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犹如他走过的万里长征一般，山高水长，荆棘遍地，战火弥漫，前途凶险。他是如何走过这段历程的？他的一生，战争年代时要与凶恶的敌人浴血斗争，和平岁月中要应对上级与同志间的无谓猜疑、指责与争执，动乱时期要躲避红色阵营的过激行动，临到晚年，还要与病魔作痛苦的角力，他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从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湘江、四渡赤水、平型关、保卫八路军总部、淮海、渡江等战役，钟正明可谓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新中国成立初期便是团级干部，但为何解放后职务一直静止不变，直到后来才逐步调整为享受军级待遇？在他的人生画上句号之后，我们从头来审视他的漫长人生轨迹，通过他在晚年的回忆史料和家人的追溯，一一解开这些疑团。
上篇 红军不怕远征难1917年3月16日，我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杰村乡象形村（行政村）的一个叫周地村（自然村）的小山村里。父亲小名叫贵仁子，除了种田外，空闲时间就为村民们剃头。母亲生育了两儿两女，我姐姐七八岁时就给附近的一个地主家当童养媳，妹妹在6岁时也重复了同样的命运，弟弟在我参军前就病死了。
父亲曾收养过一个流浪儿，名叫林贵辉，比我大五、六岁，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剃头手艺，平时与我相处也很好。
1927年10月间，家乡的村民们纷纷传闻，说离家数百里处的井冈山，来了一批蓝眼睛、黄头发的怪物叫“朱毛”。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此在这里点燃。
1928年的春天，土地革命的星火传到了我的家乡，镇压恶霸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父亲的养子当上了家乡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父亲也被群众推荐当上了贫协代表，我也先后当过儿童团团长、少先队队长、共青团书记。
1933年我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只有16岁。
我的家乡兴国县，当时全县不过25万人口，就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在红军时期，兴国被称作是“模范县”，毛泽东当年称赞兴国人民创造了“第一等工
作”。毛泽东曾在兴国做过《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办过“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这里也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场之一。
1932年8月，中央苏区在兴国城郊筲箕窝组建了兴国模范师，人员都是从兴国各地的少先队、赤卫军中挑选出来的优秀分子组成，全师7000余人，下辖5个团，1个特务营。
1933年5月，在江西军区的动员下，兴国模范师全师集体报名参加红军。6月6日，在筲箕窝检阅台广场，接受红军总政治部驻兴国扩红队长罗荣桓、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的检阅，并接受陈毅代表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军旗。
为了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我们抓紧在后方参加军事训练。那时部队训练条件很差，没有枪械弹药，就用梭镖、棍棒代替。部队从兴国调到秦和后，一个班发了三支汉阳造，但没有子弹。休息的时候，整个班集中起来，观摩老兵对枪械的解剖，之后，轮流发到每个人手里使用三天，熟悉使用方法。
之后，我们调到了瑞金，在这里又训练了三个月。五月，朱德来到部队给我们训话，大意为：兴国模范师改编为少共国际师，经过前一阶段的军事训练，大家都要学会打仗，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每个士兵都发了枪，配有3发子弹。部队出发到了广东边界，未与敌军接触便又回头，从广昌又到上饶附近，打算与方志敏部队会合，之后又奉令调回到于都，跟中央红军会师。1934年10月，我随部队从江西于都出发，在王姆渡过河开始长征。
我参加红军的时候，身高只有1.4米，行军时枪柄都拖在地上。红军北上长征前，师政委何长工当时下令调11连的干事来当警卫员，文书忙中出错，调了10连的干事钟正明。何长工见了我连声说：错了，错了。”我连声说：首长，既然错了，那我就回去。”何长工说：既然来了，就不要再走了。”阴差阳错，我成了何长工的警卫员。
