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盛春（1924-2006），山东莱芜人。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8月-1964年10月任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1984年9月-1990年11月任山东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2006年12月17日，异常寒冷的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去楼下散步，没料想这一走竟成了永别。父亲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告别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文化、艺术教育事业，告别了家人，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二岁。今年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十周年了，他的慈祥面孔常常在我眼前浮现，他的谆谆教导时常在我耳边回响，今天谨以此文祭奠父亲在天之灵。
父亲刘盛春1924年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市（原莱芜县）城关镇南姜庄村一个贫雇农家庭，一家五口仅靠祖父给地主家当雇工和祖母给人家做点零活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生活非常艰难。祖父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却明白要想出人头地就一定要有学问。全家人省吃俭用，四处举债筹措学费，父亲终于进了离家十几里地的一个完小上学。父亲非常用功，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前一二名。八岁时祖母因病去世，撇下了姑姑、父亲和出生不满两天的叔叔，家里生活更加困难，已经辍学的父亲后经他的姥姥接济才得以读完完小。完小毕业后，无法继续读书的父亲回乡一边帮着祖父干农活一边帮乡亲们写家信，逢年过节写对联，成了村里有名的“小先生”，同时还能有些收入贴补家用。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莱芜县城，父亲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十四岁时就成为村青救会长。1940年6月，党组织选派进步青年到抗大一分校学习，十六岁的父亲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四个月的培训中，父亲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系统学习了共产主义理论，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坚定了跟党干革命的信念。1940年10月，经中共汶阳乡总支书记李敬之、农会主席刘新斋介绍，十六岁的父亲秘密加入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的一生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始终坚定革命信念
父亲参加革命初期在当时的莱东县鹏山区委任教育干事。1942年1月11日晚上，父亲在南姜庄村组织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开会，夜里日本鬼子、伪警备队、宪兵、特务等四百多人包围了鹏山区干部经常活动的十几个村庄，在南姜庄村的父亲也被捕了。敌人根据情报得知有个共产党叫刘家富（父亲的曾用名），但不知道是哪一个，于是就把全村的人都赶到了村子的中心，当鬼子下令不交出刘家富就把全村人都杀掉时，父亲挺身而出，承认他就是刘家富，但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第二天上午十点，敌人押解着父亲返回了莱芜县城。在宪兵队，父亲遭受了开水浇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烙铁烫等酷刑，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叛变革命。日本鬼子和汉奸有一次把父亲强行按在水缸里，父亲拼命挣扎把水缸都踹碎了。敌人看父亲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又找不到他是共产党的证据，就把他从共产党嫌疑人中排除了。关押了数月后，日本鬼子决定把父亲当苦力送往满洲里，等待押送期间，父亲被安排每天给鬼子的浴室挑水，见鬼子放松了警惕，父亲乘机逃离了魔爪。脱险后的父亲想方设法联系党组织，请求组织审查，莱芜县委通过在鬼子据点内的地下党以及多方调查，均证明父亲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没有叛变投敌，根据这一情况，县委做出决定：对父亲在被捕期间的表现予以嘉奖，恢复党籍，被捕期间的党龄连续计算。自1942年9月起，父亲一直从事敌工工作，任莱城敌工站站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父亲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敌占区，为八路军搜集情报，通过内线做工作，分化瓦解日伪军，里应外合，不费一枪一弹拔掉了孝义、辛庄两个鬼子据点。当年曾经参与调查父亲被捕期间表现并代表县委作出结论的鹏山区委代理书记李文祥伯伯（原湖南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将父亲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山东省委党史委的刊物《征集与研究》1992年第1期上。
