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林回忆平禹县的抗日斗争

msh.0614 发表于2016-08-28 18:11:35
抗日战争时期,平禹县位于平(原)、禹(城)、临(邑)、陵(县)四县边界处,南自禹城县城起沿津浦铁路经平原北至陵县,向东经凤凰店、盘河到临邑县城,再由临邑县城向西南经营子、兴隆直到禹城,共设八个抗日区政府,其形状象一张扑克牌的模样。当时常在县内活动的人民武装有八路军115师教导第六旋十七团三营、平禹县大队和各区区中队,另外还有游击队、游击小组、民兵基干队等。
这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周折。由于平禹县处在津浦铁路中段,对敌交通威胁很大,因此敌人除占据平禹、临陵四县外,还在交通沿线设立了许多据点,开挖了一道道封锁沟。1942年底,敌人在平禹、临陵(包括四县城)边沿地带共设据点50余个,其中较大的有8个,中等的8个(驻伪军中队),小据点和岗楼30余个,还在陵县至盘河经辛集至兴隆及铁路沿线的何家寺、马腰务、水务等据点设立了伪区公所、维持会、警察所,以及乡公所、伪保长、秘密情报员。当时驻在这一带的日、伪、顽军及特务、土匪、杂团等反动势力约有3万余人。他们采取分进夹击、铁壁合围战术,对我抗 日根据地频繁进行“扫荡”,一度使抗日力量受到较大损失,我军活动范围缩小了,抗日政府管辖的村子也少了。敌人叫嚷:一定把八路赶出平禹,使我根据地变成他们的所谓治安模范区。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我十七团三营改编为平禹县大队,连队改成小队,重新恢复和建立区小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利用有利时机打击小股之敌。1943年8月份,又成立了平禹县敌工站,我任站长。1944年初,县敌工站改为县委敌工部,在各敌伪据点设立了联络员和联络站长。敌工部部长是蔡甫,我任副部长。敌工部、敌工站由军分区首长和县委双层领导。各区站和各据点的联络员由县大队首长和区党委双层领导。有了比较严密的组织和健全的领导机构,我们便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开展政治攻势 分化瓦解敌伪组织
当时,我们经常做的一件工作,就是召开各村伪保长和伪联络员 (情报员)会议,教育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假资敌真抗日,给敌人送假情报,并利用给敌人送情报的机会了解敌情,向我军报告。并指明,死心塌地甘当汉奸、卖国贼,会受到人民惩罚;为抗日做好事,会受到人民谅解和欢迎,立功者还会受奖。经过宣传教育,绝大多数伪保长、伪情报员立场有了转变,为我所用,有的逐渐变成了我们的同志。当然,也有少数顽固派,表面对我们说好话,暗中却向敌人泄密,使我们的同志被捕、被杀,使我们埋藏的公粮、服装和布匹 被敌抢走。对这种人,我们就坚决镇压。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更多的人向我们靠拢,敌人的耳目切断了,消息不灵了,有的还听信假情 报而受损失。
随着形势的好转,我们还对敌各据点展开了政治攻势,向据点的伪军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并宣布我们替每个伪军、伪组织人员都建立了生死簿,立大功者点大红点,立小功者点小红点;做大坏事点大黑点,做了一般坏事点一个小黑点。自开展政治攻势后,各个伪军据点岗楼里的伪军、伪乡长、伪警长、伪警察,还有个别敌宪兵队的特务来找我工作人员,打听他的黑点有多少,红点有多少。如平原县前后仓伪军据点中有一个姓王的伪军,有一天找到我,一定要看看他名下有多少红点和黑点。当他看到自己名下有个大红点时,高兴地说:“今后我要多做好事,争取更多的红点。”何家寺据点有个姓梁的伪警,有敲诈民财行为,有时也作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好事。如我们一个侦察员不慎被俘,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情况下,这个伪警积极想办法把我侦察员放回来,他曾几次给我们买药品和子弹。根据他的情况,我给他 记了一个黑点三个红点。他看了之后,吓得直给我叩头,并哀求说:“我的黑点还能去掉吗?”我说:“黑点是不能去掉了,但是多做好事,多增红点,可以将功折罪。”他这才放心地站起来说:“今后我再也不做缺德事了。”

