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抗日战友蒲文学（下）

次日，天刚朦朦亮，还没有来得及搞早饭吃，山南边几个村子里就有些老乡逃难过来“国民党二十九军进俺村了。”不多时，山北边也有些老百姓跑了过来，说:白彦据点的鬼子出动到这边来了。此时，仍没有交通员回来。我们二人急忙背上背包和报纸文件，带上武器迅速向村南转移。我们知道，区局随鲁南区党委、军区在南边徐庄附近，而北边是白彦鬼子据点和公路，其他方向碰上顽九十二军的可能性大，弄不好就会进到他们网里。我们登上东南方的一个山梁上，天已经大亮了，只见北、西几个山头上已有些身穿黄军装的人在活动，分不清是日伪军还是顽军。附近一些村庄里和道路上“跑反”的老乡们在呼喊着，还夹杂着孩子的哭叫声，幸而东南方向还没有看到敌人的身影。老蒲带我跃下山岗，跑出不到五里地，只听到身后面枪声大作，枪声、爆炸声响彻山谷，不知谁和谁交了火。当时，只觉得浑身瘫软、两腿酸痛、头晕。到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山沟里休息，老蒲一摸我的前额，说好象发烧。这时枪声越来越近。我赶紧支撑起身体背负着报纸、背包数十斤的东西，和老蒲继续走。路上，他数次要帮助背报纸，我坚决不让。他也背着不少的文件，又曾经负过伤，怎能再增加他的负担。中午时分，我俩爬上一座大山头，山顶上有个小村庄，从早晨没吃上东西，老蒲又饥又饿，我因发烧，只渴不饿，便在村头老乡家找了水喝。老蒲打开干粮袋吃了东西，随后，找来了一位村干部说“把你背的报纸存放在这里吧，你生着病再没法背着走了，这样会轻些。”我说“那怎么成?这期报一张也没有发出，各地党政军机关、部队都等着看呢。”这期报纸正登载着顽九十二军进入我鲁南滕峄边地区的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他说:现在这么紧张，我们又没找到机关，先存下，回头再来取就是了，交通员对这里都很熟，群众基础又好，没问题。我想也只好如此了。于是记下村干部的名字和村名，商定了来取报时的联络方法。村干部走后不到十分钟，我们已准备上路，村子里几个年轻人就向东跑了过来，喊道:九十二军已从西边上山来了，已到村西边。我和老蒲就不顾一切地向山下冲去，身上卸下了报纸轻松多了。刚刚到半山腰，一股九十二军的士兵已到了山顶我们休息过的地方，见到我们就喊“站住!”接着“叭!叭!”打来几枪，老蒲带我迅速进入一个山沟，敌人没有下山来追。经过这个山谷，我们继续向对面的山口爬去。当距山口还有十多米时，突然从一块大石头后边冒出一个当兵的端着一支步枪喝道“举起手来!”，吓了我一跳，心想这下可坏了。由于视野开阔，我们二人谁也没有把枪握在手中。定神一看，这个人穿的好象是我们部队的军装，还是老蒲沉着，就问“你们是军区的吗?”经过一番盘问对答，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的心情就像重回到母亲怀抱那样激动，心里一震，只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子躺到地上，再也不想动了。他们找来水给我喝，老蒲继续与那位战士一面警戒一面交谈。战士讲:刚才见到对面山顶上去了一股九十二军的向你们开枪，就估计你们是自己人。还讲到我们掌握的九十二军的动向，最近几天我们五团和县大队打了几次阻击战，他们的大部队好象还没过来。军区就在徐庄附近。他是警卫连派出的警戒岗哨之一。休息一阵后，紧张的心情去了一大半，告别了那位战士，便与老蒲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走着走着，头愈重、腿愈软，越走越艰难，背包被老蒲硬夺过去背在他身上，上山下山还扶着我。好不容易咬着牙爬过了七里河大山，路上遇到了几位我军的战士和地方干部，打听到了区局驻在徐庄南一个叫南山头的小村子。

到了区局天已全黑下来，见到王丹墀局长，我激动地直掉泪，一下躺到草地铺上。当听到老蒲向局长汇报一天来，我强拖着发烧的病体跟着他，翻了三座山，走了六十多里路，避开日、顽，险些落入敌手时，王局长看我那难受相，急派通信员到几里外的军区司令部请军医来。当我以检讨的口吻讲了没完成任务，把这一期的《鲁南时报〉存到山顶一个村庄里，老蒲也作了解释后，王局长还是有些生气，马上派了两名交通员带着武器，照我说的地址、村干部姓名，连夜去取报纸。不多时，军医来了，给我作了检查，试了体温三十九度，没有发现别的毛病，让我吃了几片药，又留下了一包药片。王局长又让管理员跑了几个村庄弄来了点挂面，让炊事员煮好还打了两个鸡蛋给我端来。领导的温暖、同志的友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含着眼泪吃下去一半，而老蒲没有吃上我这“病号饭”被炊事员带着去吃别的饭了。事隔六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仍难以忘怀。因为当时根据地的百姓受战争、天灾折磨连糠菜半年粮都保证不了，还要支援自己的子弟兵抗战。而在部队里大家吃的是掺和了百分之九十谷糠、高粱糠做的煎饼，或者是榨去油包含花生皮在内的花生饼啊!吃过挂面后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拂晓时两位交通员把报纸取了回来，原来九十二军只是从那个山顶路过，没有停留，那位村长是尽心负责的。

吃药休息后，烧己渐退，觉得精神好多了。下午接到通知，九十二军对我已呈包围态势，傍晚要立即转移。黄昏时集合出发，路过白彦一费县公路时，在军区警卫部队掩护下顺利通过。由于我病未完全好，背包等全由同志们分担了，天明时到了费南崇圣庄附近一个村庄住下。蒲文学同志一同到了费南。到费南后，区局立即派出三人小组通过日寇封锁线，到南洞一带建立联络站，接上了关系。蒲文学同志又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不幸的是交通员老李同志(可惜忘了他的名字)就在我和老蒲转移后被九十二军抓去，知道了他是八路军跑交通的，就严刑逼供，老李宁死不屈，最后被九十二军活埋。他没有死于日寇之手，而是死于中国人之手。这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的旗帜下仍不放弃反共反人民的千千万万个铁证之一。

撤到费南不久，军区派部队配合报社印刷厂的同志将石印机转运到费南一个山谷里继续印报。我继续战斗在工作岗位上。不久又经历了我军集中兵力彻底粉碎了九十二军大规模向我鲁南仅剩下的一小块费南的郑城、天保山区根据地的进攻及后来消灭土匪刘黑七和大汉奸荣子恒部等的战斗、战役，以及对日寇的反“扫荡”，经历了锻炼和考验。到1944年初，鲁南各根据地已成了联成一片的解放区。

在我党领导下的民族和人民解放斗争中，蒲文学同志只不过是一名最普通不过的战士，记得他的人已不多了。恰恰是由这些千千万万普通平凡的战士组成的革命大军，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不畏艰险、英勇战斗、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构筑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那异常艰苦、危急的时刻，他带着发着高烧的我冲破敌人的围堵找到军区单位，虽然仅仅两天相处的遭遇，却令我终生不忘。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曾与他有过多次交往，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他忠厚诚实，对党和民族解放事业坚定不移，对工作任劳任怨，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怕牺牲、勇敢向前，在困难、危急时刻能沉着应对。所以他领导的交通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出色地完成过许多重要的任务。他对其领导下的交通员像兄长一般地关怀、爱护……。对于他在战斗中负伤更详细的情况我后来曾问过他，他只回答:没什么。

我永远怀念着他

（蒲文学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