小时候我很好奇父亲背上累累的疤痕，即使夏天天气很热，父亲在家也都穿着汗衫，后来才知道他不愿让我们看到这些烙铁印记怕我们难过。我曾经问过父亲当时受刑时的情景，他告诉我每次受刑都昏死过去，腿都被打断了，头肿得像个大冬瓜，如果不是当时年轻力壮加上坚定的革命信念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样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学校的造反派把已经回到省文化局工作的父亲揪回学校批斗，数九寒天，睡觉的平房门窗玻璃都被打碎，地面上还洒上水，结了厚厚的冰，穿着衣服盖着被子睡觉还常常被冻得无法入眠，第二天还要接受批斗。有的造反派专门往肝上打，父亲说肝区疼了好长时间。眼睛被打得肿成铃铛，双眼充血，视力严重衰退也不允许就医。有一次父亲被逼着爬树修剪树枝，手掌虎口部位被掉落的大树枝子砸掉了花生米大的一块肉，造反派不允许父亲休息，只好找了块破布缠了缠，继续劳动，以至于伤口化脓感染，伤愈后右手虎口处留了一个硬币大的疤痕。文化大革命给父亲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父亲最好的十年被耽误了。他说虽然自己遭受了磨难，但也锻炼了意志，更加坚定了信念。
1987年，父亲六十三岁时被查出患有巨大脑膜瘤，由于肿瘤的位置靠近脑干神经，医生建议保守治疗，那就只能等待死亡。后经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会诊同意为父亲做切除手术。父亲在北京住院期间，进行了两次大手术。第一次手术做了十四个小时，因出血太多，只拿掉了肿瘤的五分之四便无法继续了，随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手术用时十一小时。术后父亲经历了数个并发症，高烧、腹泻、胃肠道大出血，一度进入病危状态，全身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父亲以顽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一次次战胜了病魔。2003年，父亲再一次因老年压缩性腰脊椎骨折遭受着剧烈疼痛的折磨，七十九岁的父亲再一次经历了手术治疗，成功战胜病魔，重新站立起来。我开玩笑似的问过父亲，怕不怕手术？他说不怕，他相信科学。
父亲的一生，严以律己宽厚待人
1957年，三十三岁的父亲被任命为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1958年被调往山东农学院任党委副书记。当时正赶上黄河大汛，父亲带领农学院800师生奋战在泺口黄河大坝抗洪第一线，三天三夜吃住在现场。父亲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和师生们一起打树桩、装沙袋，拉着板车来回跑，常常累得喘不过气来。由于劳累过度得了肋膜炎，高烧不退，不得不住院治疗。1958年8月，省委决定将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山东省文化干校合并成立山东艺术专科学校，任命父亲为党委书记兼校长，大病还未痊愈的父亲告别山东农学院，风尘仆仆的赶到山东艺专上任。学校建校初期正逢大跃进、大炼钢铁，除了学习还要劳动，各项工作异常繁忙。父亲白天工作，课外活动和学生一起打篮球，和师生员工共同参加各种劳动，下班后又到食堂和师生一起用餐，了解大家的生活情况，晚上还到学生宿舍查看学生的住宿情况，回到家还要抽出时间接待教职员工来访。父亲的讲话稿基本都是自己写，一写就是大半夜。据母亲回忆，那时候她在山东省文史馆工作，孩子上幼儿园，父亲自己住在艺专，有时周六晚上母亲把孩子托付给别人照看一下，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从杆石桥走着到艺专去看望父亲，但父亲不是在画室就是在琴房，想见父亲一面都很难，找不到父亲，母亲只好又无奈地走回文史馆。
父亲平易近人，在艺专工作期间非常关心知识分子，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有些老专家、老教授身体不好，父亲总是想办法尽可能的帮助他们，在这期间著名戏剧家、电影艺术家项堃先生就被推荐为山东省政协委员，这既是对项堃先生工作的肯定，同时政协委员享受的待遇对项堃先生生活上也有很大帮助。父亲当时作为领导干部，国家给他的供应多一些，据母亲回忆，他的供应本就放在食堂管理员那里让大家使用。赵玉琢先生曾经给我讲过，刘校长很关心年轻教师。当年，赵玉琢先生曾和一批青年教师下放去掖县农村劳动，那时他刚刚结婚不久，走后爱人在学校的住房有了困难，他给父亲写了封信，问题很快解决，他可以安心工作了，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父亲非常宽宏大量，文革中有个老教授被造反派逼着说了些对父亲不利的话，打倒四人帮后，他多次到我家找父亲解释，父亲总是安慰他，表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说些错话完全可以理解，他不会记在心里更不会打击报复，老教授从此释怀，放下了多年的包袱。父亲和母亲1995年去青海看望我的大舅，在那里见到了山东艺专时期支边的学生，他们有的已经成了当地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有的成了著名艺术家，见到当年的老校长非常激动，纷纷回忆在校期间的生活、学习。有个同学讲起当年他准备奔赴边疆时，父亲把自己穿的大衣拿来送给了他，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同学每每想起这事还激动不已。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处于困难时期，一件大衣寄托了父亲对西出阳关的莘莘学子的一片深情。这事父亲一直瞒着家人，母亲还一直纳闷大衣去哪儿了。
父亲对家属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不能因为他是领导干部就搞特殊，沾他的光。我们去打开水要排队要交水票，去打饭也要排队不能加塞。1970年代末电影洗印厂演电影，我没有票，我想让他给那里的叔叔打个招呼要个票他都不答应，看到别的小伙伴都进去了，当时很没面子也很生气，现在想来父亲正是靠这样的一点一滴积累、树立起了共产党员的威信。
