被任何歪风邪气所压倒。反之，则可能削弱革命斗志，忘记养育我们的劳动群众，甚至堕入资产阶级的泥坑。
如果说高尔基《我的大学》中的生涯是从喀山的面包房里和喧闹的伏尔加河畔开始的，那么，我的大学生涯是从苏公雪大和战争中的华东军政大学开始的。
浏览：141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