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虽然生活艰苦些，但环境比铁路北平稳，群众虽然贫困些，但工作好做。不到两个月，各种抗日团体都组织起来了，村村都组织了自卫团站岗放哨，青年们纷纷参加我们的部队。队伍迅速壮大。可是到了7月份，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了摩擦，他们纠集了七八千顽军，土匪头子杨大山、尹赖豪与他们配合行动，向我们大举进攻。我们的人数与之众寡悬殊，短触后虽取得些局部的胜利，如消灭了王保团部，打垮了杜华梓和尹赖豪部，但终不能扭转局面，又加他们与鬼子勾结起来，对付我们。如我们将要消灭尹赖豪部时，是驻源泉的鬼子兵赶来为他们解了围。由于日、伪、土、顽一起进攻我们，我们已不能在村内站住脚了，只好住在山头和坟地里，时值阴雨连绵季节，连地足煎饼都吃不上了。鞋子破得无法穿时，便脱下破裤子，解下背包带子，编双垫子包着脚走路。衣服破了，补补再穿。我们记得一次住在下册以东的山头上，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只好把老百姓的二亩多生玉米剥了皮来充饥，连长胡兰芝写下欠条叫司务长送到山下的村子里，以备以后赔偿群众损失。不久四支队廖荣标、八支队马保三、三支队杨国夫带领主力部队开过来了，土顽们很不顶打，只用了3天就把他们赶跑了。大部队撤走后，我们仍坚持在这个地区。
8月份，我们在朱崖休整，三支队副司令李人凤带领临淄县的运粮队开过来。运粮队的老乡们，见了我们非常亲热，问寒问暖，说起话来没完。说临淄县委住在苇子河，说他们从大夫店出发，经过两天一夜才到了这里。虽然路途遥远，但他们都是争着来的。我们看见大批的白面粉，带勾的老浅鞋、草绿色的新军衣，都高兴极了。此后有20多天我们全吃大白馒头，部队都穿上了新军衣，还发了一身黑细布内衣。记得当时李人凤向我们讲了话，他说:“我们应该感谢临淄县委对我们的支援。”部队听了以后战斗情绪很高，都表示说:“临淄县委给我们送来了新军衣，给我们送来了粮食，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多打几个漂亮仗，多消灭些鬼子和汉奸，来报答临淄县委对我们的关怀。”有的同志说:“临淄人民给我们送来了粮食和衣服，不打胜仗对不起临淄人民。我们要是过了铁路，再喝上临淄家乡的水，非打开临淄城给老百姓看看不可。”那时我正发疟疾，也没有吃药，心里高兴病就好了。
1941年春，临淄县独立管营长王砚田投敌以后，临淄环境恶化，不少村庄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抗日家属遭到抓捕、人心慌慌。当时我从鲁南回来，到了大夫店，因环境恶化，白天不好上南开展工作。这时，回想起了1940年的光景，当时临淄县委工作相当活跃，县委书记是韩克辛，县长是陈梅川，各种抗日团体很健全，党的工作发展很快，村村有自卫团站岗放哨、开明人士多数倾向我们，在临淄旧县府教育局工作的崔秀生和其他知识分子也都参加了我们的抗日工作。那时我在临淄县青年中队当指导员，中队长是李建伟。日伪虽然在桐林、李家桥、呈羔增设了据点，但我们没被吓倒，我们的工作一直开展到铁路沿线，据点内的汉奸队也听我们的招呼。
我们的统战工作搞得很好，住河沟村时，呈羔据点的鬼子在街上跑来跑去，“两面村长”就来掩护我们，一点意外的事情都不会发生。青年中队有个重病号，没处休养，福河沟村的“两面村长”就把他送到呈羔街来休养，在敌人鼻子底下安身更保险。呈羔据点的日伪军哪天出来，前一天晚上我们就知道。有一次，我们驻进了苇子河，接到情报说是明天城里的鬼子要出来，我们马上转移到了河沟村。第二天敌人果然来了，我们安然无事。还有一次，我在孙娄住，辛店站的鬼子来了，我带几个人在王二虎的油坊里未动。王乙虎是当地上层人物，在他的掩护下我们一点事没有。黄褚的一家大地主有支手枪，我开了一张条子要他拿来为抗日用.他当即托人把手枪给我们送来了。那时我们青年中队只有二十来个人，6月份，上级派四区召口村的边槐来给我们当副指导录，他是地方上的上层人物。他带了一个排的人来，枪也是随人带来的。边树槐是我初冲时的同桌同学，对我很信任。谁知驻在白兔丘大庙里时，他听说城里鬼子出动，到了寇家庄，就放下武器带着人跑了。鬼子走后，边树槐一伙的回来了十几个人，我们不好收留他们，就把他们送给了县青救会长赵国栋去处理。
后来，我们的武器多了，各村青年都纷纷前来参加。到10月份，青年中队发展到到120多人。到11月份，青年中队整编成为清河区党委青救会的青年营，营长牟x.月底，我和李建伟被调到鲁南抗大一分校学习，县长陈梅川也同我们一起去了。现在我又回到临淄县来，情却不大一样了，据说县府尽能在苇子河一带活动，有时还得驻广饶、博兴的地方.我们想再到战斗过的老地方看看，但不能如愿以偿，只是利用晚上的时间除到过白兔丘、北霸等村外，其他地方都未去成，接着即回清河行署一一陈胡店了。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实在心潮难平，今天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可千万不能忘却那艰难的岁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