父亲一生生活俭朴，吃饭穿衣都不怎么讲究，以吃饱穿暖为原则，从没有过高的要求，基本上是做什么吃什么，做什么穿什么。有一次母亲做饭忘了放盐，父亲不声不吭的坐在那里吃饭，等母亲坐下吃饭的时候他已经吃完了，母亲发现菜里没有放盐，问他为什么不说，他只是笑了笑说，没放盐也能吃啊。
父亲的一生，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山东艺术教育事业
建国后父亲一直没有离开过文化、艺术教育事业，可以说他不仅是山东艺专的奠基人，也是山东艺术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他为发展山东艺术教育事业、繁荣我省文艺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山东艺专建校伊始，百事待举，他作为党委书记兼校长，坚决贯彻党的教育与文艺方针，坚持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的方略，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用名师名家的同时大胆放手使用一大批中青年教师，使之成为教学第一线上的生力军。他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吸收教师参加校务委员会商讨办学大事，召开各种座谈会以听取意见并择善而从。为了提高管理水平，他还倡议并举办了“业务知识讲座”，由专业老师轮流给校领导讲课，他自己做表率，带头潜心学习。他还研读了美术、音乐、戏剧等方面的大量著作。听姐姐讲，过去我们家墙上挂着一把二胡，就是父亲学习用的。
经过全体师生几年的不懈努力，山东艺专很快成为省属艺术院校的佼佼者，1960年，父亲代表学校和先进个人代表于希宁先生一起赴北京参加了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山东艺专成为地方艺术院校的唯一代表。一个创建时间不长的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以朝气蓬勃而又富于山东特色的的风姿立足于全国艺术教育前列，这一成就不仅是山东艺专的光荣，也是山东艺术教育事业的骄傲。在这一业绩中浸透了父亲的汗水和心血。
在山东艺专时期，父亲力主接纳了很多旧时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各专业的名家、名师。在教学上重用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真心和他们做朋友，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艺术教育事业服务，因此这些老教授、老专家都成为父亲的挚友。文革期间这也成了父亲推行修正主义的一大罪状，说父亲是这些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总代表，为此父亲还挨了不少打。
1983年父亲作为省委工作组被派往山东艺术学院开展工作，适逢山东艺术学院第一届本科学生毕业。这批学生大都接受了中专到大学的系统培养，基本功扎实专业水平高，是各专业的优秀人才。当时由于名额所限，很多学生可能将无缘留校任教。时任美术系主任的赵玉琢先生数次找父亲反映，很多老教师年事已高，面临退休，如果这批优秀学生不能留校任教，学院教师结构将面临断档的危险。他非常肯定赵玉琢先生的意见，在学校重新召开的党委会上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从学校发展长远大计考虑，克服一切困难也要接收这批优秀学生。经过与省教委和人事厅等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协调，终于使大批青年才俊得以留校并充实到教学第一线。后来这批优秀学生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成了全国知名的艺术家。
1984年，六十岁的父亲再次被任命为山东艺术学院党委书记，重新回到了他阔别二十年的学校，他仍然积极工作在第一线，上北京参加老先生们的画展；赴青岛跟随青年乐团演出……此时他已被脑疾所困，病魔折磨得他已力不从心，1990年11月，六十六岁的父亲从山东艺术学院党委书记任上离休。
父亲的一生，深深热爱着山艺，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离休后，父亲仍然时刻关心着山艺。报纸上有学校的新闻以及各种文章，他都细心地剪下来保存起来；电视上有山艺的节目他总是认真观看。山艺每一步发展、每一点进步他都高兴地不得了，不管子女谁回家他都是不厌其烦的讲给他们听。长清新校区建设时期，他让我开车拉着他去看过两次。看到新校区的规模和漂亮的建筑，他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喜悦。感慨过后也曾经流露出一丝担心，他跟我说，学校规模大了，学生多了是好事，但也要考虑生源的质量，师资跟不跟得上……
他时常讲起，感谢山艺，感谢党组织和学校领导对他的关心，感谢治病期间教师们给予的帮助。父亲每次到山艺都被熟悉他的教师员工包围着，嘘长问短，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我在山艺工作三十多年，没听见哪个认识父亲的人说他一个不字，都是赞美之词。在长清校区美术馆举办的艺专校友画展上，好多当年的学生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怀念老校长。
父亲一生没害过人，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无论是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还是遭受文革的迫害，都把生死荣辱放在一边，对待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工作中顾全大局，从不讨价还价，克服一切困难，全力以赴。忠贞正直、宽厚仁和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永远怀念我的父亲!
刘明2016年11月
（撰写本文时参考了李文祥、王永康、张渠诸先生所发表文章的内容，赵玉琢先生、王慧力女士提供了部分素材，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