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定后方秩序，建立巩固政权，发动群众进行社会改革，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根据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6页)的指示，第四野战军首长决定以部分主力部队在刚解放的新区担负起建设政权、剿灭匪患的任务。
我46军和47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分别接受了经营湘南和湘西的光荣任务。
湘南是指衡阳、邵阳、零陵，郴州4个地区，共辖32个县，人口约千余万。地处湘桂、粤汉两大交通要冲。湘江、资水贯穿其间。水陆交通方便，四通八达。湘南因与广东，广西接壤，故在主要战场转入广西后，随着战略局势的转变，一跃而成为我进军大西南的重要补给基地。国民党反动派溃退出湖南时，曾有计划，有组织地潜留了大批所谓“敌后武装与恶霸，惯匪相勾结，烧杀抢掠，破坏交通，杀害我工作人员，破坏革命政权的建立。
当时，活动于湘南地区的匪特约35000名，百人以上的股匪达56股。其中，千人以上者有7股，500以上者10股。除了大批的土匪武装外，还有万余名游杂武装。这些游杂武装成份极为复杂，大部分是国民党在乡军官，当地豪绅地主和野心家，为了扩张势力，搜罗地痞流氓，散兵游勇所组成的地方反动武装。因慑于我军威力，他们暂不敢轻举妄动，企图保存实力，准备伺机再起。对这些游杂武装处理不当，就会使他们流窜为匪，遗祸人民，对我建设政权和进行社会改革亦是很大障碍。
当时，湘南人民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匪特的血腥恐怖和谣言煽惑下，对我党政策一时还认识不清。——般群众由于有顾虑，不敢接近我军。而人民政权还未普遍建立，有的虽建立起来，但基础还不够巩固。封建势力及各种反动组织依然存在，乡村地主阶级仍握有实权，欺压人民，作威作福，广大劳苦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鉴此，为了开辟湘南，根除匪患，支援广西作战与进军大西南，我军于1949年11月12日，奉中南局、第四野战军首长的命令，留湘南地区担负剿匪与发动群众的任务。我军接受任务后，在原地进行了思想动员，把指战员准备入桂作战的高昂战斗情绪转到执行剿匪任务上来。
11月中旬，军部进驻衡阳市，成立了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警个司令部。我(李)兼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杨梅生兼任警备司令员，衡阳市长毛远耀兼任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为了加强湘南地区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奉中南局指示，以我军军党委为主体，吸收部分地方党政同志，组成了湘南党政军委员会。我(李)担任书记，负责全面领导湘南地区党、政，军各项工作。此外，为了加强湘南剿匪工作的领导，成立了湘南剿匪指挥部。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副军长杨梅生，副政委段德彰分别兼任湘南剿匪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兼湘南剿匪指挥部司令部、政治部。
当时，第四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离衡阳返回汉口，司令员林彪曾召集我军团以上干部开会，就我军进驻汛南后的工作讲了话。12兵团肖劲光司令员，也到衡阳对我们讲了话。11月16日召开了军党委会，研究了湘南地区的社会民情，作出了经营湘南的决议案。11月21日，在衡川市召开了湘南党政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明确了在剿匪中要以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密切结合为方针，分为；军事进剿大的股匪，收编游杂武装，分散驻剿，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消灭残匪3个阶段。剿匪的政策是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剿匪战术上，强调贯彻“每战必胜，每打必歼'的原则。要求部队在剿匪中要有高度的灵活性，不错过战机，善于出敌不意，实行远距离奔袭，发扬猛追猛打的战斗作风。强调剿匪必须与发动群众密切结合，号召部队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地影响群众，扩大我军声誉。要求人人重视群众工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组成广泛的农村统一战线。这两次会议，充分地分析了湘南地区当时的情况，贯彻了上级指示，明确了剿匪的方针和任务，具体研究确定了剿匪的步骤，方法，为圆满完成剿匪任务，作好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詹才芳 李中权回忆挺进中南华南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