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就建立了关系，有赵特派员亲自掌握，单线联系，我知道的关系有两个，一个是四区李庄(杨集南)姓李的关系；一个是县城东门里姓郑的关系，给我们提供的情况不少，有时我们的伤病员也送到这些关系户家里养伤治病。
一九四五年时，汶上县就成立了公安局，赵一心特派员调走，调来吴笑山同志任公安局长，下设侦察、审讯两个股，负责人也由干事改为股长。我们位察股的股长是武继冉，下边的服务队员有我、孟继元、司文(又叫司英奎)、曹民等人。
那时侯，我们的任务是了解敌人的驻军、活动情况，争取分化瓦解敌人，充分利用各种关系为我们提供情况，有时也争取或迫使一些反面人物为我们提供情况，帮我们做工作。
一九四六年一月汶上县第一次解放，我们公安局随县委机关进驻县城，这一段对日伪特务及土匪武装进行清剿，这年秋天的时侯，我们公安队、服务队由武继冉同志带领，到三区剿匪时，在高庄北边的二个村里发现一股土匪，被我们围起村子后，还没来得及搜查，这伙土匪就化装分散出村，被我们逮住几个土匪，里边有一个老头，后来被认出来，才知道这个老头就是土匪头子白观昌。把他押解到汶上城里，过了几天就被枪决了。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重新占领汶上，我们撤出汶上城，开始自卫游击战争。这一时期，公安队就改成了武工队，每人一长一短的武器，有局长吴笑山同志亲自领导，遇到敌人就打敌人，此外就是侦察敌情，给县委领导提供情报。我们经常活动在县城东部和东南部，打击地主土豪中的坏中之坏，惩治通敌资敌分子，破坏敌人的兖州、宁阳至汶上的公路交通，扒路、毁桥，割电话线。割电线时，先把电线杆扛到，然后把电线缠到身上，带到别处埋在地下。
一九四八年麦里，我们武工队在城东白塔一带，准备打出来抢东西敌人的伏击，先派出人侦察情况，伏察员刚出去没大会就回来说有敌人，也不知是哪一部分的，就接上火打起来了。
我们边打边退，还差点被对方的骑兵包围，后来退到南泉沟村时，才知道我们是和军分区的十五团造成了误会。我的左胳膊就是这次误会中被打伤的。
一九四八年七月，汶上县第二次解放后，公安局的人员又都回到了县城。这时我到城东新划的六区任公安助理员，区公所住在杨村。
一九四九年初，我被抽调到鲁中南行署公安局去学习，四月份学习结束后，被调到泰西专署公安处，一九四九年底我又回到汶上县公安局工作。
回想起解放前在汶上工作的这段情况，心情就很激动。当时工作起来很困难，整天东跑西颠，生活也很艰苦，吃住在老百姓家里，还经常换地方。我们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和群众的关系很好，老百姓都认为我们是八路军，在谁家吃饭交餐证，吃一顿饭给一个餐证，群众伞着餐证顶区里的公粮或到区里领粮食，谁家接待的人多餐证多，谁家就光荣.我们住宿，每人带着一床二斤多重的棉被，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睡在哪里.当时有人形容我们的生活，编了首顺口溜:破袜破鞋破军装，腰带用的红薯秧;吃饭是批谷糠，喝的是高粱汤。那时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的思想都很愉快，年青不想别的，光想工作，我们当时在工作上基本上做到了知己知彼，人熟地熟情况熟，没有出现工作上的失误，也没受大损失，没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