大胆派遣 打入敌人内部
为了把对敌斗争引向深入,切实掌握敌人动态,我们作了些派遣打入工作。经过三年的工作,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六名,在敌内部发展党员四名,他们分别在敌人内部担任伪副区长、情报司书、班长、传令兵等。被派入的同志,在敌人内部隐蔽地开展工作,起了多方面的作用。
经过我们的努力,大部分敌伪据点都有了我们的关系,使我们对每个据点的人数、枪支、战斗力和头目的姓名、个性做到了了如指掌。虽然敌据点林立,公路、岗楼密如蛛网,但是由于有派入的同志和同情抗日的敌伪人员的暗中保护,我少数部队和抗日军政人员在敌据点间隙中照常坚持活动。到了大反攻时期,这些关系对拔除敌据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拔除水务街伪军据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1943年初,为扩大我根据地,县委决定拔除水务据点。水务据点共有六个伪军班长,我们已掌握了五个。在行动之前,我们把主持工作的小队长阎世华叫出来,向他交待了我们拔除该据点的打算。他说:“郭中队长不在家,此事我做不了主。”我说:“郭不在家,不是以你为主吗?”阎一看我和县大队陈政委的态度,不敢再说不同意的话了。
为了拖延时间他又说:“我个人好办,不知几个班长怎样。”他这么说,正中我们下怀。我说:咱们一起把你们的班长叫出来商量行吗?”他听后得意地说:“可以,马上就走。”他以为这样就可以给他解围了,哪知道几个班长都已做好了准备,在据点的门口等着呢。阎向班长们说:“八路军想把咱们这个据点拔掉,郭队长不在家,你们同意 吗?” 那几个班长一致回答:“只要阎队长同意,我们立刻开放吊桥迎接八路。”阎做梦也未想到班长们这样齐心。他在走投无路,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被迫投降我军。敌人缴械之后,我们按照党的政策,对班长和士兵说明愿回家发给路费,开通行证。直到现在阎仍还保存着当年给他的通行证。
接着,我们又出其不意,利用敌人内部关系,顺利攻克了陵县经盘河至辛集公路沿线的伪军据点,打通了平禹县至匡五县(今陵县)的联系。

里应外合 智取何家寺
何家寺据点内有六座大楼,南楼院内有平房40余间,有伪队长邱万章和部下伪军100余人;东北楼两座,院内平房40余间,住有伪小队40余人。伪警察20余人;西北楼两座,院内平房40余间,住有伪区部和伪区中队约有100余人。该据点建立时间长,人数也多,机构编制比较健全,除伪队长、伪区公所、伪警察所、维持会外,还有宪兵队、情报队、特务队等。当时我军力量不过300人,另有一部分战斗力较弱的区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强攻很难取胜。我便制定了一个里应外合夺取该据点的计划,并向在敌人内部作情报员的张玉祥同志交代了任务,让他首先取得伪中队长邱万章的信任,同时找一个可以利用的助手。张玉祥利用他在敌部任情报员的便利条件,从两个伪乡公所拿了几万元伪钞交给邱万章。此时已是夜晚九点多钟了,邱对张怀疑地问道:“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张回答说:“从两个乡公所催来的欠款。”张玉祥又立即找到被利用的对象张金华,要他为解放何家寺据点做点事。张金华开始有些疑虑,张玉祥耐心对他进行教育说:“帮助八路军解放这个据点,对乡亲们是好事,你也能摘掉当汉奸的帽子。”说到这里,张金华表示说:“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当天晚上,张金华不参加赌博,主动把站岗的任务包下来。我们还利用张金华吸毒的习惯,给了他几包白面(海洛因),他的精神更呆了。安排好后,张玉祥告诉张金华今夜12点行动,规定了联络暗号。张金华接受任务后,即带上枪和两挂手榴弹上了楼,并向北楼和西楼喊“平安无事”。我军第一梯队和张金华联系好后,立即爬过大沟,顺梯子爬上楼去。爬墙声和楼顶上的脚步声惊动了楼下赌博的敌人,伪军中队长邱万章说:“不好,屋顶有人!”随即拿起枪向外冲。张金华迅速向下投了两枚手榴弹,当场炸伤了几人。他们见势不妙,龟缩在屋内不敢出来。此时,我军第一梯队已全部上去,把每一个垛口处都控制了。我们喊了一阵话,他们感到自己已成瓮中之鳖,再挣扎也没有好下场,于是一个个把枪丢到大院里。我军把他们集中起来,清点了枪支和人数。邱万章出面承认自己是伪军中队长,并愿领着我军到北楼下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迫于我们的压力,加上我内线关系的鼓动,北楼和西北楼的敌人都乖乖地向我交了械。此次战斗未放一枪,从开始到结束总共两个半小时,缴获长枪200余支,还放回了被汉奸抓的民工民伕和被抢的数十头牲畜。当地的人民群众说:八路没费一枪一弹,就把何家寺据点拿下了,真是神兵啊!"

为民除害 消灭土匪团
我们除和日军汉奸斗争外,还要和危害抗日的土匪团斗争。平禹县北部边缘地区有曹五旋的王树堂、李洪祖、程宝树,西部沿铁路线有刘宝忠团、谢华武团,东部有辛店的储团,还有李白辛的谢团。他们对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除抢掠财物外,还杀害我抗日工作人员。我党我军为了团结抗战,对他们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他们遵守国共两党一致对外,互不做危害抗日活动的规定。对罪大恶极、屡教不改的土匪团则坚决进行打击。1943年元旦,我军经过详细侦察,了解到李洪祖、程宝树正住在张基家村。我部首长即决定消灭这股一贯破坏抗战的顽固派,令基干营的四个连队和三营的三个连队,还有部分县、区武装,下午一时将该土匪团包围。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将敌匪全部消灭,李洪祖、程宝树被击毙。这次战斗,计俘敌200余人,缴获步枪约200支,赶集的群众都跑来看热闹,都说打得好,为人民除了一害。
经过几年的斗争,我们积小胜为大胜,共拔除据点和岗楼20余处, 消灭敌伪2,000余人,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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