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以后，我游击小部队怀着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冒着生命危险，付出重大牺牲，搜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经济情报，提供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
我们之所以能进行有效侦察，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的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熟悉东北的敌情、地貌，有游击战的经验。在侦察技术上，经过有组织的训练，人人都能跳伞、会攀登、会游泳和滑雪，部分同志会使用电台收发报、会照像、能测绘、制图、爆破等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消灭日寇、还我河山、视死如归的赤子之心。
当时侦察手段主要靠深入敌后，利用东北山高林密的隐蔽地形，长期潜伏，利用无线电技术侦察、侦听、侦收、测向，也不放弃武装侦察和火力侦察。经常在当地地下党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渗入敌人部署的区域或暴露的目标中进行侦察，有时还伺机捕捉俘虏，经常化装日伪军或劳工打入敌人内部，获得敌方情报。在军事情报中，我们对日寇十七个筑垒区的军事意图，，敌人沿边界线的一些军事设施，如码头、飞机场、飞机架数、机库数量、伪装情况，都能基本掌握。在经济情报中，我们对日寇在东北的主要军工厂、交通、矿山的规模、日军医院、多少张病床，以及日寇对中国工人农民的法西斯统治，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还将东北的地理、地貌与日军兵力部署的情况制成各类图表。总之，凡是对军事行动有重大影响的情报，都是我们所侦察的项目。为此我们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我清楚记得，当时由我军供给苏军的各种情报，与苏军从各种渠道收集的情报一起，分门别类制成手册，连同标有敌人防御工事的地图，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份发至苏军连以上的军官人手一册。苏军能在远东战场上，在极其艰难的地理条件下和广阔的区域内，能够击破精锐的日本关东军防线，是同我国抗日联军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分不开的。对此，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辛克元帅（原文如此，应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阿帕纳辛科为教导旅成立时的苏军远东大将总司令，已于1943年牺牲于苏德战场——引者注），曾十分激动地向周保中说：“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情报，佩服中国的英雄们！”（作者为抗联老战士、周保中将军夫人王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