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投身革命运动
1912年农历十月初五，父亲出生在江西兴国县龙沙区埠头乡垓上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家中的全部家产只有三小块荒山、五间破烂房子和部分残破家具。由于人多地少，地薄产低，加之收获的粮食一半要作为佃租交给地主，全家虽终年劳动，但所得甚少，几乎无法养家糊口。父亲共有两个兄弟，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男孩中他排行老二。因为下有弟妹，有好吃的要先给小的吃，他终年难得饱餐一顿；因为上有兄长，新衣、好衣要给老大穿，到不能穿时，才轮到他穿，以致到参加革命前，他从未穿过一件新衣服。父亲七八岁时，眼看村上许多富有家庭的孩子进私塾读书，便常常向父母请求上学，却因家贫不能如愿。12岁时，我的祖父母咬咬牙关，克服困难，总算让他进了村里的私塾，对此他非常高兴。但好景不长，父亲只念了半年书，终因家境贫困而回家务农。
父亲在少儿时代，同全国亿万贫雇农子女一样，在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榨下，受尽了贫穷的种种煎熬。这段辛酸苦辣的岁月，使他从小养成了勤俭刻苦、热爱劳动的习惯，无形中为他在尔后的革命征途中能吃大苦、耐大劳打下了一定基础。也正是这段苦难的岁月教育了父亲，使他开始对旧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产生了不满，使他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积极参加农会组织，投身革命运动。
父亲走上革命征途的启蒙源自北伐革命军。1927年11月，北伐革命军第二军经过父亲的家乡。中途休息时，部队的宣传队员便向当地百姓宣传北伐的意义，讲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列强的好处等，这使父亲朦胧地意识到只有参加革命才能摆脱苦难。1928年春的一个夜晚，父亲在听说村中青年结拜发誓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农会“劫富济贫”后，毅然决定冒着杀头的危险，秘密参加了农会组织。
1929年红军占领兴国县城后，父亲积极参与村苏维埃政权建设，并于1930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由于工作出色，他被选派出席了在福建汀州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次会上，他不仅亲眼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代表兴国县少先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不畏艰险取得辉煌战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父亲历任江西省兴国县龙沙区游击连支部书记，中共福建省泰宁县溪口区区委书记，泰宁县委组织部部长，闽赣军区独立十八团大队政委，闽西南军区独立八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等职，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闽赣边三年游击战争。在环境险恶的条件下，他意志坚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赤胆忠心。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北上抗日时，组织上决定父亲留下，在邓子恢、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坚持闽赣边区游击战争。那是一段白色恐怖的岁月，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父亲历经了千难万险乃至生死考验。在1935年的一次战斗中，父亲因被子弹击穿气管和动脉出血过多昏死过去。战友们以为他已经牺牲，20多天后，从福建永春山的一座破庙里传出了低沉而悲壮的《国际歌》声，樟平游击队正在为他们的政委钟国楚同志举行追悼大会。可谁知父亲凭借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在当地老乡的救护下，奇迹般地与死神擦肩而过，并在部队正在为他举办追悼会之际归队，亲眼见到了战友们悼念自己的场景。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政治处主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四团政委，第六师十六旅政委、旅长，苏浙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率部转战苏南一带，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陈毅、粟裕等同志的领导下，曾先后率部参加了金坛黄甲战斗，溧水里佳山、黄金山、漆桥等战斗，狠狠打击了日伪顽军的嚣张气焰。特别是1941年11月28日凌晨，日军步、骑、炮兵3000余人，分三路合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旅部和苏南党政机关驻地江苏省溧阳县塘马村。十六旅主要领导和270余名指战员，为掩护旅部及党政机关1000余人突破重围迅速转移而壮烈牺牲。在部队受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父亲被任命为十六旅政委、旅长。他积极做好部队思想稳定工作，不断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使十六旅重振雄威，为恢复横山地区抗日斗争局势，巩固茅山根据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历任华中野战军第六师十六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参谋长，六纵十八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六军副军长等职，率部参加了苏中、豫东、淮海、渡江、淞沪等重大战役战斗。特别是苏中七战七捷战役，父亲在粟裕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正确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率领部队参加了宣泰攻坚战、丁林战斗、分界阻击战、如黄路遭遇战等进攻战斗，共歼敌一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受到粟裕将军的高度评价，并与粟裕将军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战斗友谊。这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改善了南线战局，鼓舞了部队敢打必胜的信心。在淮海战役中，他执行上级指示坚决，指挥机智果断，率部参加了围歼黄百韬兵团、阻击李延年兵团北援的战斗，完成任务出色。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父亲转战南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保卫国防加强军队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任起义兵团第四十七军军事代表。1950年6月，父亲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后任二十三军军长。1952年8月，父亲奉命率部入朝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运筹帷幄，决胜战场，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发挥得极其出色，提出了“坚守防御、积极歼敌、巩固阵地”的指导原则，并付诸实践，给美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人民日报》曾登载《给艾森豪威尔上台的一棍》的署名文章，庆贺二十三军在丁字山战斗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1956年11月，父亲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参谋长，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父亲历任第二十七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政委、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兼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南京军区顾问等职。
在和平建设年代，父亲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保卫国防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贡献。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将军下连当兵，和士兵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摸爬滚打训练在一起。一个夏夜，父亲因嫌热，将盖被掀到床里侧，谁知值班回来的战士看他没盖被子，立马帮他盖上了被子。父亲热醒后又掀开被子。战士们两小时一班，被子也两小时一盖，父亲虽整宿也没能睡安稳，但心里却为和士兵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高兴。下连当兵期间，《解放日报》和《人民前线》的记者采访报道了他，南京军区还为他记了三等功。父亲长期在领导岗位任职，他努力学习，忘我工作，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维护军政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政治立场坚定，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积极平反冤假错案，为部队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做了大量工作。记得那段时间父亲经常在家中接待来自农村和基层的那些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过贡献，但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同志。父亲为帮助他们平反，四处奔走呼号，倾注了大量心血，许多人因此而非常感激他，常来看望他，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以后仍在怀念着他。离职休养后，父亲仍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部队建设，始终保持革命晚节。父亲曾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父亲的一生是为党为国家戎马倥偬的一生，是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生活简朴，为官清廉。他一贯严格要求子女，经常教导我们在工作上要自立自强，在生活上要勤劳节俭，在为人处事上要谦逊低调，要和工农打成一片，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他一生为党、为国家、为军队、为江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却从不计名利，不图回报，即便是离休之后，他仍不顾体弱多病，背着氧气袋，不辞辛苦地奔走在自己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为撰写当地的党史、军史继续发挥着光与热。
1996年4月30日清晨6时46分，父亲因突发脏器功能衰竭骤然离世。这一天我们失去了慈祥可敬的爸爸，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无比忠诚的战士，所有熟悉并尊敬他的人们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挚友。父亲的革命业绩与山河共存，父亲的高尚品格与日月同辉，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激励我们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努力奋斗。愿父亲的革命精神，在所有怀念和爱戴着他的人们心中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