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省政府下达了成立河南建筑学院的通知，任命徐国通为院长，梁振英、于恩华、刘明德为副院长。这一年，从全国的大形势讲，经过了我一生的第三次大的震动，即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是我敬仰的老领导，周小舟在此之前，在我的头脑中并不深刻。只是在这次批判中方知道他是党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书记。从主观上讲，我个人被当成右倾分子，经受了批判，与彭、黄、张、周和河南省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邵文杰和彭笑千连结起来了。形势是那样的不可思议，我年初被提拔为大学校长（当然心情愉快），下半年（九月）就受到批判，当然感到悲伤。总起来说，上半年学校把主要精神集中在为本科的师资、干部调配、招生和教材、仪器设备的准备上，全校师生员工都是精神欢快，工作积极的。
八月底九月初，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省、地（市）、县），高等学校的书记、校长参加。建筑学校由刘明德（总支书记、政治副校长）和我参加。驻郑州市的大专院校编为一个组，组长是郑大党委书记王子光同志，副组长是郑州师院党委书记张延积同志。驻其他地市的大专院校编为一个组。
我是驻郑州大专院校第一个受批判的人，批判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试验田”和“反对大办钢铁”。
“反对试验田”的根据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于1959年春，到许昌北郊尚集公社检查师院师生在该公社进行公社规划的情况时发生的问题（建筑学院是奉省里的指示去进行此项工作的）。在检查了师生员工的工作和生活之余，我参观了公社的一些设施和环境，公社党委书记专门找我谈话征求对公社工作有什么意见，我直言不讳地说：“我看敬老院、托儿所办得很好，关于公社的建筑规划设想也不错。有两点意见供参考，一是我看到小麦试验田的牌子上写的亩产小麦100万斤，这是不可能的，3万5万也是了不起的（当时我明知3、5万斤也不可能），应该把牌子换下来改一改。第二件事，我当时说：“尚集镇周围水池很多应该养鱼，这样可以增加收入。”公社党委书记听了后，连连表示赞成，说：“徐院长的意见很好，我诚恳的接受”。我又强调了一句“仅供参考”。
“反对大办钢铁”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在1958年，市委文教部召开驻市大专院校领导人会议，学习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其中一条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四五八”。就是在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达到亩产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亩产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亩产800斤。我在发言中除拥护六条外，节外生枝提出了一个意见，说“市里每天给我们学校30吨铁，却必须交50吨钢，30吨铁怎么能炼出50吨钢呢？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发言刚结束，机电专科学院党委书记×××马上批驳我说：“我认为只要设备俱全就能炼出来”。我又反驳了一句：“若是鞍山钢铁公司，慢说50吨，500吨也不行。”主持会议的市委文教部副部长把话题引开了，讨论其它问题。
省三级会议在河南饭店召开（作报告时在省委礼堂），会议开始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彭、黄、张、周，比较集中地批判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总的精神是批判“少、慢、差、费”的右倾机会主义。接着学习了印发的毛主席致张闻天同志的一封信，信中引用了一首小令“……热时节热在蒸笼坐，冷时节冷的牙关错，……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以此教诲张闻天同志。
批判彭、黄、张、周告一段落后，大会宣布休会一天半。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天半后召开大会，省委书记吴芝圃作报告，大意是：“省委内部发生了分歧，邵文杰、彭笑千（都是副省长）反对多快好省，主张少、慢、差、费，我们多数人认为今年全省的粮食产量能达到420亿斤，而邵、彭主张只能有290亿斤（实际情况200亿斤也难达到），他们是爬行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应该批判。”除此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内容，我记不清了。大会以后集中对邵、彭等进行批判，批判了若干天后，又召集大会，宣布对邵、彭的批判告一段落，下一步是深挖和批判各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这时多数与会人员顿时紧张起来，从饭桌上能看出来，每顿的饭、菜都剩的很多，吃不进去了！我个人就是吃不进饭，睡不好觉。正在这时，梁振英副院长到河南饭店把我和刘明德同志叫出来说：“市委派人到学校了解老徐的情况，一是反对试验田、叫人家拔牌子，一是反对大办钢铁，你要做点准备。”我听了后非常紧张，简直是食不能进，夜不能寝。
小组会开始了，组长王子光（郑州大学党委书记书记），副组长张延积（郑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先后讲话，说：“根据揭发材料，建筑学院院长徐国通有反对农业试验区和反对大办钢铁的错误，应进行检查，还要自觉的深挖其它问题”。我听后震动很大，简直是晴天霹雳！“反对试验田”，我知道是指许昌郊区尚集公社的那回事，而“反对大办钢铁”，我猜想是在市委文教部曾说过的话，另外我还说过“好久没吃过白豆腐了”（当时的豆腐都是豆饼做的）。晚饭后，我首先去找王子光同志，说明我在尚集公社曾提出不同意一亩小麦100万斤的建议，在郑州市召集的座谈会上我所提的三十吨铁炼五十吨钢不可能并不错呀，这怎能检查呢？王子光同志和蔼地说：“你认为怎样检查合适，就怎样检查”。
告别了王子光同志后，我就去找副组长张延积同志，把我对王子光同志所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张延积同志态度非常严肃地说：“你必须深刻认识和检查你的右倾，检查对试验田和大办钢铁的态度……。”回到宿舍后，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得出的结论是：“即要检查又不能说假话，一个共产党员说假话是可耻的”。怎样把检查和不说假话协调起来呢？最后我想了几句话：“虽然一亩地打不了100万斤小麦，但在大搞试验田的高潮中，我提议换掉亩产100万斤的牌子，影响了尚集公社搞试验田的积极性。虽然三十吨铁炼不出五十吨钢，但在大办钢铁中，我提出这种意见影响大办钢铁的积极性。为此，我作深刻的检查，并向尚集公社党委书记和机电学院党委书记道歉”。定了这个调子后，第二天晚饭后，我约刘明德同志谈心。两人在紫荆山公园边走边谈，我把我的检查态度和内容谈了，征求他的意见，他表示同意，并对我说：“我看到了定性质类别的名单，你排在第三类”。第三类，就是指右倾严重的人。第一类是积极分子，第二类是中间派。刘明德同志还批评我说：“你就是嘴随便说。”我对应了一句：“不在嘴而在脑子”。我当时曾猜想过，到底是谁揭发了我的问题呢？关于“大办钢铁”问题是在会议上公开讲的，无疑是市委或参加会议的兄弟院校负责人揭发的。至于“试验田”的问题，在学校我只对刘明德和梁振英、于恩华三位副院长讲过，另外对市委文教部副部长吕寿同志讲过。因此，我所猜想的揭发人也包括刘明德同志。（此事在1986年吕寿同志对我说，是他向市委提供的情况，当时他以为不是问题，当成一个笑话说了出来。不料市委却当真起来，将我列为了批判对象，就此事，我对吕寿同志无任何怨恨。）
