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了俺俩的“命”
“七七事变”后，抗日烽火然遍全国，同时也烧到了新泰的羊流。在我的记忆里，1938年羊流这一片，共出了三伙抗日队伍，其中两伙是冒牌的抗日游击队，一个是赵家庄的和进步，号称“和团”，这一伙姓蒋，在天井峪被我们的八路军打垮了。他很顽固又跑到济南，最后去了台湾还当了大官。另一伙是贾庒的刘文贞，人称“刘团”。这一伙开始姓蒋后来姓汪。他大约是1943年间被日本人骗到羊流的赵家楼上用大洋刀砍死的。其部下在垮台的过程中，有的回家为民，有的是走上了正道，投了八路军。可地下党员王建青与单兆策组织的一伙，人虽不多，但意志坚定，都很积极的跟随两个三表哥。参加了真正为民除害的抗日队伍，加入了黎玉、洪涛领导的四支队。
我大哥郭玉普早年在沈阳工作，因与刘文贞是同学，1940年刘处处招兵买马也想起了他这个同学，就连续去信引诱，结果我大哥上钩了，在刘部干了不长时间就当上了三营营长，这时刘部又由姓蒋改姓汪，看来大哥还是不想当汉奸，所以他就称病脱开，去了泰安，时间不长，又干了蒋军的事。泰安解放后把他押回新泰公安局。这时我三表哥在莱芜驻防，我母亲就让我玉瑁哥（三表哥的内弟）去找他，让他救救这个不争气的大表哥。说也巧，也该着他免受牢狱之苦，给他改邪归正的机会，也是救他活命的机会。几天前表哥三八年的老战友亓象岑（时任中共泰山区委秘书长），让他物色几个能打入济南的人，表哥一想，表兄玉普不正是这块料吗？所以大笔一挥写了一封给新泰张种玉县长的信，玉瑁哥回来把信呈上，张县长一看即命公安局以“越狱”为名放人。按要求穿上大褂，打扮成一个买卖人的样子去了济南。大哥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敌工干部。此事当时羊流区里就只有田区长一人知道，但不敢让公开享受军人待遇。大哥到了济南不好开展工作，因为国民党也知道共产党的监狱能跑出几个犯人，所以让他回新泰后只让他当了个县大队的排长，他这个小范围更不好开展地下工作。但我民兵党员干部被还乡团抓去就要活埋时，他只要有机会，就想法营救。如今还健在的羊流梁家庄的和尚谋就是其中一个，还乡团垮台后他回到村里又接上了党的关系当了村支书。
当组织决定我为发展对象时，我很兴奋。组织上和我谈了话，又让我写了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我如实填写了。当组织上派人去原籍了解材料时，村里有的人不知什么原因，把我大哥被捕说成是判的“死缓”。这样一来，党组织要取消对我的发展。这时我听说后慌了手脚，我对党委提出了建议，请向南京的王建青发函调查了解事实真相，结果一星期后表哥的证明信来到了，信的大概内容是我军派郭玉普打入济南搞地下工作的经过。证明人王建青。另附说明王建青系军区政治部顾问，大印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有了这个证明，党委就把原来那个失真的材料作废了。以此为准。党委又和我谈了话，就这样按照程序我就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不正是表哥在政治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吗？
我当了半分钟的“部长”
1953年8月，我完小毕业，决定去泰安考初中，其实我心里有两个小算盘：一是听说三表哥已回到官桥，去泰安必经官桥，我正好去探望一下没见过面的表哥；二是上泰山看看五岳独尊的真面貌。至于考学的事，其实也知道没有多大希望。因为那年升初中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是建国后最难的一年。我到了三姨家，三姨指着我对三表哥说：“这是你四姨家的四表弟。”建青表哥非常热情，问了我父母的身体情况，又鼓励我说：“临阵磨枪很管用，这是考前的关键时刻。”他送出大门外，又嘱咐我：“考上考不上一定给我去信”。
我知道升初中连门也没有，就在刨花生的时候，我越干越不想干，脑子里又经常浮现起三表哥嘱咐我“考上考不上一定给我去信”的话。经再三思考和父母同意，不写信了，直接去南京，大约国庆节后，夜里12点到达南京，再坐三轮车到表哥的住处时，两个站岗的军人问明情况后将我介绍到警卫室。值班室里有个南方人，他讲话我不好懂，我的新泰方言他也不好懂。他反复说了两遍，登记我的名字又问三表哥的名字，他即向里边打电话，他放下电话说你找的人这里没有，我一听懵了，半夜里我怎么办？我又想他是不是搞错了，我说你找的这个部长什么名字？他说郭玉峰。我说同志你听错了，我找的是王建青部长。结果他又要了电话，放下电话后，他忙说：“你等一会儿，马上来接你。”此刻，我这个值班室里被任命的“部长”只当了半分钟就撤职了。这个院子很大，据说是国民党的政务院，从大门口到宿舍足有两公里，表哥接我回去吃饭，折腾到两点多。我住了十天，他要了专车，陪我游览了中山陵，又到了最繁华的新街口百货大楼，买了水果和茶叶。茶叶让我带回来给父母，水果给我吃。我要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新泰一中郭百原的，让我做旁听生。一封是给青岛市劳动局亓局长的，让我去青岛纺织厂工作。我回来时，羊流供销社招人，我已近二十岁，老师推荐，就就去了供销社。