我们师此时尚有四个团，全师大部分都是以红小鬼组成，其中有两个团是主力团，年龄大、力气大，那时刚开始长征，中央机关大搬家，什么发电机、印钞机、x光机和银元等财产进行大转移，都是由我们部队负责运送的，就是为了运送这些笨重的“坛坛罐罐”，延误了转移时机，让红军付出了十分重大的伤亡代价。
我们师负责保卫湘江。此时，国民党40万军队对红军疯狂地进行围追堵截，飞机轮番进行轰炸。
湘江不是很宽，江水却非常湍急，虽然只有半人高的水位，但水底铺满了大石头，石头上又长满了厚厚的青苔，难以立足，稍一不慎，便会被激流冲走。此时几十万敌人压过来，已容不得红军架桥。红军在湘江上拉起了拳头粗的绳子，战士们一一拽绳而过。这时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疯狂扫射，绳子不断被子弹打断，许多战士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中。
当时周恩来对朱德讲，少共国际师一定要在12月2日之前渡过湘江。因为湘江东边还有四个军，后来朱德就命令：李参谋，你赶快把周主席和我的命令传下去，跟彭绍辉、何长工讲清楚，你们在12月2号必须过完湘江。讲这段话的当时，我与他们也就间隔十几步，听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此时也在旁边。后来这一命令得到了及时贯彻，我们于12月1日过了江。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从8万多人减少到5万多人。
过湘江时，我只有17岁，个子矮小瘦弱，何长工政委命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我过江，并对我说：小鬼，你要抓紧担架扶手，不然抬的人深一脚浅一脚走不稳，你会掉下江喂鱼的。”其时，何长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腿负伤尚未痊愈。首长对我这个小警卫员的关心爱护，使我终身难忘。
40分钟的时间，我们到达了湘江的彼岸，身后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继我们师之后担任掩护部队过江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的战士未能过江，全部牺牲在湘江边，战友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之水。
部队到了贵州的山界山边上的黎平（今属贵州六盘水市），在那里休整了三天。中央政治局在此地开了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确定前进方向为贵州的遵义地区，整编部队，撤销八军团，把中央模范师归到五军团。中央确定我们军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我们又从黎平出发，到了乌江边上。先头部队是林彪一军团的一团，团长杨得志率部队突破乌江，一举拿下了遵义城。
中央红军在此地住了一个星期，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上，纠正了原来的中央和红军领导层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重大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作战原则，形成了新的中央领导层和军事领导层，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班子中来。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北进军，准备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在四川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此时国民党四十余万军队驻扎在宜宾和重庆之间，扼守娄山关。红军就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与敌人发生激战，把敌人两个师全部消灭。娄山关之战是长征以来，在毛泽东军事路线指导下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为了占领娄山关，我们急行军一天一夜。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很多战士都没有鞋穿，我赤着脚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脚底都戳烂了，水泡一个连着一个。战斗结束后，卫生员用马尾巴的毛给我穿水泡，三天后，我们又继续跟随大部队北上。