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明时任东北野战军独立8师3团政委）1948年5月至10月间，我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布署，对长春守敌，采取军事包围、政治瓦解、经济封锁的政策，以迫使他们投降或再进行攻击。我独立八师光荣地参加了对长春的围困战役。战役中我们进行政治瓦解工作收效甚大。这就是“围城指挥部”肖华政委所指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
由于我军的包围圈与敌人岗哨很近，我们就用各种灵活的方式，从政治上瓦解敌军，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党中央非常重视瓦解敌军工作，周恩来副主席，曾以当年黄埔军校老上下级关系，给长春守城司令郑洞国写过劝降信。这封信由我师侦察科长王忠、敌工科长苏甦同志，通过城内内线关系，送到郑洞国手中。
一、阵前喊话。我师敌工科长苏甦带领师团的宣传队，昼夜不停地对敌人喊话，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围城五个月中，向我师投诚的达四千多人。
我们不断地总结经验，改进方式，使喊话内容，能打动敌兵心理，能够接受。少讲大道理，多讲实际事例。对东北籍的士兵，多讲解放区土改、贫雇农分房分地情况。八月中秋节到了，就喊回家与父母妻儿团圆的事。对南方士兵就讲他们远离父母妻儿出来打内战，不要为少数当官的卖命。
我独八师曾组织敌一八四师海城起义的人员对六十军的老兵喊话：“云南的老乡们！我们是一同被蒋介石欺骗来东北当炮灰的人，不要为他们卖命了。欢迎你们过来，带武器有奖，愿回家的发路费。”
有的老兵投诚过来后说：“听了你们的喊话，能不想父母吗！我真想大哭一场。”六十军少将参谋长李树民回忆说：“海城起义人员在长春外围用云南口音对六十军喊话，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些士兵一提家乡就落泪”。
二、散发传单。传单统一由“围指”编印。其中有：“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书”、“包围长春漫谈”、“蒋军投诚人员通行证”以及我军各战场大捷的捷报等。传单多达百余种。
采用多种方法把传单送到敌军手中（用迫击炮打过去、托难民捎过去、用弓箭射过去、用我军游动哨、侦察兵散发、结合送食物喊话通知敌人到指定地方去取等）。我师借八月中秋节之机做了大批月饼，送给敌军，每个月饼都夹带宣传品。有的单位把食物和宣传品装在小袋子里，喊话通知敌方到指定地点取。
三、与对方联欢。有的单位与对方处的时间长了，互相有些了解，就请他们派人到我们阵地上联欢。请他们吃顿饱饭，送给他们食品和传单带回去。
据当时的“围城简报”统计，我军在围城期间，共收容国民党投诚人员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二人。
在我军军事打击之下，突围无望，久困长围。限于绝境和我上层多方面对长春之敌进行工作，才有后来的六十军起义，新七军及郑洞国兵团的投降，使国民党在东北的十万大军被我彻底解决，它是辽沈战役重要组成部分。
围城中的巧事
1948年7月底，我军围困长春敌人后。国民党军不许长春城里的市民出城。怕市民出去以后泄露他们的防守情况，又怕市民出城之后我军给他们断水，也寄希望我们对城市用粮网开一面。
我军对长春围困的政策是：经济封锁、政治瓦解、军事打击，待一定时机在发起全面进攻。虽然国民党对长春市民严密封锁，但是还有不少偷着跑了出来。
一天傍晚我们团的几个干部一起来到封锁线，了解队伍封锁的情况，在结合部有一家四五口人，其中有一个小伙用山东口音直喊：“闫玉琛是我叔叔啊，我们饿的不行了，救救我们吧!”
