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5岁参加革命，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交通、警卫工作，来往于敌占区，为组织传递各类情报及作战命令，在潮河两岸时常活跃着他或身背马枪或手拿树枝的放牛娃、放羊娃身影。
父亲1944年8月参加革命，在灌云县杨集区区政府当通信员，1945年2月调入灌云县政府公安局任警卫员，
1945年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连续发布了关于受降和对日开展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命令所有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方武装参加大反攻，发起对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战，8月15日父亲随队参加了解放大伊山的战斗，并于16日随当时的县公安局局长钱序丰等同志先行到达大伊山，参与进行安定民心，开展建立新解放区政权、接受敌伪财产、支援反攻部队等项工作。
1945年10月，父亲被选调苏北军分区公安局当警卫员。1946年1月被编入苏北军分区警卫营当战士。从此，开始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斗争。
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粟裕、谭震林领导的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第6师和第7、第10纵队等部队共19个团，共计兵力3万余人，在苏中同国民党军整编83师第19旅第56、57团及旅属山炮营等12万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作战，连续取得宣泰、皋南、海安、李堡、丁林、邵伯、如黄路等7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万3千余人，史称“苏中七战七捷”。1946年7月父亲所在的部队整编，他被编入新四军华中1师3旅7团2营4连当战士。在整编后的一个月间，父亲先后参加了史称“苏中七战七捷”中海安的夏家店战斗、店营战斗，战斗中他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店营战斗父亲担任攻击任务，战斗中双腿大腿被敌机枪子弹贯通，由于战斗激烈，伤员多担架少，更无法及时送往后方医院，父亲负伤后战友将他放在树枝上拖行着随队转移，3天后被送入华中某野战医院养伤。
1947年初伤愈后归队，父亲所在的新四军华中1师3旅改编为华东野战军4纵12师，父亲当时在34团2营4连当通信员。随队奔袭，参加莱芜战役及孟良崮围歼张灵74师的战斗。1947年7月，为诱调敌人、配合兄弟部队歼敌，部队进行鲁南转移, 敌情和自然环境都十分险恶，部队每天翻山涉水跑七、八十里路，没有饭吃，没有鞋穿，天天行军打仗，在这期间父亲分别参加了7月的费县战斗，担任攻击任务。10月的参加韩风楼战斗，担任阻击任务。多年后在看到电影《南征北战》时，父亲口中喃喃道出“那个时候是我一生中跑路最多的一段经历”，他还回忆说“在我军北上打莱芜和南下围歼张灵甫以及后来的鲁南战役过程中，部队连续长途奔袭也造成不少伤亡，有的战士在奔袭途中突然一头栽倒，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不少同志就这样牺牲了”。每每说到此事父亲的眼中都噙着闪闪的泪光。
孟良崮战役后华东野战第4纵队编入外线兵团，在河南省濮阳地区整训，同时做好南渡长江准备，要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同时调动蒋军主力南下，以减轻山东、陕北我军的压力。在这期间，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毛泽东，并到位于河北西柏坡的党中央驻地当面向中央军委阐述华野外线兵团不过江，留在中原打大仗的观点，最终获得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同意。
1948年6月17日，开封战役打响，拉开了史称“豫东战役”的序幕，6月17-21日，在第3、第8纵队围攻开封期间，位于兰封（今兰考）以东担任阻援的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和两广纵队,以及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对西援之邱清泉兵团实施运动防御。各纵队使用部分兵力，采取运动防御，主力隐蔽待击。他所在的4纵12师34团在阻击中遭到邱清泉兵团第5军快速纵队的猛烈攻击，快速纵队主要装备美式装甲车，攻击力很强，我军当时没有反装甲武器，面对敌人的进攻，他们想出了用秫秸杆堆成堆，点火燃烧的办法迟滞敌人装甲部队的办法，成功阻击敌人，为友军攻打开封赢得了宝贵时间。
开封被攻克后，战场形势发生变化，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 6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组成突击集团，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对区寿年兵团实施南北夹击。并于27日晚对区寿年兵团进行合围，以一部楔入纵深，割裂其部署，至29日晨，将区寿年兵团的兵团部及整编第75师、新编第21旅分割包围于龙王店，将整编第72师包围于铁佛寺地区。29日晚，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监视整编第72师，以主力攻占龙王店外围各村落，经两昼夜激战，于1948年7月1日午后,歼灭新编第21旅及整编第75师第6旅。接着，对龙王店守军发起总攻，激战至2日凌晨，歼灭区兵团兵团部和整编第75师师部，俘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及整编第75师师长沈澄年。他所在的4纵12师34团参加了对龙王店敌75师的攻击。
豫东战役后，父亲下连当战士，任战斗组长，于1948年9月参加新郑车站战斗，火线入党，升任副班长，参加秦家楼战斗，10月参加尤家湖战斗，11月参加確山战斗，以上战斗父亲及其所在班均担任攻击任务。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父亲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战役中共参加了5次战斗，分别为杨李庄战斗、崔角战斗、洪河堤战斗、崔庄战斗、飞机场战斗。在杨李庄战斗中，因班长负伤，父亲作为副班长指挥一个突击班，打下敌地堡2个，消灭敌人数十名，缴获2挺轻机枪9支步枪，并占领敌前沿阵地，全班无一伤亡。战后荣立三等功，升任班长。