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令敌人疲于奔命，完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我在二渡赤水时，第二次患了疟疾病。行军途中，我的身体被不时发作的疟疾折磨，实在走不动了，何长工政委关照战友照顾我，他们背着沉重的武器，怎么能帮助我呢？炊事员给了我一把有长柄的铲子让我拄着走，但我还是坚持不住掉队了。在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我实在是撑不了，就躺在路边。眼看着部队就要走完了，这时过来一位首长，俯身摸了摸我的额头，发现我正在发着高烧，问明我是在打摆子后，便问卫生员，还有没有奎宁？卫生员回答说，没有了。首长就命令卫生员去找团长要药，结果找来了几片奎宁药片让我服下。这在当时恶劣条件下，药品真是比黄金还要贵重啊！首长命令两位大个子战士将枪交给其他战士背，让他们空手架着我腾云驾雾般地走了3天，连队里还剩下最后一点药品，也给我一人吃完了，三个星期之后病终于治好了。
如果不是遇到这位首长，我是必死无疑了，这是我在长征路上的第一次化险为夷。这位救我的首长是五军团十三师三十八团二营营长饶子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之后，经过天全、芦山、宝兴等地，进入川康边境。
6月，我们的部队行军到达夹金山。这座山海拔4000多米，山下是热腾腾的夏天，半山腰是春意盎然，而山顶却是冰天雪地的冬天，不停下着大雪，积雪终年不化。据当地老百姓说，早晨5点上山，下午4点才能到达山顶，从山顶通向另一个顶峰，要走过一条横路，中间有一个活风口，风力足有十二、三级，一般人赤手空拳是难以通过的。翻越雪山时，红军战士们只能手拉手地挨个攀着路旁的雪树艰难前进，不时有身体单薄的战士被大风吹倒，从山顶上滚落下去。
红军要越过的草地，到处是沼泽地，很多地方水深过膝盖，有些地方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愈是挣扎愈是下陷得快，眨眼间不知道有多少红军陷入沼泽牺牲了。
草地里的气候千变万化。早晨还是好端端的艳阳高照，中午突然乌云压顶，暴雨、冰雹倾盆而下，有的冰雹大如乒乓球，砸在战士的头上，立即砸出一个血疱来，战士们只好把背包、洗脸盆顶在头上，阻挡冰雹的袭击。
一下暴雨，草地上的白河水便涨起来，水急浪大，迫使战士在河边等了整整一天一夜。
过草地时，由于粮食不足，红军只得挖野菜充饥，许多战士误食了有毒的野菜而白白地送了命。后继部队则连野菜也找不到，只得把牛皮带、枪皮套、破牛皮鞋用水泡了煮着吃。
我在过草地之前，惟一的任务就是找粮食，可是一连三天都没有觅到一粒粮食。连长叫炊事员给了我3斤生牛肉，跟着部队从毛尔盖出发，进入草地。一天下来，人又乏又饿，到了开饭的时间，我把那块牛肉拿出来，放在火上烤了半天，虽然外面烤得焦黑，但里面仍是生的。我使劲咬了一口，勉强吞了下去，再看看手中的那块牛肉，顿时翻胃了，那牛肉的白筋暴露着，血还鲜红的。但为了继续前进，不得不吃，于是我又使劲咬了一口，筋筋绊绊地裹在嘴里，使劲一口吞咽下去，但是那块牛肉却不上不下地卡在我的咽喉深处。此时，气也喘不上，话也说不得，脸色发紫，眼睛向上翻白，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排长看了，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毛病，当时连队没有担架，也没有马匹，排长无奈地对另一个战士说：你留在这儿看着，等到部队走完时，如果他还是起不来，就把他的背包和枪解下来带走。”我一听此言，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心想，我躺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这时候，部队继续前进的军号响起来了，眼看着一个个战友从我身边走过，心里越想越着急，当殿后的炊事班走过身边时，我灵光一闪，异常艰难地抬起手，指指身上的洋瓷碗，又指指不远处的小河。身边守候的那个战士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他马上盛来了满满的一碗水，把我扶起身来，喂着我喝水。我含着满满的一口水，用劲往下一咽，谢天谢地，借助水的润滑作用，那块塞在咽喉的牛肉终于被我咽了下去。这是我在长征路上第二次化险为夷。
3斤牛肉在过草地的时候，只对付了3天，有干粮的战士也断了粮，此时能吃的只剩下树皮、野菜和皮鞋。草地里也不是随处都可以见到树木，也不是每棵树的树皮都能咽下肚。野草倒是一路都是，但是大批部队经过之后，连青草也越来越难找，寻找半天才能喝上一点野菜汤。后来便是吃我们脚上穿的皮鞋，放在火上一烤，成了焦黑一团，闻起来倒还有真有一股烧糊了的肉味，皮鞋吃完了吃皮带、吃皮枪套。没了皮带，那时我们红军每人就用一根麻绳系裤子。有一次大雨过后，我们在行军途中，突然发现路上有一撮一撮的青稞麦，大家连忙拣起来放到河里一洗，一口吞下肚去，后来一打嗝，一股大便的臭味便从胃里泛了上来。此时方才明白，我吃下去的青稞，是前面战士的排泄物。
