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4年，我曾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许建国部长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当时我只是一名新兵、青年、初学干部、研究室资料工作者。由于部门的工作特点，除本职工作外，对首长、上级、有关政策、工作布置等重大问题，都知道得甚少。但是在每日的生活中见到首长的一言一行的机会却很多，每一点一滴的小事都会给人留下革命化传统作风的深刻印象。现在已是21世纪，国家的一切情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奋斗、清正廉明、与人民同甘苦的革命化作风却永不能忘。兹尽自己的追忆写一点供作纪念许建国老首长百年诞辰的小品资料，以表寸心。
1942年，我刚从冀热辽军区抗大四团毕业，急盼被分配到敌后游击战争最艰险的前线去，却没想到被调到敌后的根据地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工作，又听说这个部门对人员的德才素质要求较高，对工作、纪律、思想作风的要求很严。怀着未能去前线的遗憾和能到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工作的荣幸，我一口气步行数百里穿过敌人封锁线，到了社会部的驻地。经过组织部长的亲自口试和笔试，上级决定分配我到资料室做辅助研究工作。虽然这个工作并不深奥，但我知识不足，很难达到要求。失意、失望、信心的动摇都曾在我身上发生过。至今我仍然感谢首长、组织对我的信任、鼓励、教育和耐心培养。“坚定再坚定、坚持再坚持，刻苦钻研，闯过难关”，此时树立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工作观、成败观，指导着我的一生。
许建国同志时刻教导我们，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要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对真理、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我们虔诚地学习，牢记这些共产党人的本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断地锤炼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岗位上都时刻围绕这些信念而奋斗。我是一向被称为“傻人和好人”的，没有特殊的聪明和才能。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在党和国家、人民面临灾难、浩劫和危机的时刻，我本着这些教导，不怕牺牲地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3封信，揭发江青等人篡党篡国的赫鲁晓夫阴谋，因而被判刑10年。我也同样抱着这些信念在监狱中满怀真理必胜的信心，又坚韧地健康地锤炼了5年。现在我已离休了，仍是坚持这些信念，自觉地、自由地、自命地、自信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日日夜夜地愉快地工作着、奋斗着、拼搏着。代建国同志以身作则地教育我们要做一名“纯正的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一名肯于为革命利益牺牲个人一切的无名英雄。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主要领导之一，社会部部长。
初次见到许建国部长时，感到他很严肃，蓄着两撇斯大林式的胡子，炯炯有神的眼睛大而明亮，爽朗明确的语言，使人有点敬而生畏。但过几天，就知道他毫无官气、平易近人，使人尊敬，特别当他和大家嘻嘻哈哈地谈笑的时候，更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再加上高明的领导威信，这在大家心中形成一种自然的凝聚力。
许建国同志教育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尊重别人，要平易近人。他的职务是部长，但从分局领导到机关全体同志、炊事员、饲养员都称呼他老许，从来听不到“部长”两字。在机关中虽有科长、处长、主任、秘书长职务之分，但从来没有官称，年老一些的加加上老字，年青的有时加个小字，其他都互称姓名，如果加上同志两字就是尊称了。老许同志除了紧张的工作时间外，经常到下面各办公室、电台、厨房、宿舍、马厩等地方走走看看，谁都可以和他平起平坐地说笑、谈话、反映问题、提意见或当面批评。他的明快的眼神、朗朗的笑声、幽默的语言、热诚的态度，无论走到哪里都像一缕阳光一样，使人感到愉快、温暖和振奋，任何人在这位首长面前从无一点拘束。在战争年代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使每个人都感到生活工作在这样一个团结、和谐、互敬、互爱、互助的革命大家庭里无化温暖和幸福，这种无私的革命友谊是多么难得和珍贵呀！
当时领导机关都在贫困山区，粮食很缺，民兵们夜间冒险闯过封锁线从山外游击区背回一点粮食，只能保障部队最低需要，机关有时只能吃些高粱加黑豆皮磨的面蒸出的黑色饼子或苞米面掺豆腐渣的窝头糊口。老许同志按级别可以设小灶，但是他坚持和大家一起吃大灶，炊事员只在打菜时多给他一点。他时常工作到深夜，有时通宵，炊事员特为他烤点馒头片，这是惟一的与众不同的保健营养了。
他有一身较新的草绿色细布高干军装，只在去中央或分局等领导机关开会时才整整齐齐地穿上；平时只穿一身褪成黄色的旧军服，臀部和双膝还补上大块的补丁，自感舒适，也无人轻视嘲笑。
为了工作需要，他和警卫员、交通员们住在一处单独的老乡的院子里，房屋不大也不讲究，但收拾打扫得很整洁。组织上为他特备的两匹马算是最高级的代步交通工具了，一匹枣红色，一匹雪白色，他非常喜爱它们，有时亲自去踏、喂、刷洗、抚摸。但除了去延安外，从未骑过。反扫荡时他把马交给电台驮工具箱、文件箱，自己手持一根小棍，轻快地走在机关队列的前头，“胜似闲庭信步”。休息时他还要和大家开开玩笑，一点没有紧张疲倦的表现。他在生活中一贯开朗乐观，好开玩笑。夏天住在老乡的屋内闷热，蚊子又咬，睡不着，大家都悄悄爬上平平的房顶去睡觉，老许同志禁止，有时夜间亲自到各户检查。首先发觉的人就一户接一户地悄声转告“老许来了！”大家叽哩咕噜地爬下梯子到屋内装睡，等他走了，大家哈哈大笑一场。电台的小姑娘们和警卫员们休息时好围着他打扑克，有时好弄些鬼，他毫不放松，认真追究，引得大家争争吵吵，直到揪出作弊者为止，也弄得他拍手大笑一场，这样的笑话在生活中是常见的。
他利用二切空间和时间为大家创造体育运动的条件。在一个地方住得较久时，他支持青年们利用老乡的空闲时期的打谷场，竖起篮球架，组织篮球队，邀请对岸各局各部队来赛球。有时聂荣臻、彭真同志等也来观看鼓励，老乡也高兴地围看。冬季警卫员们在他的院子里围起土捻，倒了洗脸水，建起土滑冰场，没有冰鞋，大家就赛“出溜滑”。
他从那时起已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但从不利用职权伪自己或家属谋取任何私利。他从不运用个人的声望、功绩、威信、关系向组织请求或向下指令来达到个人或家属的欲望。他的第一位夫人刘桂兰同志是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他们在延安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因为随他到敌后工作不便，只好将孩子长期放在延安，无法照顾直至永别。刘桂兰同志把自己只当作机关中的普通一员，从不炫耀自己的光荣和功绩，从不以首长夫人自居或出面，忠诚地服从组织决定，默默无闻地为机关掌管机要工作，谦虚慈祥。全机关公认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革命大姐。1942年她不幸因病离世。他的第二位夫人方林同志，是我们研究室的资料组长，工作极其认真，又是党小组长，对全室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得很好，热诚直爽，关心每一位同志，大家都喜欢她，亲热地喊她“方林”。她和许部长结婚后，组织调她任分局保育院院长，变成了众多子女的妈妈、教师、家长和“保护神”。直到人城，当了直辖市的副市长夫人，她仍不攀官、不要权、不图名、不求利，坚持热爱儿童保育事业。她们从未享受过夫人的高贵富丽荣华和优遇，而像硕大的荷叶盖中的荷花一样自身散发着人们喜爱的清香。他们有6个子女，“文革”期间都经受了各种遭遇，后来都能各尽所能，也爱岗敬业，有所奉献，从不享受父母的荣誉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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