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器材基地的建设
1945年11月上旬，我到了东北局东总所在地——沈阳。通信联络处处长段子俊同志向我介绍了处里的情况。他说：根据中央书记处关于《整理通信机要工作指示》精神，东北地区的通信工作主要抓好筹措通信器材，建立电信工业，调配和培养通信干部，转接好进入东北部队的联络关系，迅速组织起无线电通信网络。我们研究了全处的工作，并作了分工，段处长和通信科徐明德科长以主要精力组织进入东北各部队的通信联络，准备迎击国民党的进攻；我和总务科长席柳溪，接替段处长组织起来的摊摊，继续筹集通信器材，建设后方通信器材生产基地。
伍修权参谋长找我谈话，他说：各解放区派出部队，都是轻装疾进的，已陆续到达东北。你们必须大力筹集通信器材，装备这些部队。这既是当务之急，也是战略准备，一定要搞好。为此，我进入沈阳就组织人员收集通信器材，首先接收了伪满电话电报局、广播电台、通信器材厂和一些仓库，弄到了一批通信器材，仅从伪满通信器材厂弄到的日式电台就有三千多部，都及时补充了部队。11月16日，山海关失守，战势紧张，伍参谋长召集各处领导开会，部署东总撤出沈阳的问题。他明确要求通信联络处既要保障通信指挥不间断，又要将收集的通信器材迅速运往通化后方基地。会后，我组织人员先用火车、后用马车，分两批把通信器材全部运到通化。
我军进入东北之初，在筹措通信器材上遇到了不少难题，主要是电话线、干电池奇缺，满足不了部队的需要。为解决这个难题，我们派人到朝鲜、大连（苏军管辖特区）购买。因交通阻断，运输困难，远水不解近渴。我又派懂俄语的松江军区通信科长王庆才到哈尔滨一带，从一些“白俄”（十月革命后来到东北的俄国人）手中购买电话线，解了部队燃眉之急。我再派从延安来的电台报务主任赵景琪到牡丹江地区筹建电池厂，并很快研究试制出耐低温的干电池，保证了部队的需要。
总部移到本溪（11月25日）后，根据林彪司令员12月19日《关于加强军需建设》的电报指示精神，通信联络处即着手筹建通信器材工厂。由总务科长席柳溪、协理员夏仁儒、会计王强、材料员赵材德等组成通信器工厂筹备组，在通化选址建厂。后因战争形势变化，工厂又迁到龙井、呼兰、汤原等地继续筹建，直到1946年8月在黑龙江省东安正式建成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通信器材厂。为了加强对工厂的领导，我们选派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通信处副处长程明升兼厂长，材料科长罗兴英任政委，周建南任总工程师（后为厂长），席柳溪、晋川任副厂长。他们艰苦奋斗，在修理破旧通信器材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只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生产出新产品。到1947年底，工厂向部队提供手摇马达一百三十部（另修七十九部）、收发报机一百八十八部（另修一百九十八部）、电话单机七十六部、总机二十一部、干电池八万五千多只和电话线六十七万多米，解决了通信器材缺乏的困难。
为了充分发挥通信器材的作用，我们制订了“统一筹划，分散管理，集中保管，适当分配”的管理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东满、南满和冀察热辽等军区成立了通信器材工厂。东总规定：凡有通信器材工厂的军区，尽量自行解决所属部队的通信器材供应，缺者由东总调配；各军区剩馀的通信器材，一律造册上交通信联络处，统一调配使用；战场缴获的通信器材（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初期通信器材的主要来源），除本部必须补充更换者外，要全部、完整地上交通信联络处；严禁私自拆卸、私自倒卖、私自保存通信器材。为更好地执行这些规定，东总通信联络处还要求各军区的通信部门，对所属通信人员进行爱护通信器材的教育，进行器材管理整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根据东总首长指示，又陆续取消了各军区的通信器材厂。有的缩小为通信器材修理所（如东满），有的合并到东总通信器材工厂（如南满、冀察热辽），使东总东安通信器材厂发展成有五个专业分厂的通信器材生产基地。到1949年初，我离开东北随四野进关时，东北战场上所需要的通信装备器材，除战场缴获的外，大都靠这个工厂生产供应。所以，东安通信器材工厂为东北全境解放，乃至四野入关南下，在通信器材的供应上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