草地的生活都要以班为单位，一个班五六个人，一起行军，一起找野菜，一起挤进帐篷睡觉。草地潮湿，红军战士睡觉十分艰难。五六个战士把几条被单连在一起当帐篷遮雨挡风，大家背靠背地围成一圈，伏在自己的膝盖上进入梦乡。熟睡的战士身体稍一动，便歪倒在草地上，其他的战士便也跟着倒在草地上。
清晨被军号惊醒，起身时推推身边的战友，有的已经僵硬多时。
在草地的长征路上，战友的遗体很多，日晒雨淋，加上天上的乌鸦飞来啄食，很快就成了一堆堆白骨，有的七八个战士死在一块，武器还在，但后面的战士走过来，谁也没有力气带走这些武器。战友们看着这种情况，情不自禁地就流下了眼泪。连长站在一旁吼道：哭什么？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赶快走出草地，为牺牲的战友报仇！”经过6天6夜的艰难跋涉，同志们的脚终于踩在了坚实的土地上。当战士们回望草地之时，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自豪和喜悦的泪花。
1936年5～6月间，部队到达甘肃省的岷县，我们奉命去打前站，筹粮并安排住宿。走到半山腰时，遭遇到少数民族区域反动土匪的袭击。敌人使用的是毛瑟枪，子弹弹头大，我腿上被掀开一大块肉。当时有几名战士同时受了伤。没有治疗条件，没有药品，只能用盐水洗伤口消毒，部队再用担架把我们抬到汉人区，后来又集中到设在离岷县5、6里路小山沟里的军部医院。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大部队开拔了，把我们3000多名伤兵员丢下了。第二天，有一个当过营部文书的伤员动员大家撤离，他对大家说：与其在这里等死，还不如向前走，找部队去，就是死了也值得。”他的话有很大的鼓动性，当时能行走的有300多名轻伤员，就起身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踪迹继续前进，我和同志们踏上了追赶大部队的艰难路程。
行军的第一天，我们只走了三里路，就有80多人掉队了。我的伤口没有药治，化脓生了蛆，腐肉发出的阵阵臭味令人难以忍受。
一天，我们在山上艰难地走着，看到山下有个圩子，大家饿得支持不住了，很想下去搞点吃的，但又怕圩子里有民团。走到山下要过一条河才能进入圩子，就在这里，我们遭遇到国民党的保安团。撤退时，他们从我们身后的山上打来密集的子弹，又有30多位伤病员牺牲在这里。
一路上，我们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沿途的老百姓也都穷苦不堪，加上对红军又不甚了解，乞讨无门，而且还会不断遇到土匪、民团的骚扰。
一天，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里，大家分头去找吃的，这就是分头去讨饭了。我来到一个地主家，这家地主生的都是闺女，见我年纪小，询问了我的家是哪里等情况，想收留我做他家的儿子。我心里想，我是红军战士，共产党员，怎么能做地主的儿子？正在这时，战友们见我还没归队，就来寻找，见了我拉了就走。
我是在1936年的冬天，到达陕北与甘肃交界的李旺镇的。
我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掉队人员，从岷县军部医院出发时还有三百来号人，如今，只剩下我和一位四川的同志，他是四方面军的，年纪与我相仿。
在镇子上，我们坐在路边的石板上，下了一天半的雪，此刻终于停下了，并已开始融化了。
这时，有位红军干部模样的同志牵着马路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的供给部长魏挺槐，我俩就跟着他到了后勤部，安排我们到马夫班休息。
第三天，师部来了通知，查问有哪个部队收容了四方面军的掉队人员？同时强调，为了加强部队之间的友谊，是四方面军的人，还要动员他归队。供给部接到通知后，便将我们送到师部。
七十八师的师长是韩先楚，政委是崔田民。在师部，政委崔田民先和我们谈话。他说，你们是红四方面军掉队的，你们还应当回到红四方面军去。我当时即讲，我原来不是红四方面军的，我以前是中央红军五军团的。他说，我不管，你是红四方面军来的，就要回红四方面军去。我说，我不回去，坚决不回去。
政委见到我如此倔强，便转头征求师长的意见，韩先楚发话说，既然他原先就是中央红军的，现在又不肯走，那就留下来吧。按理他要回到五军团去，但五军团现在已经过了黄河，那就留在我们部队吧。
于是，我又回到了供给部，那位同志则归队去了红四方面军。
之后，我们部队转移到甘肃的民权县（现属武威市）。这时，部队逐级传达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抓的消息。
“西安事变”结束之后，部队又回到甘肃的西风镇，整训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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