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下旬，长春被围之敌穷途末路，妄图突围，逃出我包围。我军为消灭敌人于突围途中，决定活抓一名知情的敌人，查清敌人的突围计划。
那时，我们独立第八师是围城部队之一。我当时在师侦察科当侦察参谋，我们的科长王忠同志，领着我化装潜入长春市内，活捉了敌人一名上校旅参谋长，即后来被上级誉为“虎口拔牙”的侦查行动。
在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的早晨，师侦查科长王忠穿上国民党中校军服，我穿上士兵军服，作为他的勤务兵。我俩大摇大摆地来到双方都出没的中间地带——八里堡。只见在一处铁匠铺门前，有两个国民党兵牵着两匹备着鞍子的马，与房主争吵，王忠科长示意我前去借马。
我走上前道：“两位弟兄，哪部分的？”那个高个子一看我身后的“中校”，马上谦卑地答道：“二道河子团管区的”。
我问：“为啥和老百姓吵闹？”他答：“我们在这挂了两副马掌。”王忠科长上前打了他一耳光子：“不给钱，是不？他妈的，国军的声誉都叫你们这些杂牌给败坏了！”他转向我：“勤务兵，把马带上走！让这两个混蛋回去报告他的头子，下午三点到兵团部见杨参座。”我俩跳上马，飞奔而去，两个家伙站在那里傻了眼。
我俩在长春市内大街上转了约五个小时，虽然遇上一个敌五十二师一团团长叫胡家驹的，但王忠科长与他胡乱寒喧一阵子，见无机会下手，就离开了。
我们赶到伊通河方向，远望东大桥桥头，敌人设了障碍，增加了岗哨，来往行人被盘问，我们的归路被切断了。王忠科长对我说：“这是对我们来的！”。
我俩很快拐进一条小巷，王忠科长从腰中掏出两个“警备司令部稽查”的袖标。和两枚上校肩章戴上。因为前天获悉敌人为“肃正军纪”，从沈阳调来一名叫赵谱的军统特务，任稽查处长。王忠科长正好利用他初来乍到，互不熟悉的特点，装成是赵谱出来稽查。
我们正在大街上巡视，一名上尉前来查问王忠的军官证件。我告诉他：“这是新调来的稽查处赵处长”，他就恭恭敬敬送我们上路了。
太阳西下，我们尚未找到目标。我俩骑马信步来到一条巷子，只见从一扇门中出来两个妖艳的女人，扶着一个醉熏熏的国民党上校军官，后面还跟着一个勤务兵，一看便知这里是妓院。从服装和番号上看出，这是国民党的杂牌军。
我们上前去拦住他的去路，对方看到我们是“稽查”，就很客气地问我们是哪部分的，我上前说：“这位是东北总部派到警司的稽查处赵处长”。这位醉酒上校自称是保安旅副参谋长名叫杨森。
王忠科长说：“国军纪律败坏，就是你们这些军官带头干的，跟我到警司去！”杨森低头哈腰地说：“旅部离这不远，请到旅部一叙。”王忠科长一边应付他，一边往东走。杨森支开勤务兵，跟着往东走到伊通河铁路桥下，他掏出一沓钞票又摘下手表，塞到我手里。
王忠科长指着二百米外东大桥问：“那些警戒是你旅的吗？”他说是他们一团三营八连的，很快就要交给五十二师了。
忽的，王忠科长用枪顶着他的后背，我迅速下了他的枪，退出子弹后又装在他的枪套里，把刚才给的钞票和手表还他。我们软硬兼施，用生死两条路，逼着他按我们的要求行动。他知道我俩就是他们要捕捉的共军谍报人员后，吓得混身发抖。
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向桥头走来。我牵着马跟在他们后面走，桥头警戒见他们的上司杨参座来了，敬礼迎接。杨森介绍了赵处长后，就要了他们通讯用的那匹马，三人准备骑着马继续向前巡视。
突然桥头对面有人高喊：“等一等！站住！”只见有七、八个国民党官兵，持枪冲向桥跑来。王忠科长不慌不忙的说：“有事等我们回来再说。”他带着杨森就打马往前急行。我在后面应付着来人。见王忠科长带着杨森走到桥中间，我很快跟上去。追来的一个少校向空中鸣枪示警，不让我们走。正在此时，王忠科长拨马回来说：“许克勤，你竞敢如此狂妄，回头我找李青师长和你算帐。”他又向我说，不理他，走！就慢悠悠地走了。我收起枪，向他招手告别。这位许营长还懵在那里。下了桥，我们打马飞奔。当敌人回过神追过桥时，我们已拐弯到东站了。
到了八里堡，我们估计大批追兵会出现在背后，王忠科长决定，转道向南，把追敌甩掉。我们就向鲇鱼沟（敌二十一师防区）奔去，打算从兄弟部队阵地返回。
我们刚拐进一条街，突然从前面小院落中走出两个老百姓。我们正警惕地握紧手中枪，只听前面那人说：“王科长，果然是你们，我们听到东站有枪声，就估计你们可能在这一带”。来者是我侦查连二排长李富海和侦查员刘喜廷。原来师里章申参谋长见我们潜入市内时间过长，不放心，亲自交代两位侦查员到八里堡、东站一带寻找我们，并指示前沿部队组织小分队，遇有情况，出击接应。
我们进入小院，换掉国民党军装，我们扮成逃难难民，来到小红楼卡哨，杨森把行贿我们的那沓钞票塞给了守卡少尉。我们顺利出卡了。
正在此时，许克勤带领一卡车士兵赶来，我们已藏入蒿草丛中，我前沿部队用火力掩护我们顺利归来。就这样，杨参座成为我们用枪请来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