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伯衡8 岁那年，父亲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攒下几个钱送他上学。于伯衡深深懂得自己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在学校学习非常用功，加之他天资聪慧，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称赞，三年后，于伯衡以优异的成绩在本村小学毕业，考入张店高小。但因家境日艰，父亲无力供其继续上学，只好让他辍学务农。老师和乡亲们知道后，都觉得于伯衡是个人才，辍学可惜，纷纷前来相劝，并你一分他一毛的为他凑足了学费。父亲被老师和乡亲们真挚的热情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张店高小，于伯衡学习更加用功，并在进步教师王冠五等人的影响教育下，逐渐认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立志学好文化，改革弊政，救黎民于水火之中。1936年，于伯衡高小毕业后，考取了泰安小学教师短训班，结业后分配到五区（现王瓜店镇）马庄小学任教教学中，于伯衡经常和进步教师起，议论国家大事，探讨救国救民之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10 月日军占领德州，国民党山东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集置山东千百万父老乡亲于不顾，率10 万大军不战而逃。不久，济南沦陷，齐鲁父老危在旦夕，日军所到之处，烧、杀、 抢、 掠无恶不作。绝望的人们不时发出“山东完了，中国完了”的叹息。
日军侵占济南的消息传到肥城，激起了全县人民的强烈义愤，广大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动，呼吁人民起来抗击侵略者。这时，于伯衡一马当先，四处奔走呼号，号召大家团结致，共同对敌，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他针对当时有些人散布的亡国论调，毫迈地挥笔写下了“且待十年论兴亡”的条幅，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
1937年9 月，在外地的肥城籍共产党员张维之、徐麟村李文甫等先后回到肥城，组织家乡的抗日斗争。于伯衡有幸结识了张维之，进步受到教育和启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在张店带组织起一支 20 余人的抗日游击队，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1939年初，经路明堂、张殿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六区区委会，负责宜传工作。
1939年1 月，于伯衡和刘新章从张店村去曹庄村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刚出村，便碰上了从城里下乡“扫荡”的日军汽车，两人扭头便跑，敌人立即追赶。刘新章猛跑甩开了敌人，于伯衡不幸被敌人抓住，押往肥城城里日军宪兵队。
在日军宪兵队里，敌人对于伯衡进行了严刑拷问，使用了坐老虎凳、抽油鞭、烙铁烙、灌辣椒水、狼狗咬等种种惨无人性的酷刑。但于伯衡始终咬定自己是教书的，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日军无计可施，入冬后将其交给伪警察所关押。汉奸们为在主子面前邀功，便软硬兼施，变本加厉地对其进行威逼利诱。于伯衡面对敌人的淫威始终没有屈服。恼羞成怒的汉奸又把他关在露天监狱，以长期冻饿相威胁，企图使他就范但。于伯衡仍然矢志不移，坚贞不屈，表现了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他的英勇斗争打动了伪看守人员，有的偷偷给他送饭和衣物，以示对他的同情和敬慕。
于伯衡被捕之后，党组织和乡亲们都心急如焚，干方百计地进行营救。乡亲们也多次凑钱到城里去保。经过多方营救，敌人在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才于1940年1 月将于伯衡从狱中释放出来.
于伯衡出狱后，不顾自己遍体鳞伤，拖着虚弱的身体，接着又投入了抗日工作。党组织让他休息段时间，于伯衡却坚决地说：“同志们都在拼命流血，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1940年4 月，日伪军为割断我泰肥山区抗日根据地与大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派日军一个班，伪军一个小队，在张店村安设了据点，并建立了六区伪政权，对我抗日工作威胁很大。因此，县委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拔掉这个据点。
5 月12 日后半夜，泰西军分区部队部和肥城县独立二营，在六区武装配合下，包围了张店据点。于伯衡依仗路熟，带领暴破组很快迁回到据点附近日军居住的院落外。他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第一个爬上梯子，掏出手榴弹刚要投出，不料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于伯衡忍着巨痛，将手榴弹投向敌人，自己也倒下去了。战士们高喊着“为于伯衡报仇！”的口号，与敌展开激战，但由于敌人事先有准备，且地势于我不利，我军伤亡较大，被迫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虽然我军失利，但是敌人受到很大震慑。第二天，城里的日军慌忙派汽车，把张店据点的日伪军全部撤走了。从此，敌人再没敢在张店安设据点。
于伯衡牺牲后，党组织和乡亲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把他安葬在陶山脚下。于伯衡虽然牺牲了，但是党和人民会永远记住这位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