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抗战初期发展鲁西抗日武装力量的骨干之一，在1937年8月，拉游击队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和昭轩和崔子明同志任主席和副主席，武冠英同志任副主任，在“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最初召开的箅子店会议上被选为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8月，第二次任泰西县委书记。年底调任泰西地委统战部长。1938年上半年即打了几次硬仗：占领肥城、夜摸界首、黑虎泉阻击战、道朗战斗、马家庄战斗，极大地振奋了民众的抗日信心，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41年，在养病期间，精读了《联共（布）党史》和能得到的马列著作。与人合编了《抗日三字经》，流传很广。在群众中特别对学生宣传抗日救国，进行民主进步的启蒙教育。
1945年由泰西地委指派创办泰运出版社任社长兼总支书记。在农村艰苦的条件下，出版社印刷设备购置、技术人员招收都是难题。1948年筹建冀鲁豫人民革命干部学校任校长兼总支书记（1949年后该校改称平原省行政干部学校，由区党委书记潘复生兼校长，武改任副校长），这段时间的工作都具开创性，如：筹建干校时，师资调配、培养目标和学制的确定、教学纲目的编制、供给来源直至到广场讲大课都很难，武冠英同志发挥了高度的工作热情，创造一切条件，完成任务。1952年“三反”运动中，平原省委党报以醒目的标题表彰了武冠英同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正气，和正被揭露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歪风形成强烈对比。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一远大的战略思想。
1955年调任中央财政干校（后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务长、副书记、监委书记，身兼数职，教务、财务、总务、党务、教管等，还兼一个教研室的主任，并承担了“政治经济学”、“党建”课的一部分讲授任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遭揪斗，他仍以平静的心态去刷痰盂、扫厕所、养猪、种菜，对共产党的信念从未动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本清源，再次从空难中总结经验，一大批蒙冤的共产党员得以昭雪，武冠英同志再次回到党的队伍。在学院顾问的位置上，他认真地过问了许多事情，还向有关方面提出关于思想建设、抵制拜金主义等建议。1982年整理了他的回忆录——泰安党组织建设的三个阶段。他从80岁到90多岁高龄，共积累了25本笔记，用芝麻大小的钢笔字填满了每页白纸。
他壮心不已，酝酿多年准备用文艺形式把党在泰安的三个建设时期描绘出来。遗憾的是在他死后，才发现了以“黎明前后”为题，只开笔写了三页的文稿。他深情地回想着泰山和泰山脚下的一草一木，遗憾的是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是怎样觉醒和奋斗的故事，他没有来得及更详尽地讲述。
在他弥留之前，紧紧地攥着去探视他的老部下、老学子的手深情地说：“邓小平同志是一直领导我们几十年的老首长，他倡导的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这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实践证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科学、最先进、最精确的解释。要终生追随，要坚定不移。”这是他临终前观察和体验了的一生的结论。（文/安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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