1949年2月，父亲所在的华东野战军4纵12师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69师。同年4月，父亲在205团2营4连当班长，参加了渡江战役，205团担任渡江后的穿插任务，父亲在渡江战役中勇敢作战、奋勇杀敌、勇猛穿插，渡江后升任2营4连副排长，战后记四等功。
渡江战役后父亲所在部队在苏州整训，并参加了解放上海的上海战役。
1950年4月，在进军浙东的定海战役战备中，积极完成任务，记四等功一次。1951年6月，奉调到205团2营5连任排长。
1952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第23军69师驻朝鲜东海岸元山地区执行海防任务，不久开赴“三八”线的丁字山阵地，执行正面防御作战任务。1953年3月父亲奉命到23军教导大队学习，11月教导大队结业后调到7连任排长，1954年10月升任205团3营11连任副连长，1955年10月1日被授予中尉军衔。1956年2月奉命到23军文化速成中学学习，3月奉调升任206团3营8连连长。朝鲜停战后父亲所在的部队一直担负防御和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工作，1958年3月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
回国后，父亲于同年9月奉命入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于1960年11月升任206团3营参谋长，其间，率队参加小兴安岭灭火。1962年9月，负责组建206团特务连并任首任连长。1963年5月1日被授予上尉军衔，6月，升任206团3营副营长，7月被授予大尉军衔，1965年5月被确定为国家机关行政十八级。
1966年文革开始后，父亲奉命调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被派驻北京市公安局12处（消防处）任军代表，任1科副科长兼党委书记。父亲工作很忙，每周只在家一天，他都是每个周六的晚上到家，周日的下午就走了，母亲的工作单位离家也很远，早出晚归，上班要做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平时都是我带着弟弟妹妹们在家，自己买菜卖粮，自己做饭洗衣，因此，十来岁就会作好多家务活，记得是我十三岁那年的夏末，天还很热，由于当时还没有家用冰箱，剩饭剩菜很容易发酵编制，由于年龄不大也不太懂，怕浪费不舍得倒掉，只知道弟弟妹妹小不能给他们吃，就把头一天有些酸味的剩菜放在锅里热了一下，自己吃了，结果还是吃坏了肚子，我忍着疼痛安排弟弟妹妹去上学，自己拿着医疗证做公共汽车到父亲的单位卫生所看病，那是我们当时公费医疗的定点医院，不管得了什么病都要先到那里看，他们认为不能治了再转到大医院，我在卫生所拿了些药，因父亲的办公室离卫生所不远，就在旁边的另一楼上，我就到父亲的办公室去告诉他我生病了，父亲的办公室在二楼，是个里外套间，外间办公里间是他休息的地方，结果我爬上二楼走到他办公室门口就走不动了，父亲见了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我病了，已经在卫生所看过医生了，他告诉我他要下中队检查工作，就让我在里间的床上休息一会自己回家，然后和值班的叔叔交待了几句就走了，我躺在父亲的床上休息，渐渐感觉冷，浑身抽搐，床也跟着动，神志也开始模糊，当时的床是二条长板凳上铺几块床板，一动就会响，还是值班的叔叔听到声音进来看看，发现我发高烧，急忙下楼到卫生所找来医生，医生一量我的体温已经接近41度，已经有生命危险了，卫生所看不了，很快他们就把我送到北京军区陆军总院进行抢救，我在医院住了十天，由于父亲工作忙，只是在星期天来看过我一次，母亲请假陪了我二天，过了危险期就会去上班了，当时医院的条件还不错，不是危重病号医院也不让陪护。
1976年6月28日唐山大地震，北京的震感也很强，我们晚上都不敢在家里睡觉，大家都是在空地上搭小棚子过夜，当时不是周末，父亲也没有回来，地震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坐车回来拿换洗的衣服，说拿完衣服就走，明天要到唐山考察，母亲说好有余震，不安全，能不能不去，记得父亲扔下了一句“这个时候当兵的不去谁去”，说完拿着衣服就走了。震后的第三天，父亲参加公安部消防局赴唐山考察组，到唐山地震灾区考察震后火灾情况，考察组在震区冒着余震连续考察5昼夜，取得了一手资料，为以后的震后的消防救援及火灾扑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78年1月，父亲奉命调回23军69师206团任副参谋长。
1979年9月父亲脱下他穿了几十年的军装，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10月回到了他阔别30多年的家乡，在灌云县任县工商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1981年的春节前，我退伍回到了离别了近20年的家乡（我三岁跟随母亲随军到父亲在黑龙江的部队，由于路途遥远其间从没有回过老家），那年我21岁，年三十一家人坐在一起守岁，其间母亲问父亲，“和你前后一起出来革命的人有不少已经做到师级干部了，你到北京当了十一年的军代表，耽误了前途后不后悔”，记得父亲是这样回答的：“有什么后悔的，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比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已经很知足了，他们很多人还没成家就牺牲了，我现在儿女双全，一家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1985年6月28日起，56岁的他连续三天头顶烈日带领年中考核小组，骑着自行车分别对南岗、侍庄、王集、杨集、图河、燕尾等工商所进行年中考核，来回行程130多公里。6月30日父亲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医治无效，于1985年7月1日1时去世。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他对工作认真的态度，对级别待遇的平和心态，一直影响着我们后辈，我要将他的优秀品德继续传给我的子孙后代。（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