警卫员要开枪
1955年秋，听说建青表哥回来了，我向领导请了假，前往官桥看望他，这次他和一个警卫员回来的。见面之后，他问了我父母和我大叔的健康情况，我随后到了堂屋里拜见了我三姨。吃了午饭，也没午休，他给我讲起了参加徂徕山起义前的一些情况，他讲起话来，嗓门洪亮，声如铜钟。我要走时，他对我讲：“我回南京前到你那里住一夜，但这事对任何人不能讲，以免给区里添麻烦。”我走到路上就想，有些人有个一官半职的就把自己吹上天去，而表哥从不谈论自己的赫赫战功，接待乡里亲朋都是问长问短，拉家常，对我这个无名小辈也是亲切相见。
我盼到第二天他没来，第三天他有意在傍晚时来到我的住处。我去饭店订菜，表哥把我按住了，随即让警卫员到饭店买了饭菜。饭后他又约我到沟西看望了我父母和他的岳父。
我住的院子据说是清代郭拔贡的房子，在大东门里东西街的西首路南。我当时任棉布保管员，这个院子就我一个人。东西屋是仓库，前房子是办公睡觉的地方。我们从沟西回来在屋里聊天，警卫员就坐在朝院子的门里边，突然间他轻快地两步跨到了大门里边的左侧，右手掏出了手枪，我估计是对门的老杨在外面，开门一看果真是他。当时这一幕是老杨轻手轻脚的在门口听我们说话造成的。这时已经十点多了，表哥语重心长的告诫说：“我干什么也一样，行行出状元，干经济工作一定要积极工作，认真负责。和钱物打交道要做到两袖清风……”
从此，我一直把表哥的嘱咐当做座右铭，所以没犯过错误，顺利的干到退休。1957年我还在羊流供销社，四个人干保管工作，其中两个斗人的，一个挨斗的，就只有我自己干正常业务。几个月每天得干到夜里12点，反右高潮时我一夜写了121张大字报，接着不合眼干白天的收发货工作。1960年我在新汶市副食品公司做对单位供应的业务员，那时各种票证不下二十种。这年中秋，国庆节只隔三天，物资又奇缺，当时刘维华副市长亲自坐镇指挥搞节日供应，他指示，“为体现党对工人的关怀，把节日物资要在离节三天内开始供应，以免不到节日就吃光了”这样可急坏了我，高峰的一天，天明开始到晚上十点对外营业，我自己开票收款，饿了随吃随干，结果卖了三万多元，一整袋子钱和三万多的支票。夜里结完帐一明天又开始第二天的战斗。 “文革”期间，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每天“斗”字当头，可我对此不感兴趣，更不会打人骂人，还是没忘了表哥对我关心的话——要认真干好工作。
回顾我干商业工作四十多年里，从营业员到经理书记，在工作认真负责上和钱物两袖清风上，对得起表哥的希望。
我与表哥最后一次见面是1987年他来新泰参加党史会，各地来的老领导都住在招待所，特殊照顾他住到条件较好的电缆厂招待所。一天下午下班后我去看望他，他说：“我到你家去吃弟妹包的豆腐白菜水饺，别的什么也别搞。”当天晚上，他由长子和儿媳陪着来的。（军区是让其子以秘书身份，儿媳是以医护身份来的）。吃了家乡的水饺后，司机在大门外等着，其儿媳在外屋等着。我们三人在里屋里谈话，大都听他讲。他越讲越动感情，主要讲他其夫人病故的前前后后，一直攀谈到12点多，怕影响他的身体，两个孩子也催他，这才回到了住处。
王建青的长子王洪武根据其母生前遗愿，将其母郭立前的骨灰带回官桥。市委为了对表哥的慰问和对二姐的敬意，安排在官桥召开郭立前悼念会。我们兄弟三人是娘家人，理所当然的带着花圈参加了悼念会。
1990年，三表哥因写回忆录，回到沟西一次，在我二哥郭玉贞的卫生室里座谈了半天。他对我母亲很崇敬，所以在卫生室里当场作诗一首，因字多写了两个条幅，内容就是称颂我母亲的。我还没来得及装裱，一天夜里发大水把卫生室泡塌了，这两个条幅也随水而去了，这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伤痛。
山东省开国少将共有22位，泰山周围只有王建青一人。在中央军委授予其少将军衔时，同时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更是珍贵。他是正兵团职，还是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真可谓辉煌一生。
建青表哥为人正直大公无私，可谓智勇双全，忠孝皆备。在他的影响及教育下，他的子女也很争气，一家人中有两个县级干部，两个大校，一个中将，将门出虎子，给新泰也增了光。
每当我想念建青表哥时，就看看他1955年给我的照片，读一遍他给写我的这首诗，再就是到青云山烈士陵园瞻仰他与二姐的墓碑。为表达对二位的敬意，每次去时我总是三鞠躬，再默默地，默默地肃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