我一听闫玉琛是我们在延安党校的同学，1946年是宁安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很熟悉，在我跟他们谈话之后，我叫二营给他们在后方做了妥善安置，拨给了他们一些粮食，挽救了他们全家，这可以说是战争中的巧事吧。
空投大米差点砸着我们的脑袋
1948年夏天，我独立八师三团，准备进一步压缩对被困长春之敌的包围圈，我们团的几个人到前沿勘察地形，部署再进一步逼近长春。
长春被我围困后，国民党军供给粮食比较困难。他们差不多每天都有飞机空投粮食，以救济长春饥饿之敌，虽然是杯水车薪，但他们还是不断的空投，以鼓舞其士气。
开始空投还有降落伞，以后就干脆往下空投麻袋装的大米，因为我高射炮不断的向飞机射击，空投的敌机飞的很高，投下大米就很快飞走，这些空投的大米包就摇摇晃晃的坠落到地面，因为我围城部队与敌人靠的很近，不少大米就落在我们的阵地上。
落在城内的，新七军和六十军相互争抢大米，有时几乎动起枪来。在长春市内的居民也时常抢夺大米，国民党兵甚至动武与老百姓争夺。
我三团几个干部在勘察地形时，就在我们附近几米之内落下不少大麻袋，很难躲避，幸好没有砸中我们的脑袋。
大家都笑着说：敌人投弹看着还可以躲避，而这些麻袋几乎就没法躲了，从空中摇摇晃晃的也不知道它落在哪里。
落在我们阵地的大米，我们的围城部队也用它改善了生活，但我们的部队对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一点也不感谢。
供给处长崔树人救了警卫员付喜才一家
我军围困长春城期间，三团团部警卫员付喜才的家就住在长春近郊拉拉屯附近，村里老百姓的粮食早就被国民党抢光了。正好我们围城部队行军中路过他们家附近，付喜才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了，饿的人都走不动道了。供给处长崔树人知道了这个情况，还亲自到他家看了看，之后就给留下了两袋高粱米，维持了他们一家夏天的生计。
辽沈战役开始后，我们团迅速地奔向沈阳地区，临走时供给处长崔树人又来到他家，看到他家依然是没有了吃的东西，就又给他们家留下了几袋高粱米。
解放后，付喜才复员。1975年我又到了长春工作，我带着当年的宣传员陈长发、关全龙到他家看了一下，他们家说非常感谢部队，非常感谢崔树人，要不然他们全家就没命了。
缅怀常荣选和姜粹两位指导员
常荣选，1948年23岁，山东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他为人朴实，作战勇敢，工作扎实。1948年他担任独立八师三团一连指导员。
姜粹1948年18岁，是山东省海洋县人，胶东公学的学生，很聪明，长得也很精神，说话很是文雅，但稚气未脱，还是个娃娃。1948年他任独八师三团三连指导员。
一次师政委邹衍同志到他们连检查工作，进门就看到他，因为他很小，以为他是通信员，对他说：“你去找一下你们的连长、指导员。”
姜粹红着脸说：“我就是指导员。”
当时邹衍政委也觉得不好意思。这件事给邹政委留下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他都没有忘却，对他的牺牲也非常惋惜。
1948年9月底，我三团接受了接替二团封锁敌人的任务。在周家碗铺一带我们部署了一个营，采取夜间换防的方法，换下来二团在那里的一个连。我们预想敌人可能趁我换防之际发起进攻，所以我们作出了防止敌人在换防时对我袭击的布署：在一营和三营右翼的后边我门布署了92炮兵连和82迫击炮连。就在换防这一天拂晓，国民党六十军五十二师的一个团为前卫。打入我一营的纵深。
敌人所以能够偷袭到达我纵深，是因为我一营左翼兄弟部队因故早期撤出，敌人钻了这个缝隙。
我一营长张世藩、教导员连永琪、副教导员宫野进只能各自带着所分领的部队分别进行抵抗。一连连长周天林、指导员常荣选因为部署在最前沿，部队出来之后，敌人都已经打到他们住所跟前和后面，一连只能从前面向后打。因为敌人离的很近，指导员常荣选很快中弹牺牲。连长周天林带梁荣宝、李树德等和机枪班从前面往后打。因为敌人很密集，一连的机枪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天亮之后副团长肖永志从团指挥所离开，带上92炮兵连支援一连。连续向敌人发起炮轰，然后一营在三营配合下部队进行反击，将突入我阵地的敌人五十二师的五个连和后面的一个团，迅速逼出我阵地。后来了解敌人此次进攻是有意识使整个长春之敌向沈阳突围，因遭我沉重打击，打消了向沈阳突围的图谋。在反击敌人中，三连指导员姜粹带一个排反击，深入敌方附近，地形比较开阔，姜粹不慎中弹牺牲。
此次战斗中我俘敌百余人，我也阵亡二十余人。在辽沈战役发起后，部队撤出长春时，由宣传员陈长发将我师在长春外围牺牲的二十四名战士，埋葬在兴隆山以南，并简单做了标志。当地群众把此地做为烈士公园。
1975年我到长春工作之后，我曾两次到墓地，缅怀牺牲的战友，其中就有二团二营营长岳玉秀（老红军）、指导员常荣选和姜粹。为了祖国的解放，他们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长春的大地。至今想起他们，我们这些健在的战友依然很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